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辛導演的《投名狀》是一部類似《英雄本色》的江湖片，一切曆史背景都隻是烘托，張徹導演的原裝正版電影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眙被張文祥刺殺的“刺馬案”—也隻是點綴。
他在全片沒有說“太平天國”一詞，隻是說“太平軍”，電影對太平欲語還休的描述，對起義的若幹美化，都不易得到影評人贊頌，唯有期望大家諒解，并将還原曆史的責任，交給其他人。
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妨來審視《投名狀》中的細節與真實曆史對比，看看電影水準究竟如何？
殺降兵—三兄弟感情改變的轉折點
《投名狀》三兄弟感情改變的轉折點，源自他們圍攻蘇州後殺降的故事，這大概是受到李鴻章經手的蘇州殺降事件的啟發。
根據史實，李鴻章的準軍圍攻蘇州前，先由太平天國降将程學啟負責談判守城四王四将，讓他們殺掉忠于太平天國最背景柱忠王李秀成的“王”譚紹光，開城投降。
這批降将都不是太平天國起義時的廣西舊人，而是太平天國立國後才加入的兩湖鄉裡，李秀成其實也察覺到他們有反意，隻是不為已甚，甚至明言不妨各走各的路。他們投降後的事迹衆說紛纭，一說立刻被殺，一說獻城後居功自傲，和清廷讨價還價，才被李鴻章集體處決，以做效尤。
雖然沒有像《投名狀》那樣整城士兵被殺，但也有一半部屬被株連。《投名狀》演繹殺降之舉為必要之惡，大哥以“他們是兵”解釋行為，認為士兵被殺毋須講求人道，他是為殺降尋找理論基礎。
諷刺的是，“他們是兵”在西方正是不能殺的原因，這是騎士精神和《日内瓦條約》的基本保障，就算“他們不是兵”也不能殺，因為受平民法保護。
天國諸王比“清妖”更妖
《投名狀》的太平軍形象不俗，造型活像天神下凡，也預設了他們境内能進行有效管治，特别是蘇州守将黃文金，更是全片唯一的英雄人物。這位黃将軍史上真有其人，也是太平天國起義初期的廣西元老之一，不過并非蘇州守将，晚期出現，在中國近代史也難得一見，相當超現實。
這些還隻是硬體問題，更嚴重的還是太平天國的管治方式，究竟是仁治，還是苛政，這就是《投名狀》的禁忌了。
即使是理應偏幫電視劇《太平天國》，也通過清人之口講述諸王王府建得比大清皇帝更華麗，連聲望最高的忠王亦如是，弄得民窮财盡。當時諸王的“王娘”數目動辄數十，全部以數目字編排，像一個個私人夜總會，系統嚴密得令清軍上下歎為觀止。
太平天國不堪的京城與王宮
《投名狀》無疑做了不少曆史資料搜集，但始終難以凸顯時代的真實，原因是真正的太平天國硬景，拍出來隻能變成喜劇，而且還是王晶式的80年代港産喜劇。
從電影可見，就算太平天國治下百姓要挨餓，其首領總部的派頭還是挺講究，“天京”的氣派亦俨然一國之都，那支太平軍更是陣容齊整得出奇。電視劇《太平天國》刻畫的“小天堂”，更是一片金碧輝煌。但隻要我們讀過親曆太平天國的各類洋人的筆記，就會發現：這個政權的一切建設毫無國家風範，和步入衰敗的清朝相比，還要相形見绌得多。
例如洪秀全的王官隻是以廉價鍍金裝飾，在汗水、雨水和閑雜人等的腐蝕下，早就成了一片黑黃。官内繪上的龍畫工粗糙，不久就剩下一團邪惡的黑影。王官四周滿布剩餘的建築材料，地上痰漬處處。
那些太平天國新貴們出巡時又極愛穿金戴銀，特别是俗不可耐的阿婆式金銀手镯，暴發味道濃厚，卻又堅持老農式赤腳生活（《投名狀》中蘇州守将的赤腳造型是真實的），有時又穿上木屐。他們的軍服基本上就是戲台的戲服，造型比八國聯軍更讓人失笑，充分反映了陶傑所說的“小農DNA”。
清朝皇親國有大局觀
《投名狀》的結局，說清朝的剿匪将軍被鼓勵要互相制衡、互不合作，這明顯有曆史根據。
清廷壓制太平天國初年，正規軍綠營兵經營的江南、江北兩大營和曾國藩自行招募的鄉勇新軍體系互相仇視，滿漢将領分歧嚴重，後期的曾國藩和又名“敗保”的滿人大将勝保是公開的多年宿敵，勝保後來更因對撚軍作戰時“縱敵誤國”而被賜死，可見朝廷的猜忌并非隻針對漢人。
本來和漢人軍隊抗衡的，還有蒙族大将“僧王”僧格林沁，他在大沽口擊退英法聯軍而名震西方，在西方世界比曾國藩更知名，可惜還是“逆轉勝”不了，在太平天國覆亡後死于撚軍之手，自此滿蒙嫡系軍隊已不成氣。
慈大後擔心湘軍尾大不掉，暗中鼓勵左宗棠、李鴻章等自立門戶分庭抗禮，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唯有像龐青雲一樣“如履薄冰”。雖然慈禧有意壓抑地方的勢力，也厚着臉皮收回了鹹豐帝當年“攻克南京者封王”的聖旨，但她對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個人操守還是大緻信任的，對他們的能力更是衷心欣賞。
結語：
總之，《投名狀》有太多引而不發的情景，令主角三人的兄弟情缺乏了合理的時空次元，頗有被掏空了的不真實感。一切電影不便說得固然意外，但對觀衆來說，卻是意猶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