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蘇聯曆史上有着濃墨重彩的一筆，從某個角度來看，這套改革将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從早夭的悲慘命運中解救了出來。作為那段曆史中最常被人們提及的名詞之一，它的内容想必不用在此過多贅述。鮮為人知的是，新經濟政策其實并非蘇維埃高層從容而自發的改變，相反，當它被締造出來時，相當一部分高層上司甚至高呼“俄國要完蛋”；除此之外，列甯始終把它視為萬般無奈下的“退讓”，甚至還一度希望發起“反攻”。
随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人生産出來的物質資料往往會超過日常所需，多出來的東西就會被用來交換，互通有無；要買三斤米還得拎着兩個西瓜，這樣的“等價交換”未免太麻煩，于是人們創造了“一般等價物”這個概念，後來又形成了貨币，市場便是在這個基礎上一步步形成的。當然了，市場很複雜，這樣三兩句話是無法确切概括的，但市場發展到今天，我們似乎早已無法想象沒有錢的世界會咋樣。然而在蘇維埃政權早期的那批上司者眼裡，市場和鈔票都是罪惡的，因為它們時資本家“剝削”的工具。
列甯笃信，人類社會發展到最終階段，市場會消失，貨币也會消失；而在十月革命剛剛結束那會兒，俄國社會财富貧乏，百姓一窮二白，僅有财富中的大部分都堆在沙皇的皇宮裡，為啥不趁這個機會三步并兩步，一舉建構出無産階級革命理想中的“大同社會”呢？最初實施糧食征收制，蘇維埃高層的主要目的是從農民手中收取足夠用來支撐内戰的物資，但列甯顯然還對其寄托了更高深的期望。他曾于1920年9月回答代表的提問中表示：“要使每個農民家庭連一普特餘糧都不剩。”
列甯希望看到政府把所有的物資都集中起來，用來恢複國家工業，建立完備而強大的産業體系；國家強大之後，群眾自然會得到應有的生活資料。許多文章是以指責列甯在搞“壓榨”，這樣的觀點未免太斷章取義，但無法否認的是，蘇維埃高層這會兒的做法實在是太天真。試想，先讓百姓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再對他們許下諸如“若幹年後國家富起來，絕對不會虧待你們”這樣的承諾，正常人誰會聽這套？更何況比起沙皇政權，一來蘇維埃政權陌生得多；二來後者收糧食時的态度也不比前任好到哪去，農民甚至私下裡将負責收糧的從業人員罵作“騎馬的匪徒”。
在最初幾年裡，當局察覺到了征收糧食時遇到的巨大阻力，但列甯相信，這些不過是國家建設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小挫折而已，直到愈發頻繁的農民起義爆發。值得一提的是，糧食征收制似乎并非蘇維埃政權的臨時起意，因為早在1917年9月，列甯便在《布爾什維克是否能保護政權》一文中提到：“糧食壟斷、面包配給和普遍義務勞動制，這是當下最強有力的手段。”是以，當農民不願将糧食拱手送人時，高層的對策也堅決果斷，這難免不引起民憤。根據官方記載，從1918年中旬開始，有少數“盜匪”結夥作亂；到了1920年底，“盜匪”現象蔓延到了西伯利亞、坦波夫、沃羅涅日和伏爾加河中遊。次年，盜匪之亂已經滲透到了烏克蘭甚至中亞一帶，很顯然，它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嚴重威脅。
所謂的“盜匪”便是不滿于糧食被強行剝奪的農民，起初，列甯和同志們對盜匪還不以為意，認為他們隻不過是受了舊俄勢力的挑唆而鬧事而已，是無産階級政權的敵人，應當堅決剿滅；直到兩件事接連發生，列甯深受震撼，他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決策。
1920年，坦波夫省出現了一夥被當局稱為“安東諾夫匪幫”的勢力，與其他農民起義不同的是，這夥人有組織有紀律，甚至還頒布了屬于他們的綱領，打出“打倒糧食征收制！自由貿易萬歲！”的口号。安東諾夫一呼百應，他的部隊也瘋狂膨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安東諾夫軍隊也設有政委，幾乎跟蘇軍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據官方資料記載，“安東諾夫匪幫”一度達到5萬人，實際上，坦波夫省幾乎所有的成年男性均有參與。
1921年3月，被蘇俄高層稱為“十月革命的榮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發起起義。官兵們在雅科爾廣場召開集會，公開聲稱支援蘇維埃政權并反對官僚主義，希望能給不同意見者一個公正的機會。在諸多與會者中，相當一部分還是蘇軍戰士和布爾什維克黨員。然而，岌岌可危的局勢沒能讓列甯等人守住耐心，圖哈切夫斯基奉命親自鎮壓了安東諾夫匪幫和喀琅施塔得起義，雖然局勢得到了一定的安穩，但列甯卻由此深受震撼。
1921年3月15日，列甯發表講話：“我們首先要弄清一個問題，那便是勞工階級應當如何對待農民。”列甯意識到，勞工階級并不能算是當下俄國的“絕對主力”，占人口多數的農民才是。然而，高層對農民的态度其實一直都很不友好，農民不會因為你的政權和政策叫什麼名字而反對它，而是吃了怎樣的虧。一戰時的沙俄實施過糧食征收制，“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也實施過，它們都被推翻了；如今，絕境已經擺在了蘇維埃面前。列甯說：“農民的不滿意是合理的，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在下決做出改變尋找出路時，列甯腦子裡蹦出的第一個想法便是“周轉自由”，即結束糧食壟斷。有趣的是，在宣布這一決定時，會場甚至有人放聲大哭，小聲說“俄國完了”。因為與會者中有許多來自其他國家的代表，他們将蘇俄權力頂端的大佬們視為偶像和革命的豐碑；如今，這些偶像要搞“自由周轉”，在他們的認知中無疑是曆史的倒退，這是理想的崩塌，他們哪能受得了？
其實，列甯對此也十分不甘心：一旦農民手中有了餘糧，貨品交換的需求必然會出現，這便很有可能滋長資本主義。不過，當下政策無疑早已突破了農民能承受的底線，新政策的出台勢在必行。
其實，在“新經濟政策”形成之前，蘇俄高層早就搞了個試點，還取得了不錯的成功。1920年，當蘇波戰争如火如荼時，為了穩固後方，高層在斯摩棱斯克地區實行了一套鼓勵農民勞作的政策，其核心便是一早告知農民需要上交哪些東西，政府保證一個米粒都不多收，剩下的東西可以在一定自由度内交換甚至是交易。這被蘇俄高層稱為“小新經濟政策”，它在斯摩棱斯克大獲成功，當局僅用1個月便收夠糧食，效率足足提升了十倍。然而，當時的列甯隻把它當做是權宜之計，如今不得不做出改變，“小新經濟政策”反而成了首選。
在列甯的關照下，經濟專家布哈林對新政策做了周全考慮。按照蘇俄高層的預期，農民手中的餘糧應當首先用來向國家部門交換生活資料，若實在無法避免交易，那麼最好在小地區内形成規模有限的“小市場”，盡量不打破這個藩籬。同時，政府務必保證征收糧食的過程迅速，避免過多糾纏，還要讓農民感受到他們承受的壓力确實是減小了。然而令高層始料未及的是，面對政府遞來的橄榄枝，農民從一開始根本就不吃這套。
原來，基層群眾早就成了驚弓之鳥，政策的驟然改變讓他們誤以為是當局變着法子搞壓榨。“新經濟政策”中有很顯眼的一條，那便是鼓勵農民開墾耕地。雖然耕地越多，要上交的糧食也越多，但開荒多的農民在稅收上将享有優惠。即便如此，當政府人員前來收糧時，農民想方設法地少報漏報，這便造成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農民想方設法地開荒種糧，到了1922年，蘇俄全國耕地總面積反而比去年少了1360萬俄畝。不過，農民的這種懷疑并沒有持續多久：1923年，政府收糧3.61億普特糧食，比去年上升1.28億普特，1921年爆發的災荒也很快被平息；1924年，蘇聯實作糧食出口。
“新經濟政策”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言無疑是一陣強心劑，但高層對它的質疑卻一直沒有消失。當決定結束糧食壟斷後，蘇俄高層便分成兩派；列甯聲稱“新政策是一緻通過的”，實際上，不同意見隻是沒有公開而已。
新政策落實不久，勞工反對派代表便指責道：新經濟政策的縮寫是“耐普”，這跟“對無産階級的新壓迫”的縮寫是一緻的，其本質就是種新的剝削！農民手頭寬裕了，在貨品“自由周轉”的過程中，市面上出現了很多“投機倒把分子”。雖然列甯認為這些人不能被完全視為資本主義分子，但面對1923年全國商品流轉量比前一年提升足足十幾倍的狀況，在“資本的市場”再次出現的擔憂下，他也曾試圖對新政策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發起“反攻”。但在一連串農業經濟發展的成就面前，列甯的态度始終都是相對寬容的。雖說列甯能夠短暫地撐住局面，但這無疑已讓新經濟政策蒙上了一層陰影。
值得注意的是，當大佬們就新政策的是是非非争執不休時，斯大林從來沒有對此表達過态度。唯一與之有關的言論也隻是1921年底《前途》一文中不痛不癢的一句話，他在提到新經濟政策時，在它前邊加了個“所謂的”；斯大林後來也承認，他認為蘇聯經濟的發展方向，早在1918年便已注定。比問題爆發更可怕的狀況便是危險的問題被強行掩埋，新政策的影響尚未達到巅峰便倉促下馬，這樣的結果似乎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