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史解讀連載26：二戰前的英國，一個衰落的帝國

介紹了法西斯的反動，介紹了人民的反抗，現在我們要轉到另一派力量——“現狀維持”派。之前我們對它已多有涉及，這個“現狀維持”派顯然不維持現狀，任由法西斯破壞而不加以制止，直到最後還走上了一條“綏靖”法西斯的道路，盡管這個曾經不正義的“現狀”開始顯示出公道正義的一面。蘇聯著作家認為，“現狀維持”派這些做法是有其深遠的戰略考慮的。“現狀維持”派之是以這樣做，意在轉變法西斯的侵略方向，把它引向他們所希望的方向——蘇聯社會主義，進而使帝國主義所面臨的沖突獲得有利于資本主義的解決。

“現狀維持”派确有這方面的考慮。德國帝國主義的統治秩序不能混亂下去，否則極有可能落入共産主義之手，那對“現狀維持”派來說是災難性的，是以必須穩定德國帝國主義的統治秩序，讓它繼續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成為西方反對東方的橋頭堡。德國帝國主義在其重新崛起的過程中也充分利用這一點，獲得了“現狀維持”派的諒解。

然而法西斯的崛起改變了情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東方的“威脅”那是遙不可及的“遠慮”，而法西斯的威脅卻在一天天地成為近憂。那麼“現狀維持”派對此采取了什麼樣的對策？我們知道，在一戰時，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态勢，“現狀維持”派毫不猶疑地針鋒相對，決不妥協，于是一戰變成了兩支力量互相進攻的“遭遇戰”。然而此時它們卻不想這樣做了，至少英國帝國主義不想這樣做了，法國帝國主義實力不濟，心有餘而力不足，隻好跟着英國帝國主義走了。美國帝國主義認為自己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做，躲在孤立主義的巢穴中靜觀其變才是最佳的選擇。

下面我們就具體介紹一下“現狀維持派”的三個“代表人物”

——英法美帝國主義，看看這些帝國主義國際體系的主導者們（至少二十年代是主導者）靈魂深處的東西，看看它們是本着怎樣的指導思想履行“維持現狀”職責——默許縱容法西斯破壞現狀。先從英國這個老牌帝國主義說起。

曾經稱雄世界近兩百年的大英帝國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标杆性“人物”，它的資産階級革命開啟了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它的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發展的工業化時代，它打敗了一個又一個歐洲列強，四處掠奪殖民地，建立起“日不落”殖民帝國。不過，随着帝國主義體系内後起之秀不斷崛起，群雄并立局面出現，大英帝國在這一體系内的相對實力不斷下降，它開始從巅峰狀态下落，它的争奪開始出現力不從心。而帝國主義體系也和任何一個剝削階級體系一樣，其以争奪和剝削為根基的發展終将是有限的，一旦争奪達到極限，地位得到鞏固，它就會失去奮鬥創業的動力，它就隻想着剝削和坐享其成，確定自己的既得利益者地位萬世不易。

看來帝國主義隻有争奪和保有争奪成果兩種狀态，當過了争奪擴張那樣一個“艱苦創業”的年代，帝國主義就進入了一個保有争奪成果這樣一個安享尊榮的狀态。如果說“苦大仇深”派仍處在一個“艱苦創業”的争奪年代，那麼大英帝國就開始向後一個狀态轉化。它風光漸逝，輝煌難繼，日益明顯地向我們展現出“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的前景，它開始了不可逆轉的衰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讓帝國主義遭受重大打擊的戰争中，大英帝國擊敗了它威脅最大的競争對手德意志帝國，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殖民勢力進一步擴充，但是它終将隻是赢得了一個慘勝，一戰後的它繼續其衰落，繼續其“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的演變曆程。

進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大英帝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是名副其實的帝國主義體系内的既得利益者，依然擁有龐大的殖民地可供其剝削和利用，依然擁有龐大的國際貿易規模和強大的國際金融實力，依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掌控海洋這個世界交通命脈，是以，毫無疑問，它的綜合實力依然位居帝國主義前列。但是，正如那“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劃的竟無一個”的賈府一樣，它雖“蔥蔚洇潤之氣”依舊，“峥嵘軒峻”之勢不減，然“内囊卻也盡上來了”。

二十年代，英國的經濟和整個帝國主義世界經濟一樣經曆過危機、經曆過衰退，經曆過蕭條，然而不同的是，唯獨沒有經曆繁榮。即使帝國主義世界最繁榮的二十年代下半期，英國經濟也沒有出現繁榮迹象，依然在蕭條和停滞中徘徊着。于是大英帝國的相對實力繼續下降，龐大的帝國愈加虛弱不堪。然而，大英帝國的統治者們也許不需要這樣的繁榮，也許不敢奢望這樣的繁榮，他們應對蕭條和停滞的對策就是恢複一戰前消極無為、自由放任的那一套東西：通貨緊縮、金本位、自由貿易外加倫敦的國際金融地位。這些曾經是大英帝國稱雄世界的武器，此時卻成了它無可奈何的選擇。至于奮起其強大的意志，調動人民的積極性，摒棄“安富尊榮”，積極“運籌謀畫”，改變現狀，再創輝煌，則不在大英帝國統治者的選項内。

在國内統治方面，一戰後，受十月革命和戰争後遺症的影響，大英帝國也出現了一些動蕩，人民要求改變現狀、要求革命進步、反對幹涉蘇俄的聲音不斷出現，1926年還爆發了反對資本家加重剝削的煤礦勞工大罷工。當然，盡管有這些動蕩，盡管經濟長期停滞，盡管長年累月存在百萬失業大軍，大英帝國依然可以把國内局勢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态上，這和它之外的帝國主義世界持續動蕩不安形成鮮明對照。

作為帝國主義體系内的既得利益者，作為一個發展了數百年、擁有深厚财富根基、擁有龐大殖民地的老牌帝國，大英帝國完全有實力向人民群衆作出些許讓步，改善一下人民生活，消弭人民的反抗，維持國内統治的穩定。與動蕩不定的“苦大仇深”派相比，大英帝國無疑是富裕的、文明的、安甯的、祥和的。當然它的富裕文明無疑是建立在“苦大仇深”派不富裕不文明的基礎上，建立在少數民族壓迫和剝削大多數民族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的基礎上。是以，為了保住富裕文明，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它就不能不極力維持這個不正義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不能不默許和縱容反動，不能不打壓和遏制正義。

它的富裕文明是自私自利的，是損害公義的。而經濟停滞下的富裕文明無非是帝國主義安享尊榮狀态的反映，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的明顯特征，是帝國上下萎靡不振、缺乏進取、沒有争奪之心的反映，是以其既得利益者的優裕地位将人民置于渾渾噩噩狀态、消弭其進步變革之心的反映。

當然，大英帝國要想保住自己的富裕文明也絕非易事，一些憂患始終困擾着它。首先，以十月革命為開端的人民革命力量興起是大英帝國面臨的根本性威脅，對這樣一支要改天換地、要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反動統治的力量，安享尊榮的大英帝國無疑是恨之入骨，盡管對付這支力量有些力不從心了，但大英帝國無時無刻不把它視為心腹之患。二十年代的大英帝國始終是積極的反蘇派，它參加了對俄國革命的幹涉，失敗後又不時掀起反蘇浪潮，然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些反動浪潮中巋然不動、興旺發達，大英帝國隻好對之暫取合作之态，盡管很勉強。

而一戰後，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追求民族獨立解放的殖民地人民鬥争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帝高潮，擁有龐大殖民地的大英帝國無疑是首當其沖。土耳其的民族獨立戰争、伊朗人民反對奴役性的《英伊協定》的鬥争、埃及華脫夫黨運動和反英起義、伊拉克人民的反英起義、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和獨立鬥争、印度和緬甸人民的反英鬥争，從埃及到中東，到伊朗，到南亞大陸，反對英帝殖民統治的鬥争此起彼伏，追求民族獨立的要求愈加強烈，綱領愈加明确，鬥争愈加堅決、愈加有組織，對大英帝國統治秩序的沖擊愈加猛烈。面對被壓迫人民日益強烈的反抗，大英帝國同樣是深感力不從心，當然它絕不會輕易地向人民、向曆史作出讓步，它不斷改變政策，給予一些讓步，以軟硬皆施對付這一革命大潮，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千方百計地保住殖民地這條已深深滲透到其機體中的生命線。

好了，在一般性地介紹了大英帝國的形象之後，我們有必要回到我們的主題，即大英帝國面臨的另一憂患——法西斯派及其前身“苦大仇深”派的崛起對大英帝國的威脅，看看大英帝國為何不準備按照一戰的激烈對抗方式消除這一威脅。其實，我們展示了二十年代大英帝國的形象、思想和靈魂後，它不這樣做的原因已經是呼之欲出了：對昔日霸主大英帝國來說，既然它極力打壓人民革命力量，極力維護反動的現狀，既然它讓人民渾渾噩噩，安于現狀，既然它不思進取，讓自己虛弱不堪，那它就無力與強大的反動邪惡力量對抗。而對帝國主義的安享尊榮者來說，既然“保住現有的”才是其首要戰略目的，既然它無需進取，無須争奪，也就失去了與強者對抗的必要。

丘吉爾向往的“不列颠帝國的光榮偉大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此時的大英帝國已經不需要這樣的時代了。記得1936年丘吉爾曾發表過一篇算得上是全面回顧那個時代的演講。丘吉爾指出，幾個世紀以來，大英帝國總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它“總是走較艱難的道路，參加不那麼強大的一方，同它們聯合起來，打敗和挫敗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所統治的是哪一個國家”。然而此時的大英帝國顯然不想走這條“較艱難的道路”——盡管這條道路開始由過去的反動轉向此時的正義，而是選擇了一條阻力較小的道路。它不再與弱者聯合，而是與強者“合作”。

在帝國主義世界，沒有回報的付出是不存在的，公與私是沖突的，為了保全私，就不能不損害公，為了個人利益，就不能不宰割集體利益。對于一個安享尊榮者來說，現狀就是一切，眼前利益就是全部，它已心滿意足，不需回報，無用付出，公義在它眼裡價值為零，集體利益可以任意出賣。那條曾經讓它稱霸于世、此時讓它舍生取義的“較艱難的道路”，它是絕不會走的，得不償失的投資它絕不會幹的。息事甯人，置身事外，不得罪強者，與之相安無事，才是安享尊榮者的處世之道。即使這個強者是潛在的，還沒有轉化為現實的，對它的遏制也是要傷神勞心，付出代價。強者的強大是不可抗拒的，與其遏制，不如順應。當然強者一旦強大起來，就會危及安享尊榮者的安全。然而安享尊榮者決定還是不抵抗，繼續與強者“合作”，以犧牲公義把強者的掠奪引向他方，滿足其掠奪之欲，使之不危及自己的利益，同時還有可能利用強者這架戰車獲得更多利益，何樂而不為？

二十年代，盡管大英帝國在歐洲還搞出一個扶德抑法反蘇，還不時争奪一下，但這已經不是它的主流了，它開始從“勞心費事”的均勢戰略轉向“省心省事”的“合作”戰略，它開始心安理得地接受強者的強大。進入三十年代，當“苦大仇深”派轉化為法西斯時，它則極其順利、極其自然地按其本性行事了。

現在我們再次把時間轉到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在這場大危機中，大英帝國同樣沒有幸免于難。危機重創了英國經濟，不過沒有經曆繁榮的英國經濟相對于那些經曆過繁榮的帝國主義經濟體，其生産過剩之苦、信貸不足之痛能輕一些。且大英帝國還有很大的回旋餘地，它依靠龐大的殖民地，依靠帝國特惠制，外加忍痛斬斷金本位和自由貿易的羁絆，最終渡過了難關，經濟又恢複到了往日的老樣子，一切歸于平庸。

當然，危機還是給大英帝國留下了幾道傷痕。首先，危機後的大英帝國如同大病初愈後的遲暮之人，愈加虛弱不堪，而危機也基本上未能激起帝國執政者們的窮途思變之心，他們愈加精心呵護帝國的安享尊榮。其次，危機還是給英國帶來了一些社會動蕩，勞工階級和勞動群衆的革命傾向加強了，罷工和示威遊行此起彼伏，沖擊着英國資産階級統治秩序。

最後，英國的法西斯運動也開始興起，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組織出現了，其中最大的就是莫裡斯在1932年建立的“英國法西斯同盟”。該組織的綱領群組織結構很多都是效仿德意法西斯，是德意法西斯在英國的代理人。以後我們會在許多國家看到這種代理人，他們是德意法西斯特别是德國法西斯安插在這些國家的“第五縱隊”，他們的活動随德意法西斯侵略活動的加劇而日益猖獗，與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反動性的加強相适應的。當然，英國的政治經濟環境決定了法西斯組織不可能形成什麼氣候，隻能呆在壟斷資産階級的政治備用庫中。

下面我們着重看一下在“苦大仇深”派變成法西斯之際，大英帝國是如何按照安享尊榮者的處世之道行事的，“理論”有了，現在就要看一看具體的“實踐”表現。

首先，對德國法西斯的上台，大英帝國的執政者們和輿論界并沒有表現出特别的擔心。人們對此給予了種種解釋，比如英國政府“忙于”國内事務無暇他顧，希特勒政府并沒有表現出“戰争傾向”，資産階級民主體制“反應遲緩”，“人民”為和平主義情緒所俘虜，首相鮑德溫是一個“黨務經理人”，關心國内選舉更甚于對外事務，等等。如果我們把視線拉回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會看到一當普魯士變成德國，馬上引起了大英帝國的警覺，當俾斯麥幾次想對法國發動“預防性戰争”，大英帝國立刻做出強烈反應，盡管俾斯麥的戰争性跟希特勒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而當威廉二世上台，俾斯麥下台後，大英帝國的警覺就更高了，它的直覺準确無誤地告訴它，正在崛起的德意志帝國就是它未來戰争的敵人。

此時此刻，對大英帝國來說，問題關鍵不在于什麼體制，什麼人執政，不在于“人民”情緒如何，而在于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決定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指導思想變了，戰略方針變了，看問題的立場也就變了。于是當我們站在安享尊榮者的立場上看待納粹政權，它就“不那麼可怕”了，甚或是一個“溫和”的、可以“合作”的政權。

其次，說到與法西斯的“合作”，在大英帝國的政界、軍界、商界确有那麼一批人，對法西斯政權懷有一種贊許之情，希望大英帝國能與之走得更近一些，共同擔起穩定帝國主義世界統治秩序的任務。同為帝國主義的一員，都有維護反動秩序的需要，這是大英帝國與法西斯可以走在一起的階級基礎。且民主的大英帝國不敢做的，獨裁的法西斯卻敢做，有這樣一支極端反動力量為帝國主義保駕護航，大英帝國當然欣喜不已，加強與之合作“确屬必要”。

不過，安享尊榮者的本性決定了這一想法隻得到帝國執政者們的部分認可：大英帝國确實可以利用法西斯這架戰車獲得更多利益，但不能為這架戰車所綁架。安享尊榮的大英帝國完全沒有必要與法西斯走到同一條戰壕裡，隻須與它相安無事即可。大英帝國需要的是自己的現狀和眼前利益無虞，既沒有必要進行那些“無情可怕的争奪”，更沒有必要将自己置于法西斯的對立面。

當然反對與法西斯合作的人也是存在的，比如丘吉爾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自從德國法西斯上台後，他就不斷地警告英國統治集團要警惕德國法西斯的戰争威脅，要加強戰備，提高英國的防禦能力。然而，長達十年之久的在野狀态足以說明，丘吉爾和莫裡斯獲得相同的待遇，隻能呆在資産階級的政治備用庫中，因為他那尖銳的警告聲攪了安享尊榮者的酣夢。

再次，至于三十年代上半期的大英帝國是如何處理與法西斯的關系，我們就不重複展示了，那無疑生動地诠釋了安享尊榮者的處世之道。它決不得罪反動邪惡的強者，堅決避免與之對抗，它拒絕為世界和平正義付出任何代價，在苟且偷生和舍生取義之間，它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在亞太，它已經堅定地走上了這條道路；在歐洲，它為抑制法西斯多少費了點心思，不過當這一點難以實作時，它也很快走上了同樣的道路。有了安享尊榮者的處世之道營造的“良好環境”，反動邪惡的強者順利地突破了帝國主義現狀的束縛，它決定要放手大幹了，而安享尊榮者也決定繼續其處世之道，繼續損公肥私，繼續苟安于世。

最後，還是那個結論：法西斯德國和大英帝國作為帝國主義世界兩種截然相反狀态的典型代表，前者因戰争和掠奪的欲望而精力充沛，動力強勁，呈現出一種“蒸蒸日上”的不可遏制之勢；後者因早已滿足了這一欲望而陷入萎靡不振、缺乏激情之中，隻想着眼前的安享尊榮而毫不關心未來發展之勢。兩種截然相反的狀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帝國主義的反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