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5月21日，八位中法思想家齊聚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為觀衆帶來了一個“思想之夜”。2016年，“思想之夜”（Nuit des idées）創始于巴黎，旨在增進不同文化、不同學科和出生于不同年代人之間的思想傳播與交流。每年在同一個夜晚，全球聽衆将聽到不同領域的嘉賓探讨當今世界最重要的議題。
今年是“思想之夜”首度落地中國。上海站的主題為“家庭：近乎，遠乎”，衍生自本屆“思想之夜”的大主題“靠近”（Proches），聚焦家庭與親密關系，試圖剖析最近幾十年間發生了深刻變化的家庭生活及人們的焦慮與欲望、訴求與願景。活動議程由三場圓桌讨論組成，話題分别為“家庭關系是什麼”“如何在一起”及“走出家庭”。
自由戀愛、核心家庭等現代觀念肇始于歐洲，在20世紀初改變了現代中國，但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和法國知識分子在讨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側重點并不一緻。這種差異幾乎從“思想之夜”議程一開始——巴黎大學社會學榮譽教授弗朗索瓦·德·桑格利（François de Singly）和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飙的專題演講——就顯現出來。前者講的是法國家庭對個人的認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依戀對組建當今家庭的重要性，後者談的是中國的家庭作為神聖機構和利益共同體之間的巨大沖突。
然而，無論在法國還是中國，人們面臨着一個共同問題：在個人主義将個人從各類共同體中解放出來之時，婚姻與家庭的神聖性和穩定性亦受到沖擊，一個“後家庭時代”似乎正在降臨。此時此刻，我們應該如何了解家庭中的情感紐帶？如何應對與所愛之人的親近與疏遠？如何看待社會經濟變遷對個體家庭的沖擊？
桑格利在“家庭關系是什麼”闆塊的主題演講中回顧了12世紀至今歐洲家庭的變化。他将歐洲人“浪漫愛情”的觀念追溯到12世紀流傳的愛情故事《特裡斯坦與伊索爾德》并指出，從那時開始，包辦婚姻的統治性地位遭遇挑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求自由戀愛婚姻，而非由家族根據門當戶對的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終身伴侶。20世紀以來，這種變化進一步加速。桑格利指出，從1970年代開始，法國結婚率降低的同時離婚率在提高，人們可以以同居、民事契約的方式自由結合，一些夫婦甚至都不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婚姻的穩定性是以被削弱。
與此同時，人們對親密關系的了解也出現了變化。個體的獨特性和自由意願越來越被強調，人們希望在親密關系中被認可和尊重，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依戀越來越重要。桑格利認為，上述變化導緻當下家庭存在兩股張力，一是年輕人的自我意願和父母對孩子的期待要求之間的張力；二是個人被認可的希望和父權等級制家庭的延續維護之間的張力——對不少女性來說，她們很難走出這個沖突。
項飙在主題演講中對“家庭是神聖庇護所”的觀念提出疑問。根據他的觀察，當下中國的家庭生活中存在四種沖突關系。第一種沖突是，家庭依然有其神聖光環，但正如人民公園相親角和婚姻法司法解釋三所展現的，它似乎也正在迅速成為一種合約關系。第二是婚姻實質與婚姻表象之間的沖突，對一些中國夫婦而言，即使情感已經破裂，但婚姻的形式一定要保持，這種沖突的背後是包括經濟利益、個人尊嚴地位等多方面的功利計算。
第三是家庭照顧的私人化和社會化之間的沖突，改革開放後，大量家庭照護工作回歸家庭（特别是回歸女性），但又通過市場機制産生了新的社會化，形成了一個高度競争的領域。項飙在東北地區做田野調查時發現，學齡前的農村孩子去縣城上幼稚園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這說明了精細化育兒的觀念在當下中國已經深入人心，而這也為個體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最後是家庭的消費功能和投資功能之間的沖突，家庭不僅是一個消費機關，也是一個重要的投資機關，從購置房産到子女教育，無不需要人們調配家庭資源，精确計算，謀求最高回報率。“（家庭）在事實當中顯得那麼模糊，形成種種沖突，是以每個人在生活中産生了巨大的焦慮和不安全感，當然也産生了很多倫理道德上的迷失感。”項飚指出。
桑格利表示，根據項飙的叙述，中國家庭更像是以投資為主要功能的财産家庭，這讓他想到了法國19世紀資産階級家庭，但如今歐洲家庭面臨着另外的沖突和問題。項飙回應稱，我們需要注意家庭财産機制在21世紀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内造成的不平等。他認為，中國家庭的現狀為了解家庭關系乃至個人-社會關系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家庭關系一方面随着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反之恐怕亦然——人們在家庭中成長，獲得一套固定的生活觀念，對何為值得追求的經濟關系形成了解，家庭由此生産出當今資本主義所需的消費者-勞動者，他們強調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但不懂如何與他人連接配接展開集體行動。
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劉擎認為，法國和中國都在見證一個現代性轉變，即個人的意願變得越來越重要。當個人意願被賦予至高無上的價值、宗教或傳統失去規範性作用，人們發現情感在親密關系中是靠不住的。劉擎表示，通過自由戀愛締結婚約、組建家庭的觀念至多隻有200年的時間，它是由一系列曆史條件促成的。“為愛成婚”的家庭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表現得非常穩定，是因為男性和女性需要在家庭的組織中彼此依賴，女性需要男性提供家庭收入，男性需要女性來照顧家庭。但随着社會發展，特别是家務勞動的市場化和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男性和女性都開始具備獨立生活的可能性，這決定了家庭的不穩定性在提升。為此，我們需要為“後家庭時代”的到來做好準備，需要意識到親密關系的限度——每個人都會從中擷取不同的東西，付出一定的代價——需要思考怎樣的家庭是更好的、更理想的。
根據桑格利提出的浪漫愛在歐洲始于12世紀的說法，女性主義哲學家、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念指出，自由戀愛的觀念直到1920年代才在中國變得深入人心，它成為五四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掀起“觀念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新青年》雜志80%的内容實際上就是在談婚戀問題。與此同時，張念認為，中國的社會文化一直沒有教會我們如何正面思考、定義親密關系，很大程度上導緻中國人自然而然将家庭當作社會經濟運作中的一個小齒輪、一個微觀的小社會。
項飙指出，五四時期愛情太快被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導緻了上述結果，在包括港台地區在内的整個中文社會，人們對親密關系的叙述能力是相當弱的。他向現場的作家小白表示，這或許是中國作家的一個任務，即找到合适的工具去言說，将人們對親密關系的了解總結、整理為能夠引導思考和感受的文本。另外，項飙還認為，将自由個體視作讨論親密關系的前提條件是一種西方的思考方式，然而人是一種社會動物，個體無法跳脫出各種社會關系，中國思想界可以為如何論述一種不是從自由個體出發、更加社會性的親密關系提供新的思想資源。
劉擎回應稱，“個人主義并不是東西差别，而是古今差别。”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形成一步步将個人從原來的有機共同體中脫嵌出來，人們離開農村和土地，進入城市、進入工廠，流動性的增加意味着一個人随時可以從一個共同體退出，加入另一個。是以，個人主義——将人了解為獨立的個體的意識形态——并不是個人杜撰出來的，而是一種主導社會的現實，“隻有當這套論述能夠解釋人的生活的時候，才會成為人們的共同想象。”而這也成為了我們重新思考親密關系的必須納入考量的前提。
在“如何在一起”闆塊的主題演講中，小白延續了上一場圓桌讨論對家庭關系的關注。人類曆史一直在見證家庭-社會機制的演變，在漫長的曆史中，社會缺乏技術能力介入家庭生活，必須通過中介形式（比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族管理）對家庭進行管理和控制。随着普查制度等社會管理機制的建立，這一情況在18、19世紀出現了變化，家庭開始向現代核心家庭的模式轉變。與此同時，個人的情感和欲望逐漸被神聖化，人們開始認為婚姻美滿的必要條件是兩情相悅，但就如之前劉擎所論述的，這加劇了家庭的不穩定性，而它引發的一個結果是社會似乎更有理由介入持續變化中的現代家庭。
短短一兩百年的時間裡，家庭-社會機制在不斷發生劇烈變化，從20世紀至今，我們可以發現演變在不斷加速。小白提醒我們注意技術發展對家庭和親密關系的重要形塑作用：家用電器的普及降低了家務勞動的難度，曆史性地改變了家庭生活中的兩性關系；資訊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我們對空間和距離的認知，人們對親密關系中遠和近的感覺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大腦神經科學和認知科學的發展揭示了愛情産生背後的生物原理，或許也讓我們對親密關系的了解産生了不同的想法；虛拟現實讓人們得以在一個虛拟的平行世界中獲得新的身份，經營新的生活，這或許也意味着人們不必然需要在真實的生活中進入親密關系。
法國作家多米尼克·西戈（Dominique Sigaud）認為，唯有了解親密關系的基本問題，我們才能更好地應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即消除兩性之間的系統性不平等。“男人是渴望者，女人是被渴望者，男人決定了女人的位置，男人引領世界”——這種男性至上主義的叙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人們已經承認，女性具備與男性同樣的才智與價值，女性的叙事同樣有效，建立更平等開放的兩性關系非常重要。
然而針對女性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未經反思的系統性問題，殺害女性的狀況在極端貧困的地區依然相當普遍，西戈認為這對我們的集體無意識有着重要影響——女性的價值被持續貶低，讓“男人優于女人，男人決定了世界的運作法則”的觀念更加根深蒂固。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男性在親密關系中對伴侶的願景和欲望，并強迫女性在親密關系中維持順從的姿态，忽視或貶低她們的欲望與需求。
“女性需要學會渴望，這種渴望是屬于人的渴望，它事關一個人想過怎樣的生活，一個有欲望的女人可以産生更多的交流，讓男女之間産生新的語言，”西戈說，“要建立更民主的家庭，我們需要尊重每個人的欲望，讓欲望在家庭内部可以被讨論、被接受。”
在自由讨論環節，西戈提出希望聽聽男性談“如何在一起”的問題，了解男性視角下親密關系的困境。這個要求讓現場的讨論氛圍出現了一瞬間的停滞，被張念用“激将法”拱上台的劉擎發表了引起當晚最熱烈掌聲的一段發言。劉擎沒有講述生活中的具體問題（“這是很大的風險”），而是反思了身為男性不自覺陷入的“理性主義的男權中心主義”，即認為情感感受如果不被表達得清晰明确，就是一個幼稚低下的、有待提高的想法。“這是一種非常麻煩危險的，理性自負的霸權。它不僅存在于男性，但男性推崇理性主義可能是一種結構性的東西。是以在我個人（與女性交往）的經驗當中，我是想尊重你的，但是你說話沒有道理。”
劉擎指出，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理性很重要，但在處理人類事務特别是親密關系的過程中，理性是有其效用的邊界的，它就像一盞燈照亮了一片地方，但在光亮處之外還有昏暗和黑暗的地方。政治哲學領域的學者們近年來也開始探讨憤怒等情感對公共生活的影響，在私人生活中，那些無法用理性說清道明的昏暗之處更是非常重要。劉擎表示，這是他随着年歲漸長學到的重要一課，即認識到理性的局限性，保持極大的謙虛和尊重聆聽他人，想辦法從那些用理性梳理不清的故事中聽到真實且重要的聲音。“我覺得這是每個人——可能尤其是男人在文化的塑造下——要學的東西。”
1879年，挪威戲劇家易蔔生創作了戲劇作品《玩偶之家》，講述了女主人公娜拉在認清自己在家庭中從屬于丈夫的“玩偶”般的地位後憤然出走的故事。這部作品在歐洲和中國皆引起了熱烈反響，“娜拉出走”更成為了女性争取自由獨立的标志性意象，被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反複讨論。但很大程度上來說，娜拉的境遇與當下女性的命運緊密相連，妻職與母職在今天仍是加諸女性身上的沉重負擔。
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熱納維耶芙·弗雷斯（Geneviève Fraisse）表示，她這一代法國女性是曆史上幸運的一代人——法國直到20世紀中葉才允許協定離婚，而随着平等理念被引入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開始被打破，女性開始獲得自由。雖然聽上去像是陳詞濫調，但弗雷斯提醒我們，女性解放的前提在于受教育權、工作權和經濟獨立。
劉擎在“走出家庭”闆塊的主題演講中談論了“獨立女性的雙重麻煩”。近20年來，中國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單身女性數量不斷上升。她們努力擺脫傳統父權制家庭的麻煩，力圖取得更高的職業成就，但有一種觀點認為，她們反而陷入了另一種麻煩：追求職業成功和高收入一直是男性成功的标志，女性将之作為自己的成功标準，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操作，這種意識形态把女性按照男性的标準再造，實質上屈服于男權-資本主義的霸權結構，成為既有秩序的同謀。
這似乎是一種非常“先進”的、“反對男權主義”的批評，但劉擎提醒我們注意這種批評的狡猾之處。這種指控在理論上依然基于一種性别刻闆印象，即男性的成功隻能服從資本主義和男權主義結合的霸權結構所确定的标準，而女性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兩種壞的選擇，一種是留在家庭中，繼續做這種霸權的受害者，一種是成為霸權結構的同盟。劉擎認為，這種批評的謬誤之處在于完全消解了女性作為人的能動性（agency）和任何追求獨立與解放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它還預設了除非一個烏托邦社會來臨，否則所有人都無法擺脫現有社會權力結構的規訓。然而，權力并非總是鐵闆一塊，相反，它總是存在着縫隙和裂痕，蘊含着反抗、抵制與超越的可能。另外，這種批評還隐含着某種讓女性回歸家庭的主張，而且這種主張是以“女性獨立”的名義提出的。
魯迅曾說過，“娜拉出走”的結局要麼是堕落，要麼是回家，回家能成為女性基于自由意志的選擇嗎？“隻有當女性的出走以及獨立生活成為一個真正可行的選項之後，傳回家庭才可能是一個自由的選擇。我仍然認為擁有經濟獨立是女性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即便這第一步不得不借助現有社會經濟結構的獎懲機制。”劉擎同時指出，我們需要強調女性自我意願的重要性，“任何思想解放的力量，需要以說服而非強制的方法，抵達第一人稱的視角，成為她本人的意願。”
時至今日，我們對親密關系的認知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它不一定存在于男女之間，不一定需要家庭這個制度性保證，也不一定能夠長久——這是整場活動的共識與讨論出發點。但劉擎認為，人類依然需要親密關系，因為它給我們的生命帶來了一些無可替代的體驗，比如被無條件認可的愉悅——在一段美好的親密關系營造的小小世界裡，你就是最好的。劉擎引用了阿蘭·巴迪歐的“愛情是最小的共産主義”來描述熱戀時的奇妙感受，“使你幸福給予我更大的幸福，我越付出，越成為我自己。”這是這位政治哲學家難得卸下理性面具，流露出感性一面的時刻。
然而在之後一段關于家庭内部平等的讨論中，劉擎又下意識地透露出家庭中的男性付出是存在限度的。他認為，嬰兒由于需要哺乳，直到一歲左右都天然地更依賴母親，母親對孩子的需求也有更高的敏感性，母子的親密空間有時是男性難以插足的。桑格利對此回應稱，我們需要對此種理由保持警惕，它可能是男性以孩子為借口推卸家庭責任，以某種貌似客觀的科學名義維持家庭内部分工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