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5年1月，武康大樓的門房從業人員記得，孫道臨和王文娟抱着他們剛剛出生幾個月的女兒慶原，來了。
這幢位于武康路、興國路、淮海中路、天平路、餘慶路口五街交會處，被如今的青年遊客仰頭打卡，被賦予許多文化符号，并被看作是“網紅中的網紅”的上海地标，對孫道臨全家來說，是單純并快樂地承載了家庭成員成長回憶的溫馨的家。
武康大樓始建于1924年，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大樓，由建築設計師邬達克設計，原名諾曼底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東美特較高價的電梯大廈。1953年改名為武康大樓後，許多文藝界名人被安排入住這幢建築。
孫道臨、王文娟夫婦的寓所在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中低層，兩邊有四大間，每一間20平方米左右，四間房都是可以打通的。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滬上媒體采訪這對著名的演員夫婦的照片和錄像裡，可以看到房内的格局。客人進屋後，在客廳的桌前寒暄喝茶，還會被招待去落地大窗外的陽台吃點心、聊天，馬路對面正好能看見宋慶齡舊居綠樹成林的風景。
從這幢建築的陽台望下去，還能望見夫婦兩人戀愛時步行的足迹———如果畫一條射線，從王文娟家的枕流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華山路699号）往孫道臨家的密丹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武康路115号）方向，武康大樓就位于箭射出的方向的不遠處。在确立戀愛關系時，兩個當時已經譽滿全國也人到中年的演員，就是在月光下，含蓄地繞着路不斷走，互相送來送去。
這片街區内，每一株梧桐樹，都見證了兩人的“十八相送”。
二
王文娟是出色的越劇演員。在自述中她說過自己晚婚的原因：
“多年以來，我一直打定主意要完成唱戲養家的責任，把弟妹培養成人之後，再考慮自己的婚嫁。從總政回到上海後的幾年内，團裡的姐妹們紛紛結婚成家，兩個弟弟也如願考上了大學。一天，我住在越劇院宿舍，晚上出來散步，月光下的草坪格外清冷幽靜，更顯得我獨自一人形單影隻。也許，在舞台上演繹了那麼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後，我也是該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了。”
此時，黃宗江這個“大媒”出現了。他與孫道臨是總角之交、多年同窗，也曾是王文娟的同僚。1958年春，黃宗江來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協招待所裡，“玉蘭大姐陪着我，黃宗英陪着孫道臨，黃宗江很正式地替我們做了介紹。那天道臨穿着一件深藍色的列甯裝，看起來書生氣十足。房間很小，放了四張凳子便已轉不開身，道臨讓我們先坐，自己則站在我身後靠窗的地方。大家都是熟人和老相識，很快三個媒人就聊得熱火朝天，我本來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臨也很少插話，在我印象中，電影界人士大多性格活躍，能說會道，身後的這位似乎是個例外”。
林黛玉和舒伯特就這樣交彙成了一首詩。
“因為我們雙方都是演藝界的公衆人物，一旦戀情曝光，無論成與不成，都必然成為别人口中的話題。白天見面容易被人認出，我們大多時候隻能晚上在僻靜的馬路散散步，公衆場合也不可能去，像逛街、看電影、吃飯這樣的安排便很少有。每次兩人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門口卻又不走，我說，那我送你，于是兩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密丹’門口，他說，還是我送你吧。就這樣繞着武康路、華山路、湖南路、淮海路兜兜轉轉，最終還是他送我回到‘枕流’。這樣的‘十八相送’，是我們戀愛時最常見的‘保留節目’。”
但是，在台上得到萬千人仰慕的演員，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并非一帆風順。一度，因為種種原因，兩人瀕臨分手。
在交往中，王文娟第一次主動約孫道臨出來，“當我把一包信還給他時，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過信，靠在街邊的梧桐樹上，仰頭流淚……這個場面一下子擊潰了我，滿心酸痛噎住了咽喉，想好的話，竟然一句也說不出口。一路把他送到密丹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門口，看着他進門後，我心亂如麻，也不想回家，腳步不由自主地繞到兩個人以前常走的路上。深夜的街頭，我漫無目的地走着，過了很久才發現，不知什麼時候道臨也跟了出來。我站定回頭看他，他輕聲說：‘我在視窗看到你沒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出來看看。’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長路，最後還是他送我回到了‘枕流’”。
所幸，誤會很快解除。1962年，在鄧穎超和張瑞芳的關心下，當越劇電影《紅樓夢》的拍攝進入尾聲時，41歲的孫道臨和36歲的王文娟成了家。
三
孫道臨，幾乎是當時每一個男演員的榜樣。
1989年，還是小青年的佟瑞欣從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被配置設定到上海電影制片廠。他記得，在上戲求學時，小花園裡晨讀時，到處都是學生在模仿孫道臨念哈姆雷特台詞的聲音。他也記得第一次走進武康路395号上影演員劇團時，第一次看見大明星們的震撼。但他更難忘的是，有一次在上影廠，出門時忽然眼前一個老頭騎着自行車經過。他定睛一看，頓時呆立當場。
這個騎車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向往已久的孫道臨。“眼前的藝術家原來并沒有前呼後擁，根本沒有架子，衣着也沒特殊之處，十分平淡也十分自然地和大家一樣騎車路過。”那一幅沒有任何特别之處的畫面，卻像無言的一課，對佟瑞欣觸動深遠。
孫道臨的這輛鳳凰牌28英寸的黑色“老坦克”，購于婚後的1964年，後來被孫家人捐出，收藏于電影博物館。
他自己多年來堅持樸素地騎車上下班，也用這輛車教女兒孫慶原騎車。孫慶原記得，當時自己隻有8歲，男式自行車對她來說過高過重，要踩到踏闆都有些辛苦。為了扶住後座椅，孫道臨來來回回跟着車跑。在安靜的餘慶路上，父女倆留下一串腳印和車轍，“現在想來，那時的爸爸已經年過半百了”。
一直到孫道臨七十多歲時，還騎着自行車上街，替王文娟的母親抓藥，或是兜兜轉轉找老嶽母愛吃的金橘餅。
雖然中年得女，但孫道臨并不一味寵溺。他每天黎明即起，練功打拳，還一定在每天清晨六點半把女兒孫慶原從被窩裡拉出來，帶她一起跑步。一次，女兒沒有按照約定彈好琴，父親就把兩人約好并已經買好的電影票廢棄，就為了教育女兒，要做一個守信重諾的人。
四
而褪去明星的光環，王文娟則更多展現了可愛的母親和外婆的一面。
當孫道臨和王文娟的親戚有需要時，武康大樓的家成了大家族共有的招待所。孫慶原記得，“他們把卧室讓出來給大姑的女兒坐月子，浙江大舅的兒女每年寒暑假都來我家住。他們曾擠出一間房給小舅舅做婚房。至于後來常上門向爸媽請教或學藝的朋友、學生，對之留飯留宿更是尋常小事。”
孫慶原的女兒則記得外婆專屬的帶着方言味道的“王氏唠叨用語”：
吃飯時，王文娟一定會不停地為别人夾菜，說：“侬多吃一點哦！再吃一點！”即使碗中的菜已堆積如山，她還是會皺着眉頭說：“吃得太少了！身體會不好的！”冬天，即使在充滿暖氣的室内，王文娟仍會片刻不停地在家中穿梭，從這個屋到那個屋，檢查孩子們的穿衣。
王文娟80多歲後，還想學電腦，為此向孫輩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請教。在寫自傳時，“她也參考了不少讀物，總是後悔自己學問太少，寫不出含義深刻的語句，也經常不知要怎樣表達自己的想法才是最确切的。記得有一次，她拿了一盤瓜子準備邊吃邊寫，結果一個小時過去後，瓜子是吃完了，字卻沒擠出來半個。每當這時，她會焦急地說道：‘可恨我念書太少，如果你外公還在，肯定能夠給我很多建議！’”
家人們知道，如果孫道臨還在，學問很好的孫道臨不僅會為王文娟在寫作方面給出意見，還會一如既往地心疼因為演唱而喉嚨痛的妻子，精心為她準備好一份清甜的梨。
如果她走下武康大樓，看到這麼多喜歡他們家的年輕人，她也一定會對圍上來問候她的戲迷，微笑着用充滿紹興口音的上海話說道：“侬好，侬好……是伐？侬也喜歡越劇啊。”
欄目主編：沈轶倫 文字編輯：沈轶倫
來源：作者：沈轶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