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1920-1949年），江姐是對她的愛稱，曾用名江志炜，四川人，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大山鋪鎮江家灣。
1939年加入黨，1945年與彭詠梧結婚，婚後負責中共重慶市委地下刊物《挺進報》的組織發行工作。1948年，彭詠梧在我川東臨時委員會委員兼下川東地委副書記任上戰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萬縣被捕，被關押于重慶軍統渣滓洞監獄，受盡酷刑仍堅不吐實，1949年11月14日被敵人殺害并毀屍滅迹。
臨刑之前，江姐寫下了托孤的紅色遺書，以筷子磨成竹簽做筆，用棉花灰制成墨水，成為了她生命的最後絕唱。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況，我感到非常難受。麼（幺）姐及兩個孩子給你的負擔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現在的物價情況下，以你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什）麼個樣子。除了傷心而外，就隻有恨了……我想你絕不會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難的日子快完了，除了這希望的日子快點到來而外，我甚（什）麼都不能兌現。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勝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獄日起（去年6月被捕）我就下了兩年坐牢的決心，現在時局變化的情況，年底有出牢的可能。
假若不幸的話，雲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産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
孩子們決不要驕（嬌）養，粗服淡飯足矣。麼（幺）姐是否仍在重慶？若在，雲兒可以不必送事先串通的人所，可節省一筆費用。你以為如何？就這樣吧。願我們早日見面。握别。願你們都健康。
信被塗改多處，存于三峽博物館，直到2007年11月14日江姐犧牲58周年這天，才向世人揭開了塵封已久的秘密。鐵骨柔情，在這封信裡，江姐多次提到了自己的孩子雲兒，物價是一個母親需要對待現實，把孩子送人是一個母親可以讓任何人動容的心痛，“粗服淡飯足矣”又成為了一個母親無奈的悲鳴。“見面”與“握别”又擰成了一股繩，讓它變得結實并賦予它力量卻是英雄的血與淚。
信是江姐寫給丈夫彭詠梧前妻的弟弟譚竹安的。彭詠梧（1915—1948年），1938年入黨，1940年任雲陽縣委書記，次年調重慶市委任第一委員，負責組織宣傳工作，上司重慶學運和挺進報。1945年，在地下鬥争中與江姐結為伴侶。為迎接全國解放，1947年10月，組織決定他擔任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委員、下川東地工委副書記，并到下川東組織上司武裝鬥争任遊擊縱隊政委。1948年1月率遊擊隊在奉、巫交界地暗洞包突圍時，為掩護同志壯烈捐軀。
曾經，關于彭詠梧與江姐結為伴侶前還有過一段婚姻，一些人可能是考慮到影響到英雄的光輝事迹，在當年的宣傳材料中很少提及。但現在看來，這段經曆可以使英雄的形象更加豐滿，而當下的人們也都能了解。
彭詠梧的第一任妻子叫譚正倫，在與江姐相識、相戀之前，他已與譚正倫結婚8年，他們還有一個兒子，名叫彭炳忠。1944年夏，江姐經組織安排入四川大學農學院學習，從事秘密工作。入黨後，按組織的要求，與彭詠梧扮作夫妻，組成一個“家庭”，作為重慶市委的秘密機關和地下黨員學習的輔導中心。而彭詠梧投身革命工作，四處奔走，已與老家的妻子譚正倫失去聯系多年。在這期間，雲陽一帶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轟炸，有消息傳說他老家雲陽縣的妻兒已在轟炸中喪生。
在假扮夫妻的日子裡，彭詠梧與江姐通過相處，互相掩護，與敵人周旋開展工作，有了感情，1945年，經組織準許，他們正式結為夫妻。一年後，他們的兒子彭雲出生。生孩子時，在四川大學讀書的江姐難産，班上的女同學送她到了醫院，因為彭詠梧不在身邊，又為日後能不再受孩子拖累，自作主張作出了剖宮産和絕育兩個手術。彭詠梧趕到，看見江姐和剛出生的兒子彭雲後，不禁對江姐這個外表柔弱卻内心堅強的女子欽佩不已。
也就是在這期間，譚正倫派出弟弟譚竹安前來重慶四處打聽丈夫的消息。1946年底某天，彭詠梧在街上忽然聽到有人叫自己以前的名字，被結結實實地吓了一跳，循聲一看竟是妻弟。随後，彭詠梧知道了譚正倫的近況，譚竹安也獲悉了姐夫已另娶他人為妻。雖然，當時譚竹安已投身革命的進步青年，但對姐夫另娶的事仍然心存芥蒂，而彭詠梧也因為這件事陷入了無比的愧疚之中。
将姐夫的事告訴姐姐？譚竹安經過一番思量，決定将此事先放一放，自己也在重慶參加了革命工作。不久，譚竹安來到一個地下黨組織聯絡點聯系工作，接待他的人正是江姐。譚竹安并不知道這些，覺得對方随和熱情，便坐下來與對方攀談了起來。談到彭詠梧時，譚竹安不由在個人的情緒裡夾雜了些抱怨甚至是不敬。對方靜靜地聽着，微微地笑着，等譚竹安說完了，才告訴他，自己就是和彭詠梧結婚的那個女子。譚竹安不好意思了起來，對方說：“如果革命勝利了，我們都還活着，我會處理好這層關系的……到了那個時候，如果你姐姐還需要的話，我會考慮把你姐夫還給她……”
譚竹安被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對方又說：“其實，你姐夫在這件事上的愧疚之情比我還深……我們事先都以為她和孩子已經不在人世了……”忽然地，譚竹安覺得眼前的江姐變得高大了起來，聽到她接着說：“我和你姐夫都對不住你姐姐，但這件事也許隻能到革命勝利後才處理了……”了解在那一刻從譚竹安的緩緩升起，他忽然站了起來，抓住江姐的手，動情地叫了江姐一聲“姐姐”。從此，江姐與譚竹安開始以姐弟相稱，在革命的年代因為丈夫又多了一個親情的弟弟。她說，自己雖然沒有見過丈夫的前妻譚正倫，卻始終相信能和譚正倫成為最好的姐妹。
這就是革命年代裡的愛情，因為殘酷現實的封閉，人們雖有了陰差陽錯的結合，但對于彼此的體諒與寬容卻讓人動容并敬重。1947年10月，彭詠梧受命傳回下川東組織武裝暴動，江姐決心同往協助彭詠梧。但當時，他們的孩子彭雲隻有1歲，需要一位可靠之人照看。想來想去，江姐做出了一個讓彭詠梧深感意外的決定：将彭雲托付給譚正倫！她深信譚正倫一定會在這危難時刻出手相助她和彭詠梧的。彭雲回後來回憶說：“1947年10月，母親給譚媽媽（譚正倫）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盤托出，還囑托譚媽媽盡快來重慶照顧我。那是我的兩個媽媽唯一的一次通信。”
信在後來被譚竹安轉到了譚正倫的手裡，她帶着兒子彭炳忠在老家苦等丈夫數年，沒想到等來的卻是丈夫與别人結婚的消息，現在還要叫她去帶丈夫和别人生下的孩子。譚正倫哭了，但哭過之後，又覺得不管是丈夫彭詠梧和丈夫現在的妻子江姐都沒錯，而孩子更是無辜的，決定動身前去重慶。1948年2月，譚正倫從被江姐寄養的人家接過彭雲，開始四處躲藏。敵人企圖抓到彭雲威迫江姐就範，但都被譚正倫成功逃脫了。
在這個過程中，譚正倫并不知道丈夫彭詠梧和江姐為了革命事業先後就義，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她背着隻有3歲多的彭雲，在當時重慶成立的幾個“脫險同志登記處”，一個挨一個找地尋找彭詠梧和江姐，但都沒有找到。後來，經過多方打聽，譚正倫終于得到了江姐在歌樂山“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噩耗，她哭着對彭雲說：“孩子，你的媽媽沒了，但你的爸爸還在，我們一定能找到他的……”又背着彭雲埋去很多烈士被殺害的地方尋找，并在最終得知早在一年前丈夫就犧牲了的消息。
這一次，譚正倫沒有哭，而是默默地将彭雲背回了老家，與自己的兒子彭炳忠一起撫養。後來，彭詠梧和江姐成了小說《紅岩》中的人物的原型，成了全中國人都崇拜和敬重的大英雄，但譚正倫卻一直在盡心盡力地撫養烈士遺孤，并把他們都教育成了優秀的人才。彭炳忠後來成為四川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在微型計算機應用研究方面為祖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彭雲1965年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70年畢業後分到了沈陽一家工廠工作。1973年，彭雲與在北京工作的大學同學易小冶結婚，調至北京四機部一個研究所工作。1977年，恢複聯考和研究所學生考試以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研究所學生。随後，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赴美國，先後在密歇根韋恩州立大學和馬裡蘭大學學習，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提到譚正倫，彭雲說：“雖然有時和别人提起時為了能和我的親生母親相差別，我稱她譚媽媽，而實際上，我和譚媽媽的感情與親生的母子沒有任何差別，我一直就叫她媽媽。”譚正倫退休後和彭炳忠一起住在成都，1974年彭雲的兒子壯壯出生，1976年，譚正倫準備到北京來看孫子。親友們在成都為譚正倫餞行，但她卻突發高血壓去世了。彭雲說，那一年，才59歲。
一個平凡的女性，就這樣以博大的胸懷成就了廣為人知的英雄，而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總是這樣的：在革命的事業被英雄前赴後繼的同時，英雄的身後也站立着英雄，雖然默默元聞，但更值得人們敬重。2007年，彭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有一次我到渣滓洞舉行紀念活動，不知怎麼被認出來我就是江姐的兒子，‘牢房’樓上樓下頓時被擠得水洩不通。為了安全起見，班上一位男同學趕緊換上我的衣服和眼鏡和我‘調包’，我們才成功‘突圍’。”他呢，雖然定居美國，成了馬裡蘭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把江姐的遺願隻做到了一半，但後來他卻讓自己的兒子回了國，投入到了祖國的建設中。想必，在這個時候，江姐和丈夫彭詠梧一定能夠含笑酒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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