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现在已经不知道那件事具体的细节了，但它没有疑问是真的，而有时候，为了某种需要，在真实的事件上镀些金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也是人们研究历史时，应该具备的一种态度与胸怀，所谓用历史来激励现实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吧。
八百壮士，即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524团 ，是指在上海即将沦陷之时，奉命退守四行仓库，在那里与日军激战四天四夜，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的英雄群体。在这个英雄的群体之外，有一个叫杨惠敏的人，被称为“800壮士献旗的人”，当时很轰动，后来被编入大陆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杨惠敏，女，江苏省镇江市人，女童军、抗战时名人、教师。著有自传《八百壮士与我》。1992年3月9日，病逝于台北市石牌荣民总医院，享年78岁。今天，关于她送旗的说法有很多“纠结”，但我们还是采用八百壮士幸存者郭兴发的回忆：“27日晚十点多钟，突然有一身穿童子（军）服的女孩出现在桥头，冒险向我们喊话。这时，机枪连长雷雄值班，立即将情况报告了谢团长。谢团长说：‘要让她马上回去。’可她就是不听，一直喊了一个多钟头，问我们需要些什么。谢（团长）叫人回答说：‘我们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当天晚上，杨（惠敏）就将旗杆和国旗送来。我们立即将国旗升上库顶。”（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记》：团结出版社，2010年）
军队打仗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不行的，当年，八百壮士的壮举被全国人民关注着，上海人民为他们送去了各种慰劳品，但面对强大的鬼子，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流血牺牲。四行仓库位于闸北区南部、苏州河北岸，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大厦，也是当时闸北最高的一座建筑。所以，这在高处的战斗让很多人都能亲眼看到，很受鼓舞。又因为，四行仓库对岸就是英美租界，鬼子不敢轻易使用重型武器，为中国勇士将抗战进行得更久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这最后的堡垒鼓舞到更多的人。这也是淞沪会战中悲壮事迹很多，而八百壮士一直特别出名的原因所在。
打仗没有旗帜是不行的，军旗就是军人血性的灵魂，甚至超过了生命本身。谢晋元团长想要的就是这个。但是，战场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要杨惠敏马上回去。一个女孩子，不顾生命的危险，在战场上、在鬼子的枪口下，对自己的同胞喊话长达1个多小时，这种在生命相连的爱心传递中，表现出来的勇敢足以让所有人泪流满面了，而这也促使她日后成为八百壮士一样的英雄再也正常不过了。
所以，今天一些人说杨惠敏当时已经二十几岁、并没有泅渡苏州河等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女孩真的将军旗送到了壮士们的手中，让它在库顶升起，把鬼子的旗帜给压了下去，在正义凛然中迎风飘扬，宣示了这中国及中国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至于接下来，上海商会为壮士们送来一面巨幅国旗，换下了杨惠敏送来的旗，浩然正气，壮丽光辉，让鬼子的太阳旗黯然无光，应该另当别论了。
是英雄，就得珍惜、珍视，但杨惠敏后来的人生却因为胡蝶和戴笠显得格外不如意。胡蝶（1908年3月23日—1989年4月23日），原名胡瑞华，籍贯广东鹤山，出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字雨农，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人，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为中华民国立下卓著功勋，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当时，二婚的胡蝶已经是一个大明星了，上海沦沦陷，她和自己的第二任潘有声跑到了香港。但在那里，他们又遇到了日本人，日本人请胡蝶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的“中日友善”思想，胡蝶觉得这事儿不能干，就决定和潘有声一起再往重庆跑。拒绝日本人，不给日本人干活，从这个层面上说，胡蝶还有一点艺人的节操。
但是，从当时的资料来分析，我们或多或少地觉得这个女人有些爱钱。她把自己的财富都装在了30个大箱子里，有她的首饰、珠宝，还有她个人的一些贵重物品，如名牌服装、获奖证书什么的，托当时正在香港负责秘密接送工作的杨惠敏代运回国。杨惠敏照办，但后来这些东西却被弄没了。按照杨惠敏的说法是，当时兵荒马乱的，为胡蝶运送的那些东西在东江全部被劫。但胡蝶却说，自己亲眼看到杨惠敏穿着自己的大衣，言下之意是杨惠敏吞了她的私产，得了不义之财。报纸将这事儿一报道，让当时已经是“抗日形象大使”的杨惠敏百口难辩，多少有些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意思了。而这一切为正在追求胡蝶的戴笠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得手机会。
你不是丢东西了吗？那么，就让我把你丢的东西找回来吧。戴笠手下的人到了胡蝶的住处，问胡蝶都丢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开始侦破。采取的手段一是去丢了东西的广东；二是将杨惠敏和她的男友赵乐天抓起来。去广东的人空落落地回来，杨惠敏和她的男友赵乐天经历着军统机构的严刑拷打，但丢了的东西并不是能够拷打出来的，军统的人在他们那里得到的答案依然是：胡蝶的私产真的是被劫了。
怎么办？那就给胡蝶买新的吧。戴笠让手下的人也做了几十个箱子，在箱子里装上了比原来的更好更值钱的东西，把这些箱子送到了胡蝶的住处，胡蝶居然将它们照单全收了。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的东西呢？但胡蝶却默认了戴笠的“伪造”，这也为她日后被戴笠包养起来埋下了伏笔。对此，时至今日，人们还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诸如“戴笠霸占民国影后胡蝶”、“民国影后胡蝶被戴笠囚禁三年”的文章，但如果知道了这段，也许就会少些霸占或囚禁的词汇，其间一定有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成分。
胡蝶的东西被“找”了回来，但杨惠敏并没有从监狱里出来，到了1946年戴笠死了，杨惠敏也没有出来，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杨惠敏出来了，不就等于戴笠和胡蝶的那些事公开透明了？我们只能说，龌龊的绯闻在这里大过了英雄的事迹。后来，毛人凤将杨惠敏转移到南京，秘密地“保护”了起来，最终让她写下了一个永久保密的声明才获得出狱，不了了之了，自由了。
据说，杨惠敏虽然著有自传《八百壮士与我》，但到了晚年时，什么事也都不愿提了，包括八百壮士，包括胡蝶和她的恩怨……统统地都不愿再提了。她到台湾省后，和一位姓朱的教授结了婚，育有二子，自己也当了老师，一心一意地对待工作，甚至需要别人提醒她的孩子——课文中的那个女童军是你的母亲。这是一种不说，更是一种处世的态度。
胡蝶呢，似乎也采取了这种态度——不说——她于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未提杨惠敏一字，也未提当年行李遭抢劫的事。这也是一种不说，也是一种处世的态度。但这不说，相反地等于把什么都说了，人世间的事情，你不说她不说不等于任何人都不说，总会有人说的，总会有人说把它说清楚的。杨惠敏的不说与胡蝶的不说，虽然都是个不说，却有一种让人感到心酸的落差，在光芒的英雄与耀眼的艺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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