公元1367年，朱元璋搞定了張士誠，并把當時的平江路改為了蘇州府。
因為元末的戰亂，加上張士誠的橫征暴斂，當時的蘇州已經變得殘破不堪，但是随着第二年朱元璋稱帝南京，蘇州的人氣就開始開始慢慢聚攏。
一個地方要想在古代獲得發展，一一般要具備兩條要素。
第一是人。
“人口紅利”這個詞相信大家都聽過，不過在部分人的印象裡，“人口紅利”可能隻是指人口多，勞動力就多勞動力多生産成本就低。
其實這隻是“人口紅利”的一小方面，它真正的厲害的地方，是人口多了之後，會孕育出各式各樣的人才，而人才才是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當時明朝的首都就在蘇州府，政治中心的引人能力相信不用多說大家也能了解。
據一份明崇祯年間的文字記載，當時在蘇州往來的人，已經“日不下億萬衆” 。明初的數字雖然比這個肯定會低，但是作為南京所在地，這裡的人口又怎麼可能少的了。
另一個發展要素是交通。
據當地的縣志等文獻記載，明朝時期，蘇州的道路街道有數百條，而這些道路街道幾乎都是依河而建，當時的橋梁也不下座，也就是說蘇州是個典型的“水上城市”。
衆所周知，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最經濟的運輸就是水路，因為它原則上不需要日常建設和維護，而且順風順水的情況下更是事半功倍，是以古往今來，自己水網密布，且和外界又沒有阻斷的地方，鮮有發展不起來的。
是以這兩種要素都具備的蘇州，在當時的發展得很快。蘇州在明代，不僅僅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即使朱棣遷都之後，蘇州的政治地位依然很高），還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手工業重鎮、商業中心、紡織業中心......為了便于了解，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的上海。
今天的上海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什麼樣，當時的蘇州在當時人的眼裡就是什麼樣。大量流動的人口，繁榮的經濟，便捷的交通，也讓這裡成為了“時尚之都”。衣、食、住、行，蘇州是當時當之無愧的标杆。
據有心人統計，甲天下的蘇州園林，大約有二百多座，而其中的四分之三都修建于明代，園林這種非富貴人家所難以修成的東西，蘇州都有這麼多，其它的就可想而知。是以當時的蘇州這個“時尚之都”，就成了大家在吃穿住行上學習的榜樣，于是“蘇州樣”這個叫法也慢慢傳開。
不過蘇州雖然綜合實力很強，但是它也不是全能的，據明代的《五雜俎》記載，江南等地請工匠做工時，如果聽到對方說的是粵語，那麼就會主動給工匠增加工資。
這是為什麼呢？
答案是，當時廣州地區的工匠全國有名，素有“廣州匠”之稱。
那麼廣州為何會盛産工匠呢？
雖然蘇州河廣州都曾被朱元璋收複，但是兩者的命運不太一樣，蘇州完全是朱元璋應答下來的，而廣州不是，當年朱元璋的兵峰到了廣州附近之後，沒人敢跟明軍硬剛，而是“望風而降”，是以朱元璋接受的廣州，是一個沒有經過戰火摧殘的廣州。
熟悉曆史的朋友都知道，廣州從唐朝開始，就成了我國重要的出口貿易城市，宋、元基本延續了唐朝的老路，等到朱元璋建國以後，雖然經過了短時間的“禁海”，但廣州的外貿生意并沒有受太大的影響。
明朝的對外貿易，先是通過“朝貢”的方式，變相地進行官方買賣，到了永樂時期，官方隻把一些比較重要的貨物卡在手裡，一般的貨物，已經允許民間購買，但是的貿易就已經“往來不絕”，這種情況發展到了後來，基本不再設限，允許百姓随意和外國人進行友好的商務交流。
因為有了強力的供求關系，是以廣州的商業就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當地人除了忙于經商之外，還湧現出了很多的手工業達人，也就是後世所說的“匠人”。
這些“匠人”出現的原因，除了因為需求的增加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據記載，當時外國進口的很多東西，在大明都能賣得上的價，而聰明的廣州居民，則從中挖掘一些可以自己仿制加工的東西，比如當時有名的“天鵝絨”等特殊布料，當地人在采買的過程中發現這些東西值錢之後，就開始自己仿制，因為當時的手工業品，其實技術壁壘不高，是以有一些很容易就仿制了。
而在仿制的過程當中，這些手工業者，又從中吸收了一些相對先進的技法和理念，然後把它們轉化成自己的特色，最終就形成了有獨特風格的東西，除了布料之外，其它的一些手工品也有類似的例子。
因為廣州的“匠人”，善于觀察，善于“中西合璧”，善于“總結創造”，最終前來購貨的外國人發出了由衷的感歎——完美技藝，巧奪天工！
除了金錢的刺激之外，當時的社會環境，也對“廣州匠”提供了發展的動力，據記載，“廣州匠”因為有一技之長，赢得了廣泛的社會尊重，他們不光出沒于工廠作坊，還是各階層的座上賓，就連清貴的讀書人，也對他們非常尊重，甚至還有人對名望高的“廣州匠”恭敬的執弟子禮......
如果說“蘇州樣”反映了明朝曾經的輝煌，那麼“廣州匠”的則是告訴我們，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