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延陀汗國滅亡前後，審視回纥部落統治中心的變遷。
貞觀二年四月，薛延陀、回纥等部落叛突厥，吉利遣其子突利讨伐之，敗還。十一月，突厥北方民族叛亂疊起，多歸附薛延陀，并推舉薛延陀俟斤夷男為可汗，唐朝冊封其為真珠毗伽可汗，建牙于于都斤山下。
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羅、仆固、霫等諸部落皆附屬，薛延陀汗國建立。
641年的諾真水之戰後，薛延陀與唐朝的關系逐漸緊張起來。貞觀十九年，薛延陀可汗夷男死，嫡子拔灼殺統領東方的庶子曳莽，自立為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彌可汗，根據《資治通鑒》記載：“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統西方。”指的是拔灼為小可汗時的情況。而拔灼自立為多彌可汗後殘兇霸道，多殺族内貴族老臣，并屢次向唐朝進軍，最終引發一系列動亂。
是以可以确定，在薛延陀國内橫生變故後，同在漠北的回纥諸部落不可能無動于衷，對于薛延陀内部的動亂，回纥的反應應當比唐朝更加迅速。多彌可汗對于薛延陀内部的統治已經埋下了不安的因素，而回纥向薛延陀出兵又加速了汗國的滅亡。
薛延陀部落在多彌可汗被殺後曾遣使言願保郁督軍山，又有記載部落衆人五六萬奔逃竄向郁督軍山的西山脈處。因李勳滅薛延陀時正是在郁督軍山下，是以咄摩支時期的薛延陀部落的确是退保郁督軍山處，那麼也就意味着原先薛延陀的舊地會被其他部落悉數瓜分。
“回纥酋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
正是說明此時的回纥在吐迷度的帶領之下，兼并了薛延陀的舊地，也就意味着，回纥的領地從菩薩時期已經“樹牙”的土拉河一帶，開始向“薛延陀舊地”擴張。那麼所謂的“薛延陀舊地”包含了哪些地區，還需要看薛延陀汗國的曆史。
多彌可汗被殺、汗國滅亡之後，薛延陀上書唐朝請求“居欝督軍山之北”。也就是說，薛延陀部落前期的統治中心在距離京師六千裡的于都斤山脈處；後來夷男向東遷移牙帳，核心領域在都尉鍵山北與土拉河之南；而唐朝恐薛延陀一家獨大，是以分夷男兩子分别統轄汗國的東方和西方；咄摩支時期，薛延陀部落潰敗西逃至于都斤山，退保此處進行統治。
縱觀這一時期，薛延陀汗國的勢力範圍主要分布在以土拉河南岸大牙為中心、包括于都斤山距離長安六千裡的舊牙在内的蒙古高原西南部。
按照漢文史料中回纥部落的分布是在薛延陀以北，可以确定回纥的主要勢力分布在漠北北方。由于回纥部落在菩薩時期樹牙土拉河，可以判斷這時的回纥中心應該在土拉河下遊一帶。
薛延陀汗國陷入動蕩後，回纥的勢力自北向南、自東向西占領其舊地，同時唐朝也派出軍隊進軍漠北。多彌可汗在汗國大亂之時逃向阿史那時健部落，阿史那時健部落則作為薛延陀汗國的一部分接納了投奔來的多彌可汗，然而很快多彌可汗就被回纥所殺，其餘衆退保于都斤山，擁戴咄摩支為薛延陀可汗。而唐朝假借撫慰之由向漠北進軍，咄摩支也陽奉陰違準備拒戰，最終于于都斤山下被李勣打敗。
戰敗後薛延陀國滅，咄摩支則南竄于荒谷，聽說蕭嗣業在回纥，于是入回纥請降，拜右武衛将軍，賜田宅，而阿史那時健等薛延陀剩餘部落也被安置于祁連州。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在薛延陀汗國末期漠北動蕩之時，唐朝派出了兩路軍隊：
一路以李勣、崔敦禮為主，負責于都斤山的薛延陀殘部事務；
一路以通事舍人蕭嗣業為主，負責回纥部落的事務。
這時的薛延陀已經被逼退回于都斤山，山以東的地盤被回纥所占領，而“咄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纥，身詣嗣業丐降”，咄摩支“南竄于荒谷”之後便身詣嗣業，證明此時的蕭嗣業位置距離咄摩支不遠。又因為蕭嗣業身在回纥，則回纥的位置此時距離薛延陀也已經非常之近，而這也間接證明了在薛延陀汗國滅亡後的646年，回纥的勢力其實已經越過了土拉河，逼近于都斤山腳下，靠近了退保于都斤山的薛延陀殘部。
是以我認為，《九姓回鹘可汗碑》中記載“第一回纥汗國”時期，回纥部落有過建都鄂爾渾河的行為，這正是對應着薛延陀汗國滅亡後回纥勢力向鄂爾渾河發展的過程。
薛延陀汗國滅亡後，647年唐朝開始在漠北營建羁縻體系。這一時期，統管漠北事務的是燕然都護府，而其治所單于台卻位于漠南，證明這時唐朝的羁縻體制還并不完善，對于漠北各部族是一種松散的遙領狀态，很大程度上靠着戰後和平時期的慣性和唐朝逐漸上升的綜合國力維系這一關系。而各個羁縻府州的具體位置應該如何對應如今的地點，網上仍有極大的争議。
以回纥為讨論中心，多數人認為回纥部落所設的瀚海府在如今杭愛山脈東麓、鄂爾渾河上遊的西岸，即大緻等同于後來漠北鄂爾渾河回纥汗國時期的回纥牙帳，靠近哈拉和林城；另一部分人認為羁縻時期的回纥瀚海府在色楞格河流域。最近有另一些人提出新觀點，認為受到唐朝的控制，原本占領了薛延陀舊地的回纥被驅趕回了土拉河，其勢力依舊被局限在原來牙帳的地點，回纥瀚海府應當在鄂爾渾河與土拉河交彙處的土拉河東岸。
薛延陀殘部越過色楞格河後，主要目标是瀚海、金微、幽陵三都督府，也就是回纥、仆固、拔野古三部落的駐地，既然薛延陀殘部已經越過色楞格河而來，那麼此時的回纥部落不應該在色楞格河一帶，而應該在色楞格河更加偏南的地區，也就是土拉河或者鄂爾渾河地區。
龍朔元年漠北鐵勒諸部動亂，鄭仁泰在鐵勒道行軍後，“比粟毒敗走，因以鐵勒本部為天山縣”。這一時期的鐵勒本部毫無疑問是指強大的回纥部落，而天山位于漠北，正是當初菩薩追擊突厥的地方。又有龍朔二年三月庚寅，鄭仁泰及鐵勒戰于天山的記錄，這一時期唐朝參與漠北事務的地點一直圍繞着鄂爾渾河畔展開，證明此時的回纥遊離在鄂爾渾河、漠北天山一帶。
另外有人提出“參天可汗道”裡程數的質疑，認為将68個驿站與30裡相乘，得出的2000裡與史料上記載的1500裡有偏差，是以認定回纥部落的勢力并未到達鄂爾渾河。
但需要注意的是，唐六典中的确提出了唐朝以三十裡建一個驿站，但緊随其後的是“若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不必三十裡”。也就是說，唐朝驿站的建立是極其靈活的，以《蠻書》舉例，其中記載唐朝在南诏地區修建的一條道路上驿站十九，但公裡數卻達到了1096裡。
而且考慮到參天可汗道的主要目的是加強漠北各個部落和唐朝之間的密切聯系，所謂的“參天可汗道”不一定就是一條路，可能還包含着抵達各個部落地點的分支路線。是一個連接配接不同部落的、将漠北地區籠罩在唐朝驿站體系之下交通網絡，驿站排列也絕非一條線走到底，同時考慮到不能絕對的定死各個驿站之間的距離，簡單的将68個驿站與30裡的路程數相乘以計算參天可汗道的長度是不合适的。
其實探究史料，可以發現回纥的行動軌迹是一個動态變化的過程，很容易受到局勢的影響。尤其對于這一時期還未形成半遊牧半定居的回纥來說，不應該将其鎖定在一處加以讨論。647年唐朝在漠北展開羁縻府州建制以來，回纥部落的中心一直在鄂爾渾河畔、漠北天山地區，随着唐平漠北之戰的爆發，回纥的統治中心才發生了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