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現在已經不知道那件事具體的細節了，但它沒有疑問是真的，而有時候，為了某種需要，在真實的事件上鍍些金是可以了解的。當然，這也是人們研究曆史時，應該具備的一種态度與胸懷，所謂用曆史來激勵現實也許就是這個樣子吧。
八百壯士，即國民革命軍陸軍第9集團軍88師524團 ，是指在上海即将淪陷之時，奉命退守四行倉庫，在那裡與日軍激戰四天四夜，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士氣的英雄群體。在這個英雄的群體之外，有一個叫楊惠敏的人，被稱為“800壯士獻旗的人”，當時很轟動，後來被編入大陸和台灣的曆史教科書，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
楊惠敏，女，江蘇省鎮江市人，女童軍、抗戰時名人、教師。著有自傳《八百壯士與我》。1992年3月9日，病逝于台北市石牌榮民總醫院，享年78歲。今天，關于她送旗的說法有很多“糾結”，但我們還是采用八百壯士幸存者郭興發的回憶：“27日晚十點多鐘，突然有一身穿童子（軍）服的女孩出現在橋頭，冒險向我們喊話。這時，機槍連長雷雄值班，立即将情況報告了謝團長。謝團長說：‘要讓她馬上回去。’可她就是不聽，一直喊了一個多鐘頭，問我們需要些什麼。謝（團長）叫人回答說：‘我們隻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國旗’。當天晚上，楊（惠敏）就将旗杆和國旗送來。我們立即将國旗升上庫頂。”（謝繼民《我的父親謝晉元将軍——八百壯士浴血奮戰記》：團結出版社，2010年）
軍隊打仗沒有老百姓的支援是不行的，當年，八百壯士的壯舉被全國人民關注着，上海人民為他們送去了各種慰勞品，但面對強大的鬼子，他們的命運隻能是流血犧牲。四行倉庫位于閘北區南部、蘇州河北岸，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大廈，也是當時閘北最高的一座建築。是以，這在高處的戰鬥讓很多人都能親眼看到，很受鼓舞。又因為，四行倉庫對岸就是英美租界，鬼子不敢輕易使用重型武器，為中國勇士将抗戰進行得更久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在這最後的堡壘鼓舞到更多的人。這也是淞滬會戰中悲壯事迹很多，而八百壯士一直特别出名的原因所在。
打仗沒有旗幟是不行的，軍旗就是軍人血性的靈魂，甚至超過了生命本身。謝晉元團長想要的就是這個。但是，戰場時時刻刻都存在着生命的危險，是以他要楊惠敏馬上回去。一個女孩子，不顧生命的危險，在戰場上、在鬼子的槍口下，對自己的同胞喊話長達1個多小時，這種在生命相連的愛心傳遞中，表現出來的勇敢足以讓所有人淚流滿面了，而這也促使她日後成為八百壯士一樣的英雄再也正常不過了。
是以，今天一些人說楊惠敏當時已經二十幾歲、并沒有泅渡蘇州河等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個女孩真的将軍旗送到了壯士們的手中，讓它在庫頂升起，把鬼子的旗幟給壓了下去，在正義凜然中迎風飄揚，宣示了這中國及中國人民的神聖不可侵犯。至于接下來，上海商會為壯士們送來一面巨幅國旗，換下了楊惠敏送來的旗，浩然正氣，壯麗光輝，讓鬼子的太陽旗黯然無光，應該另當别論了。
是英雄，就得珍惜、珍視，但楊惠敏後來的人生卻因為胡蝶和戴笠顯得格外不如意。胡蝶（1908年3月23日—1989年4月23日），原名胡瑞華，籍貫廣東鶴山，出生于上海，中國第一位“電影皇後”。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字雨農，浙江省衢州府江山縣（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鄉人，在抗日戰争中，戴笠和他上司的軍統局為中華民國立下卓著功勳，1946年因飛機失事身亡，死後被國民政府追任為陸軍中将。事情的經過大緻是這樣的：
當時，二婚的胡蝶已經是一個大明星了，上海淪淪陷，她和自己的第二任潘有聲跑到了香港。但在那裡，他們又遇到了日本人，日本人請胡蝶赴東京拍一部《胡蝶遊東京》的影片，宣揚所謂的“中日友善”思想，胡蝶覺得這事兒不能幹，就決定和潘有聲一起再往重慶跑。拒絕日本人，不給日本人幹活，從這個層面上說，胡蝶還有一點藝人的節操。
但是，從當時的資料來分析，我們或多或少地覺得這個女人有些愛錢。她把自己的财富都裝在了30個大箱子裡，有她的首飾、珠寶，還有她個人的一些貴重物品，如名牌服裝、獲獎證書什麼的，托當時正在香港負責秘密接送工作的楊惠敏代運回國。楊惠敏照辦，但後來這些東西卻被弄沒了。按照楊惠敏的說法是，當時兵荒馬亂的，為胡蝶運送的那些東西在東江全部被劫。但胡蝶卻說，自己親眼看到楊惠敏穿着自己的大衣，言下之意是楊惠敏吞了她的私産，得了不義之财。報紙将這事兒一報道，讓當時已經是“抗日形象大使”的楊惠敏百口難辯，多少有些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意思了。而這一切為正在追求胡蝶的戴笠創造了一個絕佳的得手機會。
你不是丢東西了嗎？那麼，就讓我把你丢的東西找回來吧。戴笠手下的人到了胡蝶的住處，問胡蝶都丢了些什麼東西，然後開始偵破。采取的手段一是去丢了東西的廣東；二是将楊惠敏和她的男友趙樂天抓起來。去廣東的人空落落地回來，楊惠敏和她的男友趙樂天經曆着軍統機構的嚴刑拷打，但丢了的東西并不是能夠拷打出來的，軍統的人在他們那裡得到的答案依然是：胡蝶的私産真的是被劫了。
怎麼辦？那就給胡蝶買新的吧。戴笠讓手下的人也做了幾十個箱子，在箱子裡裝上了比原來的更好更值錢的東西，把這些箱子送到了胡蝶的住處，胡蝶居然将它們照單全收了。一個人，一個正常的人，怎麼可能不認識自己的東西呢？但胡蝶卻預設了戴笠的“僞造”，這也為她日後被戴笠包養起來埋下了伏筆。對此，時至今日，人們還能在網絡上看到一些諸如“戴笠霸占民國影後胡蝶”、“民國影後胡蝶被戴笠囚禁三年”的文章，但如果知道了這段，也許就會少些霸占或囚禁的詞彙，其間一定有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成分。
胡蝶的東西被“找”了回來，但楊惠敏并沒有從監獄裡出來，到了1946年戴笠死了，楊惠敏也沒有出來，這裡面的原因很簡單：楊惠敏出來了，不就等于戴笠和胡蝶的那些事公開透明了？我們隻能說，龌龊的绯聞在這裡大過了英雄的事迹。後來，毛人鳳将楊惠敏轉移到南京，秘密地“保護”了起來，最終讓她寫下了一個永久保密的聲明才獲得出獄，不了了之了，自由了。
據說，楊惠敏雖然著有自傳《八百壯士與我》，但到了晚年時，什麼事也都不願提了，包括八百壯士，包括胡蝶和她的恩怨……統統地都不願再提了。她到台灣省後，和一位姓朱的教授結了婚，育有二子，自己也當了老師，一心一意地對待工作，甚至需要别人提醒她的孩子——課文中的那個女童軍是你的母親。這是一種不說，更是一種處世的态度。
胡蝶呢，似乎也采取了這種态度——不說——她于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未提楊惠敏一字，也未提當年行李遭搶劫的事。這也是一種不說，也是一種處世的态度。但這不說，相反地等于把什麼都說了，人世間的事情，你不說她不說不等于任何人都不說，總會有人說的，總會有人說把它說清楚的。楊惠敏的不說與胡蝶的不說，雖然都是個不說，卻有一種讓人感到心酸的落差，在光芒的英雄與耀眼的藝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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