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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開出的“好藥方”,沒想到内含劇毒,北方巨人應聲而倒

1931年3月2日,蘇聯南部城市斯塔夫羅波爾的一個農戶家庭迎來了一個新的生命,這位農戶的一家之主看着這個新出生的孩子,欣喜之餘,帶着一絲惆怅,當時蘇聯正在饑荒,村裡的鄰居們也有時有餓死的情況出現,這個小家夥的出現有些不合時宜。

暫時管不了這麼多,先給孩子起個名字好了,就叫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吧,男孩的父母,此時誰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名字會給以後的蘇聯帶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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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蘇德戰争爆發,蘇聯為應對這次突如其來的戰争危機,很快便釋出了全民總動員的指令,号召全國群眾參與生産,以保障前線供給。

為了支援自己的祖國,戈爾巴喬夫在15歲時就跟随父親到農場參加工作,兩年後,由于這個年輕的小夥子表現出色,農場授予他蘇聯勞動紅旗勳章,這對不到二十歲的他而言自然是無上的榮譽,這枚勳章同時也為他以後的人生開辟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與其他有名的政治家一樣,戈爾巴喬夫自幼熱愛學習,在農場辛苦的勞動生活中,他始終堅持在閑暇之餘學習。就這樣,他順利地考入了蘇聯最好的大學之一莫斯科大學,攻讀法律系。當時的法律系無異于是蘇聯青年政治生命的敲門磚,而這塊磚,也鋪成了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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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依然優秀的戈爾巴喬夫在大學學習中逐漸走向成熟。在畢業後,戈爾巴喬夫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在自己的出生地,正式開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他先是在當地共青團工作,擔任家鄉的蘇聯共産主義青年團邊疆區委宣傳副部長。艱苦努力的學風延展到他的工作之中,這位工作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年輕人很快吸引到了邊疆區上司的注意。

憑借着與生俱來的社交能力,和後來的工作成績,戈爾巴喬夫在6年的時間内一路高升,先後擔任共青團邊疆區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一個畢業時間尚還如此之短的年輕人平步青雲,一舉成為斯塔夫羅波爾地區的高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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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在政治崗位上表現出過人的組織才能和演講天賦,一個初出茅廬的政治新手面對迫切棘手的問題,竟然可以做到脫稿演講。很快,也是順理成章的,戈爾巴喬夫受到時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第一書記的庫拉科夫的賞識,再次得到升遷,擔任邊疆區委的組織部長。

值得注意的是,戈爾巴喬夫的成功也要得益于他的執政地區相當特殊。斯塔夫羅波爾是政府官員的絕佳療養場所,這讓手握該地大權的戈爾巴喬夫能夠頻繁接觸到蘇聯高層,他與時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即我們熟知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就是是以結下了深厚的交情,是以,戈爾巴喬夫能夠以僅僅39歲的年紀擔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第一書記,跻身于充斥着“老年人”的政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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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那麼的順利,後來的戈爾巴喬夫被勃列日涅夫當作親信培養,認為他是個十分有前途的邊疆區上司人,在庫拉科夫去世後,經安德羅波夫的推薦,戈爾巴喬夫接替庫拉科夫負責全國的農業工作,同時當選為中央書記,1979年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80年成為政治局委員。

勃列日涅夫死後,安德羅波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也就成為内定的繼承人,并接受有意識地培養鍛煉。

1984年安德羅波夫去世,此時的蘇聯上上下下,都認為需要一位有朝氣的相對年輕的人來上司這個國家,于是,戈爾巴喬夫順利地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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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接手過來的國家并非早先充滿生機的樣子,此時的蘇聯早已危機四伏。

蘇聯經濟在此時已經處于長時間的滞漲之中,人民生活水準下降,工業結構嚴重失調。物質生活的匮乏也導緻社會沖突和民族沖突加劇。

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十分粗犷,經濟增長有七成要靠擴建工廠、增大投資、增加原料、進而擴大勞動力需求來完成,僅有三成是依靠集約化生産和提高效益增長。這樣的發展模式直接導緻蘇聯勞動力、原料、資金的大量浪費,工廠機械化程度基本處于原地踏步,隻能依靠擴大勞動力數量來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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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世紀80年代,蘇聯手工業勞動者多達5000萬人,陳舊的裝置,導緻需要600萬的維修人員和350億盧布的維修費用。到80年代中期,1.15億人就業于蘇聯各經濟部門,但與此同時蘇聯人口增長速度開始下降,這使得本就粗放的經濟模式又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尴尬問題。

二戰間的蘇聯為了滿足戰争需要大力發展國内重工業,這也為戰後蘇聯的經濟恢複帶來了一定效果,但在經濟恢複後,蘇聯仍沉浸在重工業的美夢之中,國民經濟結構仍是戰時狀态。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為了與美國争霸,更是全力發展重工業增加軍費開支,這也是我們能看到一個以強大軍事實力著稱的蘇聯的原因。

但失衡的工業結構帶來的卻是日常消費品的短缺,不僅是數量下降,品質更是慘不忍睹,根本達不到消費品的國際基本需求标準。國内消費者更是對頻出品質問題的蘇聯産品叫苦連天。蘇聯當時流傳着多虧了“上半年買電視”的說法,原因就在于産品品質的迅速下滑,下半年買到手的電視品質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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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風滿樓,國際舞台的風雲變幻也讓此時的蘇聯叫苦不疊,美蘇争霸的局勢下,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試圖維持自己說一不二的老大哥地位,強迫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照搬蘇聯模式,對同盟國指手畫腳。

1948年将南斯拉夫開除出情報局;1956年蘇聯幹涉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等等一系列事件,讓蘇聯的國家形象逐漸下滑。老對手美國更是采取壓制油價的方式打壓經濟依仗原油出口的蘇聯,蘇聯正處于内憂外患之中。

面對江河日下的局勢,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經濟改革,以期挽救蘇聯。

要想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要有一批支援者。因為勃列日涅夫時期推行官員終身制,官員地位長期不變,蘇共二十六大中,政治局委員除了2人之外,全部在六十歲以上,而79歲的政委就有八人之多,就連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平均年齡也在6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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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就要将屍位素餐和性情保守的老年官員替換成有前途的年輕人。為了改革順利進行,戈爾巴喬夫先從中央入手,再處理地方,先後撤換掉羅曼諾夫、格裡申等保守派高層。掌握了從上到下的權力,并樹立了絕對威嚴。

從戰争歲月走出來的戈爾巴喬夫自然不會忘記槍杆子。經濟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基礎,而軍隊則可以為他的改革保駕護航。1986年,戈爾巴喬夫将遠東軍區司令替換為自己的親信,并在10月份以年老多病的理由換掉了一半的國防部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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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局面穩定後,戈爾巴喬夫開始向經濟動刀。蘇聯經濟體制由來已久,面對已經成為發展阻礙的老舊經濟模式,戈爾巴喬夫對計劃委員會管理企業和聯合公司進行調整,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擴大企業和公司的權力職能,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

除此之外,戈爾巴喬夫放開了對私人企業的限制,改變以往蘇聯公有制經濟模式下的死氣沉沉。先後頒布《個體勞動法》和《合作社法》,刺激企業活力,同時支援土地“私有化”。

改革薪資制度,将人們的基本薪酬與勞動生産率和經濟效益挂鈎。面對以往享受過度放權所帶來的非法收入的官員,戈爾巴喬夫嚴整A錢腐敗,重新樹立政府形象。

為改變工業結構失衡,戈爾巴喬夫提出加速發展消費品生産和服務性行業,提高日常消費品的生産能力,滿足市場供給,通過改善基本服務設施來滿足人們呢的日常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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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場看似活力四射的改革,演變成為蘇聯的墓碑呢?

首先是改革方向發生了偏轉。從改革措施上我們可以看到,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自由化,但這場為國家放松的自由化卻在思想領域逐漸泛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看似大刀闊斧,但卻極不科學,這導緻自由化思想蔓延到國家的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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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戈爾巴喬夫片面地認為過往的斯大林模式一無是處,蘇聯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完全破除斯大林模式的基礎上,雖然斯大林模式使得蘇聯經濟急轉直下,但在政治上,卻有效防止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對這個強大國家的滲透。

戈爾巴喬夫的思想自由化過于快速和激烈,以至于解放思想的同時沒有有效防止和遏制那些對蘇聯不利的惡意抨擊,引發了社會上的不良輿論,明顯有些言論是用不實報道來故意抨擊蘇聯,卻得不到糾偏,這使得整個社會逐漸向反共反蘇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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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改革逐漸脫離軌道,轉向一場資本主義政變。

另外,有些野心家開始主導改革,尤其是葉利欽在赢得戈爾巴喬夫的信任後,開始抨擊政府,帶頭指責改革,并提出更為激進的改革政策,這得到了國内民主派的支援,導緻蘇聯政局完全走向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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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改革并未使得蘇聯擺脫危機四伏的環境,病入膏肓的蘇聯被這劑帶毒的猛藥徹底擊垮,社會問題更加尖銳,社會沖突也被催化,加之社會各勢力開始利用改革争權奪利,使得改革後期的最終結果,隻能走向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