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荷露出尖尖角

　1964年9月，文學研究所一分為二，原來所裡的西方文學研究機構——蘇聯文學室、東歐文學室、東方文學室和《世界文學》編輯部，從文學研究所分出去，成立新的外國文學研究所，由著名詩人、德國文學權威馮至先生任所長。他是從北京大學西語系系主任的崗位上調過來的。我1953年進北大時，馮至就是系主任。後來，我畢業後到文學研究所，參加高校文科教材編寫工作期間，他又兼任高校文科教材編寫組的上司工作，是《文學概論》編寫組的直接上司。

　　我從個人感情上來說是願意分到外國文學研究所去的。作為外文系的畢業生，我在文學研究所工作期間，一直與外國文學研究方面的研究人員比較接近，比較能打成一片。事實上，我所在的文藝理論研究室與西方文學研究室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同屬于一個支部，黨組織生活在一起過，政治學習的會在一起開，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我感到生活得很惬意，這是我想分到外國文學研究所的一個原因。

　　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業務工作上的考慮與個人事業前途的規劃。具體來說，首先，我覺得自己恐怕還是一塊研究文學史的料，我的志趣偏重于文學史、作家作品研究，而不是理論概括和體系建構。我對西方文藝批評史的研究熱情，也遠不如對文學史的熱情那麼高，我讀的作家作品遠遠多于理論著作，這是我的主要考慮。其次，我在理論研究方面并非沒有雄心壯志，我也想成為一個權威的理論批評家，也想成為一個有自己理論體系的理論家，但在我心目中，一個理論家應該有豐富而精深的文史學識，最好是對某一個國别文學史或者是斷代史，再小一點是對一個作家、一部巨著要有專門精深的研究。我的打算是，先潛心研究文學史十年，再回過頭去進行理論的闡發與建構。再次，除了這些主要的考慮之外，還有一些細枝末節的原因，比如我喜歡看電影，特别是内部電影，但是在當時隻有搞西學的人才能得到西方電影的内部電影票……所有這些原因，使我決定要去外國文學研究所。

　　我進外國文學研究所，當然是到卞之琳上司的西方文學研究室。那時，卞之琳有兩個助手，一個是從延安來的年輕“老幹部”夏森，一個是研究英國文學的楊耀民。我的師長輩則有李健吾、潘家洵、楊绛、羅大岡、羅念生。介乎大師兄與小師叔之間的人則有袁可嘉、鄭敏、楊耀民等。在同輩中比我稍為年長或基本上同齡的則有劉若端、徐育新、董衡巽、張黎和朱虹。比我略微年輕的則有呂同六、鄭克魯、張英倫和後來的陳洪文、甯瑛、王煥生、鄭土生等。我一進西方文學研究室就被任命為該室的行政秘書，協助卞之琳做點事務性的瑣事。這時，大概是在1964年7月，所上司讨論外國文學研究所的辦所方針時，周揚做了訓示，其中有一條是要求編寫出《二十世紀歐洲文學史》，并且強調：能不能寫出文學史，是研究所“生死存亡的大事”。此事當然是交給了西方文學研究室。

　　卞之琳是研究所裡一位特别有個性的室主任，他上司西方文學研究室的方式，似乎可以說是“無為而治”。西方室的老前輩、老專家，他們各做自己所感興趣的項目，而且這些項目都是巋然不動的。上司上所交下來的集體性任務，一般都是由年輕人去完成。這次仍是老規矩。于是就組成了一個以年輕人為主的編寫組，承擔《二十世紀歐洲文學史》的編寫任務。說是年輕人，但也都有了一定年頭的研究工作經驗，最少的也已有四五年（如張黎、呂同六、鄭克魯、張英倫，他們當時已是小有名氣的才俊了），一般也有八九年（如朱虹、董衡巽和我），甚至有的已有相當資曆的中年人也參加了（如袁可嘉、鄭敏、劉若端），所有這些人，後來幾乎無一不是西學領域中的著名學者。挂帥的當然是卞之琳，所上司還為編寫組正式任命了一個學術秘書作為卞先生的助手，這位學術秘書就是我。

　　有“學術秘書”一職壓肩，我内心深處是準備大有作為的，很想一進西方文學研究室就立一大功，有一個出色的開端，作為我向副研究員這一級攀登的基礎。是以，我這個“學術秘書”倒是很有積極性、勁頭十足。我就主動提出策劃方案，謙恭地作為“極不成熟建議”呈交給卞之琳，請他審查。

　　學術組織工作至為重要。編寫任務是要在一定期間内完成的，首先必須寫出全書比較詳細的綱要，從《文學概論》編寫組得到的經驗中，我深知這樣一份詳細綱要至關重要，也很不容易完成。是以，我先做出了總體規劃，從大步驟到小步驟到具體的進度以及最後落實到每個人頭上的任務，都一一做出了方案。當然，每走一步，每深入一層，我既征求編寫組成員的意見，也向上司請示彙報，隻要他點了頭，或者未持不同意見，我就進行具體安排。這是學術組織工作，是“技術活”，本身的專業性很強。而且，作為學術秘書自己還得以身作則，至少也得承擔法國20世紀文學方面的編寫任務。感謝我在理論室那幾年，畢竟那幾年我的專業方向就是西方文學批評史，對西方文學思潮的發展，我總算摸過一遍，而具體的作家作品我也看過不少，還算是比較熟，總算把“學術秘書”這份工作開展起來了。參加這個工作的雖然都是比較年輕一代的研究人員，但哪一個不是人才？如董衡巽、呂同六、鄭克魯、張英倫，甚至還有比我高出了半輩，幾乎是我可以稱之為師叔的袁可嘉……正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與學識，才在短短的三四個月内，完成了一份長達五六萬字的詳細綱要，也就是說，隻要再加以細化、闡述、發揮，一部二三十萬字的《二十世紀歐洲文學史》就遙遙在望了。

　　三個月的時間不算長，能取得這樣一項階段性的成果，無疑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是一份驕人的成績。很坦率地說，我當時就十分自得、躊躇滿志。現在回想起來，也不失為我個人學術生涯中一次“良好的表現”。當時，外國文學研究所上司對此成績也很滿意。此事很快就傳到了學部上司機關，學部上司人認為西方文學研究室在比較短的時間内編寫出《二十世紀歐洲文學史》的詳細綱要是集體編寫工作中一個可喜的成績，為集體編寫工作提供了比較成功的經驗。是以，在全學部範圍裡專門組織了一場報告會，指名要我去做一個專題報告，彙報編寫工作的過程，介紹集體編寫的工作經驗。

　　說實話，當時我的确頗為得意，覺得自己來到外國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研究室打響了第一炮，向進階職稱——副研究員邁出了踏踏實實的一步。

　　（本文摘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大家雅事”叢書之一《柳鳴九——法蘭西文學的擺渡人》，有删減）

　　（柳鳴九/自述 劉玉傑/整理）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柳鳴九 劉玉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