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老師走了。朋友圈裡一片歎惋與懷念，激流洶湧，認識的，不認識的，知名的，不知名的。趕到燕園見最後一面，他已躺在鮮花叢中，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樣智慧地談笑了。
不敢說對漢元老師了解多深，更不敢謬托知己，我隻是有幸親炙教誨、蒙受恩澤的無數年輕人之一。最早的相見不能說認識，他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談，我在台下洗耳恭聽。當時唯一感到新奇的是，這位大人物怎麼不說大話？大人物不都該說大話嗎？慷慨激昂，義正辭嚴，屹立于永遠正确的道德高地，須仰視才見，噴發着排山倒海的形容詞。但陳漢元不屬于這樣的大人物。
1999年，我應邀參與中國視協紀錄片學術委員會評獎。那時評獎還不像現在這樣陣勢宏大、名目繁多，評委真的關起門一部一部認真看片，業界學界對獎項也看得很重。《舟舟的世界》就在這次評獎中脫穎而出，獲得大獎。有的學者對以陳漢元為首、張同道為尾的評委會不大滿意，聲稱好不容易開創的紀實美學大好局面被破壞了。在這次評獎中，我領略了漢元老師的風采。當時，紀實美學如日中天，甚至唯我獨尊，但他不以潮流論優劣，堅持好片就得好看，深刻。一天晚飯後，他主動跟我聊天，說說行業趣聞。期間，我拿一些逸聞掌故向他求證，他一本正經地說，是的。他做專題部主任時，攝制組報帳都會有一些公共汽車票——那時出差隻能乘公共汽車，他一邊簽字，一邊對來人說：“下次撿點幹淨的！”說話時頭也不擡。貧困年代有些人想彌補一些差旅之苦，便撿些乘客丢下的汽車票報帳，往往還沾了泥土。
漢元老師的寬厚與平易縱容了我的貪欲。此後，我時不時向他請求一些智慧援助，記憶中他從沒說過不。2009年，我帶領團隊完成的《真實的風景——世界紀錄電影導演研究》将要出版，請他寫序，他一口答應，稱這些紀錄片大師“真正獨辟了蹊徑，是他們真正闖出了新路，而且不惜一切代價，就像鬥牛場上的那隻背上插着刀劍、流着鮮紅熱血的牛。”他寫序并不需要我提供草稿，而是“停下來好好地想想再想想，有時還要翻回去，比較比較，琢磨琢磨，并且做點記錄，寫一兩句心得。”也是那年，我的第一部紀錄電影《小人國》上映，他給予鼓勵，稱“我們看到了真的童心、童趣、童真，而且覺得我們有這樣的一批後代，絕對不怕向美國、俄羅斯、法國學習，很可能有一天他們要向我們學習，看了這部片子我是充滿信心。”2010年，我們團隊釋出了中國第一部紀錄片藍皮書，漢元老師親自到場，稱這部藍皮書“是一份良心報告、放心報告、管用的報告，是一次面向中國紀錄片實踐的具有國際化視野的思考。”
那些年代，在各種以紀錄之名召開的會議上我常常看見漢元老師。不管會議主題是什麼、在哪開，沒有被時間粉碎的印象永遠是他智慧的發言，無數審美疲勞的會議講話中少見的真話、趣話。我總是好奇，他那并不肥碩的頭顱裡怎麼存放着那麼密集的智慧？或許這就是他在《話說運河》寫到的一撇一捺：長城是陽剛、雄健的一撇，運河是陰柔、深沉的一捺，這就是人類的人，中國人的人。尊重人，說人話，辦人事，這是我了解的陳漢元與多數大人物截然不同之處。從人出發，搖動生花妙筆，陳漢元策劃、創作了紀錄片《收租院》《下課以後》《話說長江》《話說運河》《雕塑家劉煥章》《河殇》、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甚至歌詞、廣告詞，橫跨電視諸多門類，馳騁30餘年，留下一個無法覆寫的長長身影。
漢元老師走了，一個充滿傳奇與夢想的電視時代也謝幕了。
試問蓋世英雄，誰能倒轉時間的車輪？西風殘照，漢家陵阙。我的記憶中，漢元老師的衰老最早顯現于上海的一次會議，衆人真誠的掌聲過後，他開始發言。那天，他說得較長，有些話明顯重複，結尾變得急促，突然停住，像個急刹車。聽衆的鼓掌同樣熱烈，但他的表情有些勉強。果然，晚上十點過，張以慶打來電話：漢元在房間裡，非常痛苦，今天發言沒講好。我發短信，問房号，他沒回。時間進入子夜，我不便再問。第二天我才知道，以慶不會發短信，他在漢元老師房間待到夜深。
2013年10月，最後一次去漢元老師家裡拜訪，拍攝《電影眼看中國》。他已被查出帕金森病，行動不便，瘦弱的老伴将他從椅子上背起，攙到客廳，小心翼翼扶上沙發，但他精神依然矍铄，談笑風生，一如往常。為這次采訪，他做了精心準備，書桌上擺滿了《話說長江》解說詞原稿、記載靈感的小紙片。
年邁的漢元老師身體每況愈下，唯一的女兒移民海外，他終于住進昌平燕園養老院。不久，老伴走了，剩他孤身一人，在回憶與寂寞中看日出日落，四季輪回。偶有學生故舊來訪，聊聊往事，說說新聞，他會興奮一陣。一次臨近中午，陳大立和我準備告辭，他堅持請我們一塊去餐廳吃飯，體驗一下五星級待遇，又聊了許久才依依惜别。
曾經叱咤風雲30餘年的一代才子廉頗老矣。
策劃《電影眼看中國》時，我有個不切實際的想法，如果漢元老師重拍《收租院》會是什麼樣子，但他的身體已經不允許這樣的奢想。這次才看見他在采訪中談到《收租院》，“如果劉文彩在天之靈聽見我今天說這件事，我就隻能說向他表示歉意。”這句話将我對他的尊重垂直提升一百米。
這就是本色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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