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 陳季冰
宋神宗熙甯八年（1075年）初春二月，半賦閑于江甯（現南京）的王安石接到朝廷诏令，第二次任命他出任宰相。此時距離他辭去宰相職務不過8個月。
▲王安石
這一次，王安石沒有像以往那樣一再推辭，而是接到诏書後立刻北上，僅用了6天時間就抵達汴京赴任。在坐船途經瓜洲渡時，他寫下了《泊船瓜洲》這首後世廣為傳唱的著名絕句：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隻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這首詩裡流露出來的歸心似箭的情緒，似乎與一個正要奔赴宰相大任之人的形象怎麼也聯系不到一起。但王安石當時的心情确實相當沖突，也很無奈。
他一手發動的變法此時已到了關鍵時刻，而他推薦的主持變法的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呂惠卿不僅辜負了他的期待，反而在背後搞了很多小動作，意圖不利于他，而且還與皇帝和當時的宰相韓绛關系緊張，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重新召他回京。
王安石自己當然也很想要再推動一把，親眼見證自己的變法大業有所實效。然而，一生淡泊名利的他原本就不熱衷于當官，推進新法過程中引起的很多激烈沖突乃至舊友反目已讓他身心俱疲。去年他連辭六次，神宗才勉強同意罷去他的宰相職務。
王安石多麼渴望在自己從小長大的金陵歸隐山林，再也不問世事。是以，他希望此去汴京，能夠速戰速決，速去速回。
▲王安石故居的雕像（圖/圖蟲創意）
但王安石的第二次宰相任期短暫而不成功，除了引發更加洶湧的朝野紛争，他沒能幹成什麼。
第二年，熙甯九年（1076年），當他年僅33歲的長子王雱病逝，悲傷之極的王安石再也沒有心思操持政務、替對他有知遇之恩的神宗分憂了。
前一年的十一月，他剛剛失去弟弟王安國。熙甯九年十月，56歲的王安石再度罷相，回到江甯府。
此後他又活了10年，寄情鐘山之間，終日談佛論禅，與友人唱和詩文。朝廷給了這位退職宰相以無以複加的崇高禮遇：不僅薪俸分文不減，每遇祭祀之類禮儀大典，皇家都不忘降旨特請他以宰相身份赴京參加；逢到大事，皇帝幾乎都會來信告知并征求他的意見；朝廷和皇帝還會時不時地給他送去一些問候和禮物……
不過王安石再也沒有回過開封，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
01
年僅20歲的宋神宗趙顼即位的時候，北宋差不多已經走過百年，他沮喪地發現自己接手的是一付難以為繼的爛攤子。
與之前漢唐這樣的大一統王朝相比，北宋自立國之初起國勢就弱得多，它面臨着北方的大遼和西北方的西夏兩個外夷的強大軍事壓力和持續襲擾。真宗“澶淵之盟”後，宋朝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歲币”（後又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的代價，與虎視眈眈的契丹人之間達成了一段較長時間的和平。
但這不僅給宋朝造成了高昂的财政負擔，更重要的是一種心理上的屈辱感。
是以，振作國勢，收複五代時被石敬瑭割出去的“燕雲十六州”漢唐故土，一直是北宋有志之士的共同抱負。
真宗的後任仁宗趙祯是中國曆史上絕少有的一位謙遜節制、寬厚仁慈的君主。他十分願意傾聽批評意見，從不堵塞言路，對待臣下也是賞厚而罰輕，絕對當得起谥号中的“仁”字。
這造就了仁宗一朝空前的思想文化繁榮，大名鼎鼎的政治家範仲淹和文彥博，詞人柳永和晏殊父子，以及一代文宗歐陽修等人，都是在仁宗時代脫穎而出的。
不過，我們在稱頌這位君主的同時恐怕也不得不說，仁宗的寬厚仁慈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深了北宋政治原有的積弊。
在範仲淹上司的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慶曆新政”（1043-1044年）尚未開始便告夭折之後，到宋仁宗長達40多年統治的後期，朝野上下彌漫着一股因循苟且、不思進取的萎靡之氣。
時人一針見血：“嘉佑之末，天下之弊在于舒緩。”
尤為緊迫的是，由于邊陲時有戰事，将兵越征越多，加上仁宗待臣下優厚，各種賞賜不斷，朝廷與地方上不合用的“冗吏”、不能戰的“冗兵”和不合理的“冗費”到四處充塞。國家财政連年虧空，幾陷于崩潰。
據《宋史》載，到仁宗的後任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财政赤字達到了令人震驚的一千五百七十二萬兩白銀。這是一個無法維持下去的局面。
與此同時，中國傳統社會在北宋時期正經曆一系列深刻變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商業貿易和貨币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日益提升；城市生活以及大城市逐漸興起，東南沿海一帶尤其領先，堪稱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經濟中心地帶；群眾的普遍教育水準顯著提高；思想學術和文化娛樂繁榮而多元……所有這一切都無比生動地濃縮在一幅《清明上河圖》的長卷中。
▲《清明上河圖》部分截圖（圖/圖蟲創意）
這樣的經濟文化繁榮、多元和開放也催生了許多全新的問題，例如與日俱增的貧富差距和大量不能被束縛于固定土地、甚至遊離于士農工商四階層之外的流動人口的出現等等，它們都對根基于農耕社會的中國傳統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站在現代人的視野來看，這是一個舊秩序正在瓦解、新世代的曙光乍現于地平線的時刻。
王安石正是在這樣一幅曆史圖景之下橫空出世的。
如果不了解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狀況的基本背景，你就不容易了解王安石的改革為什麼将經濟或者說理财方面的内容當作頭等大事。
後世無數腐儒動辄批判王安石“重利輕義”，然而王安石最大的政敵司馬光以及圍繞在司馬光周圍的所有比較知名的“舊黨”人士，像二程兄弟、二蘇兄弟等，直至南宋時期王安石最主要的批評者朱熹，都很少簡單地以“利”“義”之分來攻擊王安石。
除了因為這些偉人們的眼界和格局不同凡響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有深切的體認。他們都是當事人，深知時局之艱難，也感受到了時代變遷的脈搏。
“得君行道”是中國古代儒家念茲在茲的最高理想，所謂“緻君堯舜上”。然而在大一統皇權專制時代，這個理想基本上隻能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因為皇權與儒家士大夫追求的終極目标并不相同，甚至經常是尖銳對立的。
但這個夢想奇迹般地在王安石那裡得到了實作。當他與比自己年輕20多歲的宋神宗相遇時，他們之間必定是發生了什麼神奇的化學反應。這是一次千年不遇的“君臣聚合”，由此掀起了一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政治變革。
可以說，王安石幾乎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位有機會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真實完整地付諸社會實踐的政治家。這也是他最讓後來的儒生士大夫羨慕之處，王安石面對皇帝時候的很多做派，後代中國讀書人連想都不敢想一下。
▲王安石變法浮雕背景牆（圖/圖蟲創意）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縣）。《宋史》本傳稱他“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他于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22歲時進士及第，此後屢屢以家貧、俸祿太薄等理由拒絕朝廷對他的大多數任命，但時人對他的推崇日盛。王安石49歲參知政事，50歲時出任宰相，啟動變法。他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并與同時代三蘇、歐陽修和曾鞏一起位列“唐宋八大家”之列。
今天（2021年12月18日），是這位中國曆史上引起最多争議的大人物的1000周年誕辰紀念日。
02
宋英宗在位僅四年就去世了，他的兒子神宗繼位時尚不滿20歲。這位志向高遠、意志堅定的年輕天子甫一臨朝，就把自己慕名已久的王安石招來京城，開始了一場急切而又全面的變革。
當代宋史權威劉子健先生恰如其分地将王安石的新政劃分為“變法”、“反變法”與“後變法”三個階段——
熙甯二年二月，王安石參知政事，開始啟動變法。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即宰相。變法進入高潮。七年六月，罷知江甯府。八年二月複相。九年十月再罷。王安石離任後，神宗親自主持變法。
從啟動到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相繼去世，即1069年至1085年為“變法時期”。
劉子健先生所說的“反變法時期”，即史上所稱之“元祐更化”（1085—1093年）。在這段時期，神宗崩，哲宗即位，宣仁太皇太後聽政期間，司馬光被啟用為宰相，舊黨上台，新法盡廢，新黨人士盡皆罷黜。
“後變法時期”則從宋哲宗親政，所謂“紹聖紹述”，直到宋徽宗禅位，即從1093年至1125年。期間大部分時間由權臣蔡京把持朝政，以行新法之名封堵反對派之口，鎮壓迫害政治上的異己。蔡京是王安石女婿蔡卞之兄，他執政期間一手遮天，貪贓枉法，終緻靖康事變，北宋覆滅。
王安石的新法一共有十多條，涉及經濟、軍事、吏治和科舉等幾乎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它們并非同時推出，而是從熙甯二年七月起陸續施行，曆經多年，而且也像今天的大多數改革舉措一樣，往往先在某地試點，然後再鋪開到全國，中間還有暫停和反複。
本文不可能逐一詳解這些新法的内容，我從中選擇幾條意義重大且引發了激烈紛争的法令稍加概述——
首先是青苗法。
在農業時代，每年春耕時農民在财務上往往十分緊張，這就是成語“青黃不接”的來源。他們會向富戶借貸，于是就出現了困擾曆代的高利貸問題。王安石新法讓官府以低于市面的利息向農戶放貸（當時定在半年20%），到收成時再連本帶利收回。他認為，此舉既擠掉了高利貸，又令官府獲得了一筆稅收之外的額外利息收入，是利國利民的一舉兩得之舉。
其次是市易法。
它在性質上與青苗法異曲同工，隻是針對的是城市商品市場。宋朝商業發達，大宗消費品市場交易活躍，自然也出現了所謂“奸商”串通壓低進貨價格、囤積居奇，再到市場上以數倍高價出售的現象。市易法讓政府直接開辦批發市場，并以最大買家和賣家身份進場交易。王安石認為，這既能起到平抑物價的作用，也為政府賺得了商品交易中的中間利潤。
引發最大争議的是免役法，亦稱募役法。劉子健先生認為，它居于王安石新政的中心，是整個變法的縮影，也是新法不同以往的特點之最集中展現。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募役法不僅在變法時期中引起新舊兩黨尖銳争議，還在“元祐更化”時期直接造成了舊黨人士的一次大分裂。
王朝時代的中國，老百姓除了交稅，還要根據官府的要求定期服役，即無償出勞力服務于修路、造橋、水利、軍需後勤等政府之需。這些徭役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稅，官府強行攤派，沒有人可以逃避。但當某地大量壯勞力被抽去服役的時間恰好與農忙季節重疊時，就會出現當地良田缺人耕種、甚至抛荒的不利局面。
王安石新政将徭役改為讓老百姓用交錢來代替出勞力，政府再用征收來的錢到市場上去雇勞動力來完成所需之工程服務。這實際上就把徭役改成了稅，他認為這既保證了正常的農業生産，又讓一批無地可耕的人得到了生計，也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新法還包括均輸法（它是最先推出的第一條新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方田均稅法、保馬法、免行法、将兵法等。此外，王安石還大刀闊斧地改革科考制度，廢除傳統的明經、辭賦、帖經墨義等科，一律以經義策論取士。
綜合起來看，這些王安石變法呈現出以下幾個兩個鮮明特征：
其一，新法非常偏重于經濟和财政，也就是傳統史家所說的理财。
讨論變法之初，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确定的變法目标是“人才練、财用足、風俗變、政令行”四條，但從新法推出後的實際情況來看，其中一大半與理财有關。這可以說是對當時迫在眉睫的國家财政窘況的一種回應。
其二，新法非常重視貨币在經濟中的功能，它大量地用貨币和金融手段取代傳統的實物和勞務。
實際上，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和免役法中均展現了這種原則，這是王安石經濟思想的最大特征，也對當時正在萌芽發育的現代商業經濟的一種順應。
也正是基于這一點，王安石的現代擁趸們津津樂道地說，他的變法帶有鮮明的現代性，如果能夠順利推進，就将早于西方幾百年把中國帶入現代。
03
但王安石與宋神宗意氣奮發地謀劃的新法，甚至在尚未正式頒布施行之前，就遭到了一片反對之聲，不僅他的同輩，就連那些昔日慕王安石這位後生才子大名而熱情向朝廷推薦他的德高望重的老一輩，也一個接一個站到了他的對立面。
他們不友善直接向當朝天子開炮，于是就把一腔怒火傾瀉到了為皇帝出謀劃策的王安石身上。
變法之初，王安石推薦和啟用了同輩中許多品學兼優的一流人才。朝廷專門為變法而設立了一個決策咨詢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程颢和蘇轍二人都曾是其中的官員。
後來的反變法領袖司馬光一開始也沒有表現出那種僵硬的保守主義，相反他對王安石受大用也抱着殷切期望。早年他與王安石是好友，經常在一起縱論國事，被并稱為“嘉祐四友”。但他們無一例外地很快都變成了王安石的激烈反對者。
當時備受尊敬的前輩政治家韓琦、富弼、歐陽修和文彥博等也紛紛站出來抨擊新政。歐陽修不但上書要求廢止青苗法，還在自己當時任職的青州地方拒不放貸青苗錢；身在中央的富弼也公開吩咐自己的門生們在各地抵制青苗法；至于文彥博，他竟然斷言華州的山崩是市易法引起的天怒人怨……
他們都曾是20多年前“慶曆新政”的直接參與者，可以說也曾是銳意進取的改革派。歐陽修還是長期以來最賞識王安石的文壇領袖，正是他第一個向朝廷熱情引薦的王安石。
▲歐陽修石雕（圖/圖蟲創意）
如果把他們全都看成是因循守舊、碌碌無為的保守勢力代表，恐怕是有失偏頗的。某種程度上說，這或許确實展現了王安石對傳統儒家價值觀的某種背離。
那麼，新法為什麼會引發那麼大的争議？而變法派與“舊黨”之間的主要分歧又集中在何處呢？我認為這個問題應當分成兩個層次來讨論——
首先是新法操作的技術層面問題。
作為新法最早的反對者，司馬光很早就指出了這些看似一舉多得的“良法”，在執行層面将不可避免地出現弊端。
以青苗法為例，它在設計上似乎能降低利息，擠出高利貸。然而但凡是生意就必然會發生違約，乃至糾紛，過去的借貸發生在民與民之間，如果發生了糾紛，官府作為中立方至少在理論上是作出不偏不倚的公正裁決。現在貸款給老百姓的變成了官府自己，萬一老百姓認為有不公之處，還能找誰去伸冤？
而在另一方面，當朝廷将推行新法的成效作為考核官員的重要名額，就會有官員向并沒有借貸需求的老百姓強行攤派青苗錢，為的是到莊稼收成時能夠收到更多利息錢，以展現出自己的突出政績。這在當時稱為“抑配”。
雖然朝廷曾三令五申禁止官府抑配，但蘇轼曾一針見血地說，隻要青苗錢是依靠官府發放的，這隻能是空文。
市易法等其他一些新法在執行過程中，也會出現類似性質的扭曲和走樣。
如果放到亞當·斯密以後建立起來的現代經濟學的架構内來審視，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
司馬光他們或許不懂亞當·斯密的啟蒙理論，但他們從小到大耳濡目染的傳統儒家政治倫理的教誨，例如堅決反對官府“與民争利”等等，恰是暗合這些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念的。
▲司馬光像（圖/圖蟲創意）
然而，新法中的有些部分，例如我在前文提及過的免役法（募役法）卻在舊黨中也引起了巨大的紛争。在略小一點的範圍内，保甲法也面臨類似情況。
“元祐更化”時期，司馬光一意廢除所有新法。舊黨中的一大批人士，如範純仁、蘇轍、範百祿、李常等人，對廢除免役法，恢複差役法表達了反對。蘇轼則是他們中最突出的代表，他認為，既然新法已經過長達近20年的實踐，就應當認真細緻地對它們“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他反對因人廢事，凡是王安石提出的就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廢止。他認為，相較于差役法，免役法利遠大于弊。
為此，他曾與在短短十幾天裡把自己火箭提拔到禮部尚書位置上的司馬光面争于政事堂，半步不肯退讓。退朝以後依然餘怒未消，大罵“司馬牛”，對司馬光的固執僵硬氣憤不已。
所幸司馬光擔任宰相不滿一年就去世了，那是元祐元年九月，距離王安石去世才幾個月。否則，桀骜不馴的一代文豪蘇東坡很有可能與自己這位最堅定的政治支援者和一生的摯友徹底鬧翻。據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記載：“君實（司馬光的字）始怒，有逐公（蘇轼）意……”
而在新黨方面，據說彼時已退隐金陵許多年的王安石在最初聽到司馬光出任宰相、新法紛紛被罷時，尚能“夷然不以為意”。以他的自負，顯然認為新法那麼好，根本廢除不了。
但當得知免役法被正式廢除時，他愕然失聲道：“亦罷至此乎？”随後又喃喃地說：“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
由此可見，免役法經過極為周全詳盡的考量與權衡。
劉子健先生認為它是居于王安石新政的核心地位，是相當有見地。事實上，它後來确實不得不恢複，即使在清算王安石最烈的南宋，免役法照舊施行，并且還成為了以後中國所有王朝的基本制度之一。
如果說操作層面的技術問題尚存在見仁見智的妥協機會的話，宏觀理念層次的分歧則是橫亘于變法派與保守派之間不可調和的障礙。
我認為，這可能就是為什麼雙方——特别是舊黨——甯肯争到魚死網破、兩敗俱傷，也絕不肯退讓半步的根源。
對于解決當時迫在眉睫的國家财政虧空問題，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與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在目标上其實并無分歧。隻是對于如何實作目标的正确手段，雙方南轅北轍。
王安石采取的是擴張性的思維，他有句著名的話——“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以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費”。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應當通過發展生産、刺激消費、擴大經濟規模來促進增長，也就是時下人們常說的“做大蛋糕”。
他認為這樣一來，不僅老百姓能夠從中不斷的增長和繁榮中獲益，政府也能夠獲得更多财政來源。“财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
他的另一句更為有名的話是這麼說的：“善理财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就極為準确地展現了他的這種思維。
司馬光和他的同黨則近乎無意識地預設了儒家政治哲學基于“仁政愛民”原則的一種傳統假設：天下的财富有一個基本恒定的量，政府越節儉，攫取得越少，群眾留存的就越多，老百姓的日子就越好過。
針對王安石認為國家财力窘困的根源是缺乏善于理财的人的觀點，司馬光針鋒相對地指出：“善理财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财，民皆為盜，非國之福。”
▲蘇轼像（圖/圖蟲創意）
是以，無論是司馬光還是蘇轍，亦或是王安石青年時代的摯友曾鞏，無不認為當時的要務是大幅度削減各種不合理的開支。
司馬光說，“國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曾鞏說，“理财之要在于節用”；蘇轍還在制置三司條例司任職時就上書神宗指出，“豐财”之道并非“求财而益之”，而是廢除那些“害财”的“冗吏、冗兵、冗費”……他們說的其實都是同一個意思。
簡言之，經濟增長、政府與人民間的配置設定關系，王安石取的是一種正和博弈的動态思維，而司馬光取得則是一種零和博弈的靜态思維。而前者已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因為這個緣故，大多數現代人認為王安石遠比司馬光更懂經濟，更加高瞻遠矚。
然而我恐怕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如果人們持有這種觀點，恰恰說明他們對經濟學是一知半解的，至少沒有認真學好經濟史。大量的研究表明，人類經濟實踐中機關勞動生産率的快速提升是工業革命以後才出現的。
在之前漫長的幾千年農業文明時代，雖不能說經濟沒有增長，經濟規模沒有擴大，但勞動生産率的提升是極為緩慢的，往往一個世紀裡僅有個位數百分點的增長。這就意味着，那個時候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生産要素投入的增加。
打個比方，以前一個人種20畝地，一年産出1萬斤糧食；現在兩個人種40畝地，一年産出2萬斤糧食。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生産擴大了多少，社會财富總量增加了多少，政府與百姓之間的配置設定關系就是恒定的：政府多拿走1斤，老百姓就會少留存1斤。
更有甚者，随着易于開墾的肥沃土地的日益稀缺，這種簡單的生産要素擴張還必然出現邊際效益遞減。也就是說，新開墾出來的20畝土地，同樣一個人去耕種，一年也許隻能産出8千斤糧食……
這就是為什麼2000年裡中國人民勤勞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口的顯著增長，清朝中期中國的個人所得和生活水準有可能反而比一千年前唐宋時期更低，而不是更高！
如果你真的認真研究過人類經濟史，你也許就會明白，很大可能恰恰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觀點更加符合他們那個時代的客觀現實。
事實也是如此，王安石變法的确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國家财政迅速充實。實施一年後，青苗法、市易法和免役法各得到了300萬貫、150萬貫和800萬貫收入。三項疊加，政府收入較前一年增長了20%。
相信這也是宋神宗為什麼力排衆議，如此信賴王安石的原因。新法一共持續了16年，終神宗一朝始終沒有動搖過。
然而，幾乎所有的曆史記載和後來的研究都證明，老百姓的負擔也大加重了。與此同時，新法還進一步擴大了全社會的貧富差距。
不過，以今天的經濟理論和政治理論來看，新法的最大弊端還在于政府對微觀經濟事務的全面和深入的參與。沿着王安石的路徑，很難不導緻一個持續擴張的龐大而專斷的政府。
王安石自己無疑是一個道德品格無可指摘的清官，但他身後那些牢牢舉着新政大旗的權相們，最典型的如蔡京和秦桧，無不是欺上瞞下、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的奸臣。
他們都信奉王安石的理論，除了一些個人機遇上的偶然因素（例如，蔡京之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外，是不是也包含了一些必然性呢？隻有政府權力不斷膨脹，政府更多地直接介入市場，貪腐尋租的空間才會更大。
▲梁啟超著《王安石傳》
近人梁啟超在他的《王安石傳》中，幾乎把這位北宋宰相捧上了天，但任公畢竟卓識而不凡，他敏銳地意識到王安石的新法是一種“幹涉政治”，并不無道理地指出，這種“幹涉政治”在立憲法治國家易行，而在專制國家難行。
梁啟超還很有洞見地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比附為他自己的時代正在歐洲大行其道的時髦的社會主義。“荊公欲舉财權悉集于國家，然後由國家酌盈濟虛，以均諸全國之民，使各有所藉以從事于生産。”
雖然他對王安石推崇備至，但對他的新法卻明顯缺乏信心：“然則公之法其果為良乎？為不良乎？吾卒無以名之也。”
04
在對王安石的變法作出了基本上傾向于負面的評價之後，我特别想要在本文結束時澄清一個在我看來十分重要的問題：
事實上，千年以來，大多數對王安石的言辭鑿鑿的褒貶都建立在誤解或一知半解的基礎上。
這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是以，我們必須要對這場變法的實施程度和真實成效有一個比較準确的評估。
籠統地說，盡管新法持續了16年之久，但它的大部分并沒有得到有效實施。或者至少可以這麼說，沒有像王安石本人理想中的那樣得到實施。
這一方面是因為它遭遇了激烈的批評和抵抗，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新法的主要内容大多聚焦于經濟，但它卻幾乎完全依賴政府去落實。
隻要稍懂一點現代經濟學的人，這是一對不可調和的沖突，注定了新法幾乎必然失敗的命運。
具體來看，如果比較公允地說——
免役法是新法中最利大于弊，也是實施得最好、并對後世造成最大影響的一條，即使最頑固的反對者也欲罷而不得。
争議洶洶的青苗法則遠未達到王安石預期的效果。但有人頗有理據地指出，作為王安石最重量級的批評者，南宋理學大師朱熹曾經在自己任職的地方上熱心推行的“社倉”（亦稱“義倉”）制度，不過是拾了青苗法的一些牙慧而已。
雖然朱熹自己竭力辯稱，社倉的利息比青苗低，而且采用的不是貨币而是谷物實物，但前者隻是技術細節，王安石也很容易做到，後者恰恰證明，王安石的方法比朱熹的方法包含了更多現代商業經濟的先進理念。
▲朱熹雕像（圖/圖蟲創意）
保甲法所引起的争議也極大，但終神宗一朝倒是一直在執行。不過，保甲法在實施過程中的實際功能與設計時的初衷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保甲法的最初意圖是為了依靠民間自治來維持地方治安秩序，而一旦組織起來，保甲法也促進了戶籍調查和稅務征收。
近現代以後，有人将它解釋為現代民族國家義務征兵制度的前身，這是不準确的。當然，誠如這些學者所言，保甲作為民兵或預備部隊的功能是存在的，但這在當時從未成為其主要功能。
方田均稅法在王安石自己執政時就推行得相當有限，後來則基本上是徒有其名了。
其他如學校、科舉等制度的改革，都沒有收到任何效果，不久就又恢複到了變法前。
▲宋仁宗坐像（圖/台北故宮博物院）
從變法的直接經濟後果來看，首先是平均稅負水準大大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有明顯改善。
此外，由于新法大量采用貨币手段代替實物經濟，全社會對貨币的需求量顯著提高了。這産生了一個鮮明的對比：新法在商品市場和貨币經濟更為發達的南方地區運轉得相對良好，而在傳統農業經濟一統天下的北方則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總體上說，王安石本人以及他的支援者也大多來自南方，而舊黨中人則基本都是北方大族出身。這向我們揭示了審視和研究這場變法的另一個獨特視角。
定量的經濟史研究還表明，新法推行期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貨緊縮。王安石本人的詩作中也反映出這一點，當然他是将物價低廉作為一種功勞來自我誇耀的。
理論上看，對貨币需求的增長會提高貨币的流通速度，進而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一種比較有力的解釋是，新法推行期間總體上适逢風調雨順，連年豐收，是以商品供應充足。這抵消了潛在的通貨膨脹趨勢。不過這也意味着，無論是農民還是商人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失。
面對當時嚴峻的财政形勢以及社會經濟出現的許多嶄新變化，王安石在政策和制度上試圖作出積極大膽的回應。公允地說，他看到也想到了很多極具現代意味的東西，但他沒有發展出具有切實可操作性的政治經濟理論。
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思想歸根結底依然根植于傳統儒家的架構内，與他的一些激烈者反對者的批評正好相反。
但不管怎麼說，他所作出的努力終究是值得尊敬和認真對待的。與此相反，舊黨的批評意見或許大部分都是中肯的，但他們沒有能夠拿出什麼更好的替代性方案。而我們現在都應該很明白，如果不折不扣地按照司馬光的方法，是無法應對當時的現實需要的。
在中國漫長的曆史程序中，很少有人像王安石那樣重要，那樣富有争議。可以說，他所發動的這場變法是自所謂“秦制”确立以後直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裡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有影響的全方位、徹底性的制度改革嘗試。
而這一改革方案中所蘊涵的驚人的現代性，也足以讓王安石這個名字永垂史冊。
▲王安石相關書籍（圖/張明揚）
曆史的演進總是一波三折的，王安石新政的許多現代性方案在他的時代或許注定會失敗。但如果新法能夠持續下去，到了另一個更為有利的時機，例如主要動力和實施者換成了民間的商業主體，也許就會讓現代經濟破繭而出。歐洲曆史向我們展示了這種可能性。然而中國的事實并不如此。
如果同将近450年以後的歐洲宗教改革作一類比的話，我們會發現，王安石的變法與宗教改革一樣，其長期曆史後果都不是事件發動者所希望的，也是他們始料未及的。
可惜中歐曆史後來的演進正好呈現相反方向，變法受挫以後，中國的精神文化與現實政治越來越轉向内向和靜态。這頗令今人為之一歎，這個主題也是我将要在本文的下篇中繼續探讨的。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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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台靜農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朱熹的曆史世界》，餘英時著，三聯書店2004年8月北京第1版；
《蘇轼研究》，王水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
《中國通史》，呂思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美】劉子健著，張钰翰譯，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2022年1月第1版；
《南宋儒學建構》，何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
《唐宋之際儒學轉型研究》，徐洪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版；
《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鑒〉》，姜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
《歐陽修和他的散文世界》，洪本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王安石——立于濁流之上》，【日】三浦國雄著，李若愚、張博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
《北宋士人交遊錄》，方健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司馬光新傳》，程應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
《王安石傳》，梁啟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