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29日，第五屆地方文史進階研修班在上海舉行。此次進階研修班由華東師範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中心、曆史學系、社會主義曆史與文獻研究院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主辦。該研修班每年召開一次，目的是加強高校、科研機構與地方文史部門的學術交流，推動地方文史研究工作向前發展。研修班除邀請資深專家就田野調查、檔案編研、口述曆史、民間文獻征集利用、地方黨史研究等主題舉辦專題講座外，還組織高校和地方的文史專家進行對談，開展多場沙龍進行交流、讨論。
應疫情防控需要，本屆研修班采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吸引了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上海通志館、貴州省圖書館、泸州老窖博物館、清遠市博物館、諸暨市社會科學聯合會、昆明市尋甸回族彜族自治縣文化中心圖書館、台州市仙居縣檔案館等九十餘家機關的地方文史專家共同參與。全國政協委員章義和教授、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馮筱才教授、副主任李世衆教授分别為研修班緻辭。
香港中文大學曆史學系科大衛教授以“從生活的獨幕喜劇到社會經濟史”為題目展開首場講座，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教授馮筱才為其主持。科大衛所說的“生活的獨幕喜劇”是對英文單詞“ephemera”的翻譯，很多圖書館用這個詞來代表某一類的收藏，這類收藏品是那些在生活中短暫地使用的東西，如戲院門票、火柴廣告等，人們不會将這類物品留存很久，往往用完就會丢棄。同樣，民間文書也屬于“生活的獨幕喜劇”。科大衛随後以田土文書、碑刻、尺牍、會議記錄、契約等為例，進行了示範性解讀。他認為學者們不應止步于對這些地方文獻的興趣，更要将自己對這些材料的了解寫成文章，這樣才能促進學術對話，糾正和完善其中可能出現的錯誤。但高校的學者往往不了解當地的情況，很容易對地方文獻出現誤讀，是以在這方面需要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幫助。科大衛同時指出，講中國社會的時候，一定是中國某一個地點某一個時間的社會，但也不能隻停留在這裡，同時要去了解中國整個大環境。不了解大環境，也就無法了解地方，地方發生的事情與周圍存在很多關聯。另外他也強調了田野筆記的重要性，記憶容易模糊不清和混淆，如果沒有田野筆記而單純依靠記憶，就相當于自己創造曆史材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第二場講座是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張濟順教授的“探索地方性：1950年代上海研究若幹心得”，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趙晉教授主持。首先，張濟順提出了“何謂’地方’？”的思考，她認為所謂“地方”，并不等同于行政區劃，随着學科發展，省市界限不一定能夠規範、框定研究對象，打破以往固化界限從更大的地域史、區域史的角度去看，則可以發現有更多不同學科的研究互相動補。随後，張濟順又提出“如何定義作為地方的城市？”，“地方性”的定義是特定空間的特質或特殊性。城市的地方性則有以下兩個特點：（1）比較視野下城市之差異；（2）内部路徑獲得，即“在地”、“在場”或“參與性觀察”的文化符号。是以，近代上海的城市特質可以了解為五種變化：樣态之變、經濟之變、行政之變、社會之變、文化之變。從不同方位看上海，有助于加深對上海城市特質的了解：從“内部”看上海，上海具有縫隙效應；從周邊看上海，上海具有磁場效應與孤島效應；從全國看上海，上海具有示範效應、輻射效應；從全球看上海，上海具有魔都效應。接着，張濟順進一步追問：在革命史中尋找上海，有哪些地方性的特質是沒有變化的呢？她以《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一書為例，向大家講述了大時代下的小故事。最後，張濟順将當天的主題歸結為“都市遠去、摩登猶在：1950年代中國的上海旋律”。這種社會文化表層下的基底性力量其實可以套上“地方性”的概念，而且不隻包含和國家角力的部分，其實還有和國家力量契合的部分，這方面則有待大家作進一步的研究。
近年來口述史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口述史訪談的發展現狀與未來前景如何？它能為曆史研究帶來些什麼？在使用口述史料時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第三場講座是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金大陸研究員的“口述史訪談的理論與實踐”，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劉彥文教授主持。金大陸談到近年來口述史訪談的發展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這離不開學術及社會各界的支援，但在訪談的實際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注意。結合自身經曆，他指出在開展口述訪談之前一定要對整體的項目在心中有個規劃和架構，充分了解被采訪人的各項資訊，可以從細節的、起源性的視角的來探讨口述訪談的一些邏輯關系。口述史料需要經過系列規範整理，才可供發表和使用，通過研究才會展現它真正的價值。最後，金大陸以他正在從事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的口述調查和上海乒乓球名将的訪談錄為例，強調訪談當中要有問題意識，帶着問題意識去提問會更易發現新線索和新的研究方向。
第四場講座是複旦大學曆史學系金光耀教授的“從新編方志資料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阮清華教授主持。金光耀認為地方志是研究知青上山下鄉的重要材料，有關知青的史料大多出現在省、市一級志書的勞動志中，一般都有“知青上山下鄉”的專編或專章，其資料來源均為政府的檔案檔案，而勞動志之外的其他專業志中也包含許多有價值的知青史料，但這些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關注。關于知青上山下鄉的研究，大都是在全中國的層面上展開，但上山下鄉在各地顯示出很大的差異性。是以，金光耀提醒研究者要關注地方志資料，深入到地方才能觀察到上山下鄉運動展現出的多面現象，揭示出在各地的側重性，更好地認識和反映這場涉及全國的社會運動。金光耀與金大陸曾發起《中國新編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資料輯錄》資料彙編工作，共査找了6500餘部方志。這些新編地方志對知青研究具有怎樣的價值？金光耀從知青上山下鄉的安置經費、動員政策、知青婚姻、知青相關案件四個方面進行講解。最後他對未來利用地方志研究知青史提出了一些建議，他認為從新編方志中可以發現一些被忽略或者還沒有引起重視的問題，方志提供了從區域史角度切入來深化知青史研究的可能性，将研究範圍從全國深入到省市區縣，如果從省、地、縣三個層面上綜合利用方志資料，将傳統的曆史學方法與社會學、統治學等方法結合起來，或可進一步推動知青史研究。
第五場講座是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包偉民教授的“從江南市鎮起源及其類型略議”，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黃純豔教授主持。包偉民從陸遊的“西村”入手，通過解讀其詩作，展現了南宋時期浙東農村地區的生活場景、市場的源起及層級類型，指出南宋山會農村基本形成了由不同層級市場構成的網絡體系，它們負擔着農民日常米鹽交換以及将大宗農産品轉輸外部世界的功能。随後以浙江烏青鎮為個案，對“專業市鎮”與江南市鎮研究範式作了角度獨特地評論。最後讨論了近代江南市鎮人口與城鎮化水準的兩種類型，即江南地區可分為屬于嘉興類型的中心地帶和屬于鄞縣類型的邊緣地帶。所謂嘉興類型有這樣的一些特征：（1）中間市場人口占農村市鎮人口總數的絕大多數；（2）市鎮上的商鋪絕大多數每日營業，市鎮的城鎮化水準或者說準城鎮化水準很高；（3）從市鎮人口的職業構成來看，農業人口相對較少，市鎮作為商業區的中央性比較明确，因而市鎮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商業繁盛的屬于中間市場市鎮的人口，其城鎮性顯然已經超過了鄉土性。而關于鄞縣類型，則與之有明顯的差別：（1）缺少規模龐大、商業繁盛、居民萬人上下的特大市鎮，這反映着鄞縣農村專業經濟發展相對落後，是以還未在縣區内部形成一定的專業經濟中心；（2）中間市場較少，基層市場數量比較嘉興多，分布更廣，是以市鎮鎮區人口占全縣人口總數的比例大大低于嘉興地區；（3）更重要的是，鄞縣農村市鎮人口結構中農業人口仍占大多數，多數市鎮尚末成為農村中較單一的商業中心，而是處在一種農商相兼的水準上，半市半鄉，基本為定期集市，而不是像嘉興類型那樣，大多已經發展到日日市的水準了。最後，包偉民再次強調，研究者要“充分認識曆史社會的複雜性，警惕過于明快的理論歸納”。在研究中，範式隻是一種觀察問題的視角與分析問題的工具，需要考慮其是否适用，是否符合實情，要注重曆史的複雜性。
第六場講座是武漢大學曆史學院魯西奇教授的“中國古代早期庶人的名與姓名”，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包詩卿教授主持。魯西奇從中國古代早期庶人的稱名方式入手，根據“九年衛鼎”銘文、“散氏盤”銘文、陶文圖錄、包山楚簡、裡耶秦簡等周秦至漢初不同文獻中對于庶人“名”的記載，進一步讨論了姓氏制度與稱名方式的演變，并簡要概括了庶人稱名方式的變化。庶人之名，本起于口語稱謂，以“音”表達，并不書寫。在人名書寫系統中，采用哪一個漢字大抵取決于書寫者的書寫能力、情景判斷或情感偏好和意義選擇，而這一行為就屬于是國家權力從外部進行幹預甚至直接執行的結果。是以，魯西奇指出，庶人稱名用姓氏，一般有以下幾種來源：其一以其職業、身份（包括族群身份）為氏；其二以地為氏，即以來源地或居地作為庶人的屬性，并進而成為其氏稱；其三行役而用姓氏。随後，他進一步考察了古代早期庶人之名使用的不同類型與方式，即口語表達的人名、書寫成文字的人名和實際使用的人名，分析了書寫性庶人名的結構，進而指出庶人“名”與“姓名”的本源與實質。最後，魯西奇談及華南學者的研究以及人類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強調要建構“人”的曆史學，關注活生生的人，關注普通人，關注處于邊緣的弱勢群體。在國家制度這樣強大的文化權力與機器面前，甚至在大衆面前，個人是非常渺小的，孤立無助，被卷入王朝國家體系。“他們出生，他們受苦，他們死亡”，這是所有普通人一生的軌迹，沒有人能逃脫這句老話的桎梏，但通過不斷的研究會逐漸給這三個環節賦予越來越豐富的内涵，一如以“名與姓名”這一符号拼接其人生軌迹，叙述曆史程序。
族譜是史學研究中較常見的史料，面對浩如煙海的族譜資料，如何去如何從裡面提取資訊，又如何利用其進行曆史研究？第七場講座是中山大學曆史系劉志偉教授的“閱讀族譜”，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周健教授主持。首先，劉志偉提出讨論：族譜是史書還是史料？由于族譜并非是公開向他人講述曆史，具有一定的隐私性，故其與一般的中國傳統文獻性質不同。把族譜看成史料可追溯到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以來新史學的發展，梁啟超認為族譜可做史料使用，它與其他的民間文獻并未有太大差別，如族譜可以用于人口學、家庭學的研究。随後劉志偉以蘇洵、歐陽修為例，讨論中國族譜世系的基本構成。他認為族譜編纂具有三個基本要素，即五服之内的口傳祖先記憶、編撰者的文字記錄以及史書記載的遠代名人。族譜是“曆史”的記憶，也是“結構”的表達，曆史與結構在此統一。最後，劉志偉強調如何從族譜中發現曆史非常重要，在閱讀譜系所呈現的曆史時，需要注意其中曆史關節點的記述、祖先故事的叙事結構以及宗族語言的運用。從系譜中閱讀曆史，要格外注意真實與虛構、傳說與檔案（口述與文字）、祖先的故事與地域的曆史等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
第八場講座是浙江大學曆史系杜正貞教授的“地方訴訟檔案的價值及其整理研究”，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黃阿明教授主持。杜正貞以龍泉司法檔案為例，說明浙江大學曆史系與地方檔案館的合作模式。她認為龍泉司法檔案清晰地記錄了中國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從傳統到近代的變革過程。同時，這批檔案也反映了近代地方社會結構、經濟形态、家庭婚姻、群眾觀念等方面的變遷，幾乎涉及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随後，杜正貞詳細地向研修班學員介紹龍泉司法檔案的整理和出版步驟，首先應對所有檔案逐頁掃描；其次要進行卷宗級編目，浙江大學團隊在整理時将每個卷宗司法檔案的年代、性質、原告姓名、被告姓名、訴訟事由、訴訟結果等資訊進行統計，制成表格；再次是選編與出版，在這一過程中專家學者對檔案經行了嚴密的篩選。随後，杜正貞介紹了檔案解讀的方法，她認為解讀與研究檔案要了解檔案産生的制度背景，也需要追溯檔案産生、收藏的過程，應回到檔案所涉及的人事活動的現場，檔案解讀應與田野調查相結合。最後，杜正貞還介紹了龍泉司法檔案選編資料庫（http://longquan.ancientbooks.cn），進一步強調了檔案數字化對文史編研的意義。
第九場講座是廈門大學曆史系張侃教授的“宋元以來浙南濱海地區的人群、制度和社會——以溫州地方文獻為線索”，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黃阿明教授主持。張侃以溫州的地方文獻為基礎，分享了他在地方文獻整理過程中的思考及研究過程中的心得體會。張侃首先将溫州濱海地區的地理環境進行了一個大緻的描述，宋元時期，濱海居民以海利商販為生，與海洋性的自然地理環境有密切關系，海外貿易的興盛，使得當地形成了一些“形勢之家”。至明代後，随着鹽業生産秩序的變遷，一些隸籍竈戶的平民庶族開始發展成了在地方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衣冠士族。明中葉之後，随着軍戶、軍餘的增加，信仰出現多元化現象，各種不同類型的廟宇得以興建，取代了旗纛廟的儀式中心地位。最後，張侃以航海針路圖為載體，分析了南麂島的社會形态演變，從海洋社會角度來看，南麂島的地理位置是航海針路中具有重要指向意義的一個辨別，其空間意義并不在于島嶼本身，而在于他所連接配接的周邊島嶼及海域，海洋人群便在這裡聚散。張侃利用了大量的民間文獻，從濱海人群、國家制度、地域社會等角度，細緻地向研修班學員示範了如何從零散史料到故事勾畫再到學術研究。
第十場講座是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的馮筱才教授的“數位文史與地方記憶”，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劉建平教授主持。在講座的開始，馮筱才談到了地方記憶搶救之急迫性，地方的文化遺産與曆史遺留消逝速度非常之快，應該用什麼樣的手段才能夠最快、最緊急、最有效地去搶救這些資料？對此，他提出傳統的地方文史征集方法需要進行“數位革命”，并提出了“數位文史”的概念，談到地方記憶搶救之急迫性，呼籲來自全國各地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合作、共享、搶救、傳承，将代表中國大多人的庶民的記憶儲存下來。所謂“數位文史”，即是在地方文史工作中大量引入數字方式，大幅提升物質或非物質曆史遺留的搶救效率，并拓展儲存即将消逝的曆史遺存的管道。馮筱才系統地講述了如何開展“數位文史”，一方面是儲存，另一方面則是征集，編研成果要想辦法數位呈現。馮筱才認為口述訪談中要充分利用數位技術，并分享了自己做口述訪談的經驗，訪談時的問題必須是具體化、日常化的問題。随後，馮筱才還介紹了目前做的比較好的地方文史編研成果的呈現和公衆推廣的案例，進一步呼籲各地學習一些已經較好、較完善的數位文史模式。面對很多文史工作者提出的人手不夠怎麼辦的問題，馮筱才提出可以進行義工招募，發展自助式的記憶搶救儲存平台，建立合作聯盟，地方與高校、專業加業餘、官方和民間共同來搶救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最後，他指出之是以每年舉辦地方文史進階研修班就是希望和各院校的老師、地方文史工作者合作，共同來做這項事業。
第十一場講座是上海交通大學曆史系曹樹基教授的“走進村莊：契約文書的搜集、整理與研究”，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李世衆教授主持。曹樹基首先介紹了他和團隊搜集整理地方文書的經曆，其中重點回顧了石倉契約的發現和整理，以此向研修班學員傳授文獻搜集和整理的經驗與模式。接下來，曹樹基向文史研修班的各位學員展示了這些年來團隊關于石倉契約文書的相應研究，并系統地講解了契約文書的分類與釋讀，指出地方文書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在問答環節中，曹樹基向大家講述了論文的寫作步驟。首先研究者在讀材料的過程中，必須讀出與别人不一樣的東西。所謂不一樣的東西，就是材料中反常識、反邏輯的地方。另外，還需要注意“逢資料必算”，在讀材料的過程中盡量突破這些一般性的概念，抓住材料中與原來的表述、原來的方向相反的東西。要“從資料中發現問題”，然後再提出問題，并提醒盡量不要收集同質化的材料。在此基礎上，曹樹基認為隻要有足夠多、足夠複雜的新資料，往往就能寫出好論文。
除十一場專家講座外，本屆地方文史進階研修班還特别安排了多場“高校VS地方文史對談”和文史交流夜沙龍環節。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史機構專家不僅在沙龍上分享自己收藏、編研的資料成果，還專門就自身從事資料搜集、整理、編研、策展等工作中遇到的具體問題向講座教授一對一請教。如來自山西戲劇協會的劉濤将自己多年來收藏的清代雜字冊和計劃經濟時期的個人賬冊分享給大家，馮筱才教授、李世衆教授和黃阿明教授與研修班學員一起辨認上述原始文獻，并認為這些民間文獻記載了許多官方檔案、報刊中無法見到的制度線索。來自泸州老窖博物館的景俊鑫和韓霖則在沙龍上分享了自己在酒企曆史資料搜集上遇到的挑戰。馮筱才認為，地方文史機構可以進一步擴大資料搜集的範圍和深度，許多域外或看似無關的曆史資料可能具有極高的價值。通過華東師範大學圖書報刊資源，馮筱才向泸州老窖博物館展示了民國時期“泸州大曲酒”的新聞報道和泸州酒坊經營者溫筱泉、劉航琛的史料。此外，各位講座教授也在沙龍上強調口述史料的重要性，期待文史機構利用自身優勢，與高校加強合作，盡快搶救口述史資料，為後世存史。
在最後一天的文史對談中，中山大學曆史系溫春來教授、複旦大學劉永華教授、廈門大學黃向春教授和劉詩古教授等先後作為引言人，分别就民間文獻和地方文史編研講述了自己經驗和看法，并集中地回答了來自各地文史工作者所關心的問題。研修班結束後，華東師範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邀請講座教授為各位學員頒發結業證書。線上線下參會學員組建研究群組，為日後高校與地方文史機構的合作以及文史機構之間的橫向合作提供了平台。
（郭子健、何曉方、王澤軍、吳杉杉、周依林、孫赟馨、李影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