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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從這裡走來——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太行山東麓的平山縣西柏坡辦公,指揮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同志向全黨發出了“兩個務必”的号召。西柏坡成為黨中央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從西柏坡出發,踏上了進京“趕考”的偉大征程。今天,在西柏坡紀念館,一頁頁泛黃的檔案、書稿,一件件帶着曆史餘溫的革命文物,依然在向人們講述着70多年前那段不平凡的往事。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土地法大綱》
西柏坡紀念館展廳裡陳列着一本《中國土地法大綱》,它長18厘米,寬11.5厘米。封面中間為書名《中國土地法大綱》,右上角印有“中共中央委員會公布”字樣,左下角為“晉察冀中央局土地會議秘書處印”和“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表明了輯印機關和時間。這本《中國土地法大綱》的産生,與1947年黨在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密不可分。
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1936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作家斯諾時指出:“誰赢得了農民,誰就會赢得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赢得農民。”從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戰争時期的減租減息,再到解放戰争時期的土地改革,我們黨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曆史的指針來到1947年。7月17日,全國土地會議在西柏坡村開幕,來自各解放區的100多名代表參會,9月13日閉幕,會議曆時将近兩個月。在戰争時期,能集合各地這麼多代表,以這麼長時間讨論土地問題,在中國共産黨曆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劉少奇在開幕式上講了會議的目的和任務,強調土地問題是解放區一切問題的基本環節,并連續兩天作了長篇報告,指出全國土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要徹底進行土地改革。會議由各解放區代表彙報土地改革的情況,總結交流經驗,着重讨論了土改和整黨兩大問題,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10月10日正式頒布實行。
《中國土地法大綱》是土地改革的綱領性檔案,全文共有16條,明确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全國土地會議結束後,各解放區分别召開貫徹落實會議,并根據需要印發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陳列在西柏坡紀念館展廳裡的這本《中國土地法大綱》就是晉察冀解放區印發的。随後,各解放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
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它從根本上廢除了在中國大地上盤根錯節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廣大農民翻身解放獲得了土地,使中國共産黨赢得了農民的衷心擁護。廣大群衆迸發出空前的熱情,積極發展生産,踴躍參軍參戰,從人力、物力上極大地支援了解放戰争,動搖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根基。
1950年,毛澤東曾指出:“我們已經在北方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這個偉大的成績。我們的解放戰争,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
文物雖無聲,曆史卻有回響。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曆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援,黨就能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
見證人民币誕生的圓盤印碼機
在西柏坡紀念館展覽大廳裡,陳列着一台印刷第一套人民币的圓盤印碼機。機身高120厘米,寬103厘米,基本材質為鐵。它1899年生産于美國,1908年北京印鈔廠建廠時,随同印制鈔票的膠印機、凹印機等成套印鈔裝置從美國引進,用來印制鈔票上的号碼。
西柏坡時期,由于革命形勢發展迅速,解放區面積不斷擴大,急需發行統一的鈔票,以便建立新的經濟金融秩序。1947年3月至5月,華北财經會議在晉冀魯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鄲冶陶正式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就是讨論研究如何解決好戰争所需要的财力供給問題,其中成立華北财經辦事處、籌備發行人民币被提到重要日程。1947年下半年,華北财經辦事處在河北平山縣夾峪村正式設立。1948年11月18日,華北人民政府政務會會議研究決定:“發行統一貨币,現已刻不容緩,立即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并任命南漢宸署理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
在籌建中國人民銀行并發行人民币的過程中,最緊迫的工作就是人民币的設計和印制。當時,解放區的專業人才奇缺,籌備處多方搜尋,最後确定由晉察冀邊區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镛負責設計。兩人曾參加過晉察冀邊區銀行貨币的設計印制工作,有豐富的設計經驗。王益久負責設計第一套人民币票版正面圖景,背面圖景由沈乃镛設計。
很快,第一批人民币的票樣設計出台,并送交中央審批。經中央準許的第一套人民币首批設計樣稿有三種圖案版别,即耕地圖、火車站圖和萬壽山圖。票版設計完了,緊接着就是人民币的印刷。為完成印制任務,籌備處千方百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質條件印制人民币。
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宣告正式成立,并首次發行人民币。由于革命形勢發展很快,許多大城市相繼解放,人民解放軍在接管城市的同時需要人民币盡快發行,以利于建立新的經濟秩序。是以中國人民銀行對各地印刷廠發出訓示,首要任務是集中全力恢複生産,做好人民币在新解放城市的印發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同日,軍管人員接管北京印鈔廠(時名中央印制廠北平廠),立即發動職工日夜搶修安裝散放在廢鐵堆中的機器,用軍管人員帶進城的人民币的原版為樣本,利用現有裝置全力開工印刷,很快便生産出了第一批人民币。經過不斷的緊張印制,人民币不僅滿足了北平的需求,還源源不斷送到全國各個新解放地區,使人民币在解放全中國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這台圓盤印碼機在這過程中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那段光輝曆史的見證。後來,随着印鈔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改進,這台印碼機逐漸改為鈔票印制過程中補碼使用,一直到2001年才“光榮退役”。2003年初,這台機器運到了西柏坡,成為引人矚目的紅色革命文物。如今,它靜靜躺在西柏坡的陳列大廳裡,向全國各地的遊客講述着人民币背後的故事。
中國人民銀行的成立和第一套人民币的誕生,預示着一個全新的中國将要誕生。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上司下,經過幾十年艱苦卓絕的革命鬥争所取得的勝利成果。正如毛澤東在看到首批人民币票樣時所說的: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裝,有了自己的政權,現在又有了自己的銀行和貨币,這才真正是人民當家做主!
一張奔向光明的“通行證”
西柏坡紀念館收藏着一張特殊的“通行證”,它的特殊不僅在于它是解放戰争時期,著名作家郁文哉先生攜帶全家離開國統區,奔赴西柏坡的曆史見證,更在于它是在中國共産黨上司保護下,無數進步人士從黑暗的國統區奔向光明的解放區的曆史縮影。
“通行證”白色的紙張已經發黃,但字迹卻依舊清晰。左上方貼着郁文哉先生的一張一寸大小的黑白照片,上面标題處寫着:北平市第(2)區旅行證明書(旅)字第(833)号。鉛印的公文格式,毛筆手書的相關内容,加上紅色印章,證件上處處保留着曆史的印迹。
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在國統區加緊了對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的迫害。郁文哉當時擔任《中蘇文化》雜志的主編,他長期翻譯蘇聯的進步文章和作品,還給中國共産黨的《新華日報》撰寫了大量文章。國民黨反動派早已經盯上了他,将他列入黑名單,随時可能被捕或遭到暗害。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地下黨組織訓示郁文哉及家人迅速從南京撤離,前往解放區。
為避開特務視線,郁文哉決定和妻子劉惠分開行動,郁文哉帶着3歲的女兒郁蓓以遛彎為掩護,脫離特務視線離家趕赴上海。幾天後,劉惠抱着不滿1歲的小女兒郁蕾,以回娘家為掩護乘火車也來到上海。
全家人在上海會合後,匆匆乘飛機趕往北平。北平中共地下黨城工部的石岚接應了郁文哉全家。為了保證郁文哉全家安全轉移到解放區,石岚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首先要準備通過封鎖線的“通行證”,第二要開具到解放區的“身份證明信”,最後還要把大人孩子都化裝成難民。
所謂“通行證”即“旅行證明書”,為了以假亂真,石岚巧妙地将郁文哉的名字改為虞家波,“郁”與“虞”同音,避免在敵人盤查叫到名字時緊張而露出破綻;因郁文哉有濃重的無錫口音,是以籍貫寫成江蘇常熟;旅行的理由為返家,而去江蘇路經山東濟南也是合乎實際的;一切細節都考慮周全了,最後再蓋上那方石岚自制的紅色大印,“通行證”就這樣制作成了。為解放區開具的“身份證明信”既要讓自己人看明白,又要巧妙隐藏,保證“身份證明信”的安全。經過慎重考慮,石岚最後決定用藥水寫在尿布上,處理後看不出寫的字來,包在郁文哉小女兒的尿布外面。
準備完畢後,石岚将郁文哉一家從北平護送到天津。郁文哉一家因裝扮得極像難民,“通行證”也沒有被看出破綻,終于安全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線。通過封鎖線後,一家人緊張的心情逐漸放松下來。郁文哉雇了一輛帶篷的毛驢車,繞山東,轉河北,最後直奔石家莊,他們越走心裡越亮堂。在石家莊的中央機關接待站,郁文哉将寫在尿布上的“身份證明信”遞交給從業人員,他們處理後得知了來者的身份,立刻熱情地接待了郁文哉全家。在接待站停留兩天後,他們被送往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
郁文哉和妻子劉惠都被配置設定到新華社工作,住在西柏坡附近的通家口村。郁文哉在編輯部做俄文編譯工作,劉惠在新華社印刷廠做校對。北平和平解放後,全家随新華社進了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郁文哉在給家人的一封信中寫道:“中國翻了身,中國人民翻了身。我為參加這項翻身事業,國民黨反動派捕了我三次,鐐铐鞭笞都嘗過,幸而未死,得見新的中國,今生樂事,無過于此了。”
來源:《黨建》雜志西柏坡紀念館
編輯制作: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