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紅軍就是一支物資匮乏、裝備低劣的“窮人”武裝。
鮮為人知的是，這支“窮人”的隊伍中有一個特殊的團，其裝備、軍容以及兵員品質為全軍之最，他們的戰鬥力更讓對手聞風喪膽。
說這個團“特殊”是有原因的。
首先，這個團的成員都是紅軍幹部出身，紅軍排長、連長一旦進入這個團，隻能從普通戰士幹起，這個團還有一個大隊，它的普通戰士都是紅軍營長、團長。
這個團就是由陳赓擔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的紅軍幹部團。
大家可能會有疑惑，“黃埔三傑”之一的陳赓怎麼隻是個團長，同時期，很多資曆、能力都比不上他的同志都身居要職，職務都在他之上，紅軍這麼安排陳赓是不是太屈才了？
答案是否定的，紅軍尊重人才，重用人才，絕對不會埋沒了陳赓這樣出色的軍事人才，紅軍這麼安排絕對是“神來之筆”，究竟是怎麼回事，看看幹部團的構成和定位就明白了。
長征前夕，中革軍委決定将蘇區的三所紅軍學校合并組成幹部團，下設兩個步兵營、一個政治營、一個特科營，還有一個由紅軍進階幹部組成的“上幹隊”，全團共有近千人。
幹部團的職責不單是教育訓練和儲存幹部，也是中央縱隊一支重要的戰鬥部隊，事實上還是紅軍首腦機關的“警衛團”。
因為其本身的特殊性，再加上所擔任的角色非同尋常，是以，他們配備了一流的武器裝備。
當然，紅軍裝備的來源主要靠“繳獲”，在紅軍中有這麼個慣例，凡事從國民黨軍隊手裡繳獲的先進武器，都會優先配給幹部團。
是以，幹部團擁有了全軍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包括沖鋒槍、毛瑟槍、機關槍，還有少量的迫擊炮，這麼說吧，與紅軍交過手的國民黨軍隊有什麼，幹部團就有什麼。
一般的紅軍官兵從來沒有佩戴過鋼盔，沒穿過皮靴，但這些東西在幹部團絕對不是稀罕物，行軍途中，沖鋒陷陣時，幹部團官兵頭戴鋼盔，手持沖鋒槍，一個個威風凜凜，銳不可當。
這裡要特别說一下幹部團的“上幹隊”，它雖然隻是幹部團下屬的一個大隊，可這個大隊的普通戰士起碼在營、團級以上。
“上幹隊”隊長是蕭勁光，他曾經兩赴蘇聯學習政治、軍事，當過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六師的中将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參加過北伐，後來擔任過紅五軍團政委。
全國解放後，蕭勁光被授予大将軍銜，他還是我軍第一任海軍司令。
“上幹隊”下設了三個科，指揮科科長是周士第，這是位1924年就入了黨的老黨員，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一期，北伐時是葉挺獨立團參謀長，南昌起義後任師長，1955年被授予上将軍銜。
政治科科長叫蘇進，他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參加過甯都起義，擔任過紅四十四師師長，1955年被授予少将軍銜。
地方工作科科長叫馮達飛，黃埔一期生，百色起義時就是紅七軍的縱隊長，後來擔任過紅八軍代軍長，可惜在皖南事變中受了傷，因叛徒告密而被捕，1942年犧牲于上饒集中營。
幹部團本質上是紅軍流動的軍校，即使在艱難困苦的長征途中，也沒放松對新戰術、新理論的學習和實踐，一有機會，陳赓就會安排進行遭遇戰、伏擊戰、襲擊戰，以及強渡江河、穿插迂回等課題的研究訓練。
幹部團又是紅軍攻堅克難的“急先鋒”，在長征初期，幹部團參戰的機會不多，湘江血戰後，紅軍幹部團這支1000餘人的部隊才在戰鬥中嶄露頭角。
幹部團參加的每一次戰鬥都異常艱險，換句話說，如果是一般強度、平常難度的戰鬥，紅軍是不會考慮動用幹部團的。
幹部團打的最大的一仗便是土城生死之戰。
因情報失誤，紅軍在土城之戰中陷入困境，紅軍向國民黨軍連續發起十三次沖鋒均未奏效，反而有被國民黨軍“咬”住的危險。
紅軍危在旦夕，情況還在不斷惡化，當時，連紅軍總司令朱老總都端着槍上了陣地。
在萬分危急的關頭，紅軍不得不急令陳赓幹部團加入戰鬥，陳赓幹部團發起了紅軍的第14次、也是最後一次沖鋒。
陳赓幹部團的出現讓國民黨軍吓了一跳，他們從沒見過戴鋼盔的紅軍，也沒有見過手持清一色沖鋒槍的紅軍，還有狂風暴雨般撲面打過來的子彈。
更讓他們膽怯的是，這支戴鋼盔的紅軍隊伍前赴後繼，一刻不停地發起沖鋒，直打得天昏地暗，國民黨軍根本不可能再支撐下去。
紅軍統帥從望遠鏡中親眼看到這一幕，興奮地說：“這個陳赓，以後可以當軍長！”
時間過去不到一個月，紅軍在二打遵義時又遇險情，又是陳赓的幹部團緊急出動，加入戰鬥，迅速扭轉了戰場形勢，逼得國民黨軍吳奇偉部全線潰退。
吳奇偉一直被陳赓所部追到烏江邊，驚慌失措中，吳奇偉指令手下砍斷了浮橋，沒有來得及過河的3000餘名國民黨士兵當了幹部團的俘虜。
幾次交戰後，西南地區圍堵紅軍的國民黨軍官兵對這支紅軍部隊心有餘悸，他們稱陳赓幹部團為“鐵帽子兵”。
在交戰中，一旦發現這些頭戴德式鋼盔的紅軍出現，那些國民黨兵就會發出“鐵帽子兵來了”的驚呼，拔腿就跑，丢盔棄甲，狼狽不堪。
長征到達陝北後，陳赓幹部團與紅四方面軍的軍事學校合并成立了紅軍大學，幹部團的一部分學員被補充到了紅軍主力部隊，大都擔任了更進階别的紅軍指揮員。
陳赓幹部團完成了其曆史使命，也為我軍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軍事幹部，這些堪稱精華的力量一直活躍在中國革命的舞台上，建功立業，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