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評｜史景遷逝世：他在西方書寫中國、了解中國

當地時間12月26日晚，美國漢學家史景遷去世，享年85歲。

史景遷本名喬納森·斯賓塞，出生于英國，先後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是美國當代著名的中國史研究專家、漢學家，以研究明清史見長。

2010年，史景遷被美國聯邦政府授予美國人文學界最高榮譽“傑斐遜講席”。有評論者認為，在西方世界，史景遷“是我們這個時代擁有最廣泛讀者群的中國曆史學者”“提升了西方對于中國曆史與文化的了解”。能将曆史著作寫成暢銷書的他，也堪稱中國讀者最為熟悉的漢學家。

在耶魯大學深造期間，史景遷開始對中國曆史産生濃厚興趣，開始師從芮瑪麗教授攻讀中國近現代史。也是在此期間，史學前輩房兆楹為他取“史景遷”之名，寓意“學史者當景仰司馬遷”。

1965年，史景遷獲得耶魯曆史學博士學位，其畢業論文便是後來衍生為暢銷著作的《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

史景遷的著作之是以暢銷，是因為獨特的視角和“講故事”的寫作手法。但這種在某些中國正統學者看來“劍走偏鋒”的路子，并不影響其史學精神的嚴謹性。

一些人對史學家有偏見般的思維定式，認為必須像老夫子那般皓首窮經，以畢生之力專注于某個曆史事件，方可稱專家，又或者要高屋建瓴，提出一套理論架構，才算得上權威。但這樣的觀點顯然是将史學置于狹隘的專業立場之下，忽視曆史學本身的人文精神。

相反，與其名字所緻敬的司馬遷一樣，史景遷遵循着《史記》的精神，某種意義上同樣緻力于“究天人之際”。隻不過，這裡的“天”并非指命運，而是曆史背後的脈絡與規律。同時，作為後來者的史景遷，也躲開了司馬遷的時代桎梏，并不贊同《史記》的道德史學傾向，避免以道德批判的方式書寫曆史。

從《曹寅與康熙》開始，史景遷就形成了自己的史學書寫路子。表面上來看，他寫的是人，甚至行文極似小說，但背後卻是海量檔案史料，還有對大社會的研究。他寫康熙的統治之術，勾勒其内心世界；到了《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内心世界》一書，更是以第一人稱的叙事手法，展現一個皇帝的喜怒哀樂，進而呈現當時中國的全貌。

從康熙到經曆國破家亡之痛的張岱，從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窦到前往異國的天主教徒胡若望，再到普通農婦王氏，史景遷筆下的一個個生命，就這樣化作中國曆史的面相。枯燥的曆史，也是以轉化為生動的故事。

史景遷所做的這一切，不僅讓西方世界多了一個了解中國的視窗，也以他對中國的了解，為中國讀者提供了審視自身的機會。他曾說過，自己的寫作目的僅僅是為了激發讀者了解中國的興趣，這個定位看似很低，充滿謙遜之意，但實際上卻很高。

更重要的是，史景遷從未以西方中心論的視角看待中國曆史，而是認為所有文化都應該從它本身的特殊性去了解。從這一點來說，這個宛若孩子玩積木一般，将散落在曆史深處的圖景連接配接并搭建的曆史學者，有着一顆兼具純真與堅定的赤子之心。

史景遷走了，他嚴謹的治學方法、獨特曆史寫作仍将在學界和讀者中産生久久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