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餘年》一經播出，便備受好評，原著濃墨重彩地描寫了黨同伐異的皇位之争，而劇中卻偏帶喜劇效果地為我們展示了小範大人的成長曆程。剛開始時，小範大人隻是戶部侍郎範建養在儋州的私生子，可自紅甲騎士将他接入京後，他便一遇風雲化為龍般地成為了黨權之争的關鍵人物。
劇中的紅甲騎士，他們身披紅甲，腳踏駿馬，俨然是一支訓練有素，戰力驚人的軍隊。紅甲騎士雖出場不多，但每一次都令人震撼，就連鑒查院（監察院）一處的朱格，也不得不避其鋒芒。
紅甲騎士歸慶帝所有，負責保護皇帝安全，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在物阜民豐的唐朝，是否也有這樣一支所向披靡，僅供皇帝所有的軍隊呢？
唐朝北衙禁軍的建立
古代封建社會，權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小到百姓生計，大到鄰國外交，都與皇帝息息相關。皇帝的生活看似風光無限，實則危機四伏。他的危機來自多個方面，首先為奸作惡者，若想讓國家混亂趁機撈取利益，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解決最高決策者；其次鄰國若想擴大版圖侵占别國，最直接的手段便是刺殺皇帝引起國家内亂；新政實施違背多數人利益，被逼到絕境的人，最容易想到的方法便是刺殺皇帝，将新政從源頭上解決。是以，皇帝的安危，也成為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頭等大事。
為保證自己的安全，皇帝大多會訓練自己私有化的軍隊――禁軍。唐朝初年，百廢俱興，隋朝留下的弊端尚未解決，地方的起義尚未安撫，朝廷内外魚龍混雜。
在這種情況下，唐朝皇帝為保證自己的安全，建立了北衙禁軍。北衙禁軍指的是屯駐于宮城以北，以保衛皇帝和皇家為主要職責的皇帝私兵。分别由左羽林衛、右羽林衛、左龍虎軍、右龍虎軍組成。是以，這四者又被稱為“北門四軍”。
唐朝北衙禁軍的發展
唐朝初年，唐高祖于玄武門北門屯兵，行父子軍制度，這便是北衙禁軍的前身――北門屯兵。
《新唐書》記載：“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民棄腴田分給之，号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号父子軍”。
唐太宗時期，皇帝從府兵中挑選佼佼者，擔任皇帝随身侍衛，于玄武門置“左右屯營”，又被稱為“百騎”，以招募制和私屬化為基本特色。
唐高宗時期，又将左、右屯營改為左、右羽林軍。自此，北衙禁軍有了自己的官職和内部制度。高宗執政中晚期，朝局不穩，極需培養自己的力量，羽林軍的待遇也在此時達到頂峰。
天授二年，左、右羽林軍又更名為左、右羽林衛，其中有兩名官為正三品的大将軍，有四名官為從三品的将軍，兩名将軍各二員，兩名正四品翊府中郎将，兩名從四品的郎将。
羽林衛建立後，百騎并未廢止，而是随着北衙禁軍的發展逐漸強大，直至唐中宗時期發展為“萬騎”，并協助唐玄宗推翻韋後政權，得到“龍虎軍”的稱号。
唐高宗去世後，武則天與朝廷大臣、皇室宗親關系緊張，為鞏固自己的權力，武則天推崇武舉，以此來選拔人才納入羽林衛，為自己所用。
武周末年，武則天信任宦官，與羽林衛将領的關系越來越疏遠，武則天饕食李唐天下，本就被皇室宗親不容，衆人不反抗她，隻是因為畏她怕她，如今武則天與羽林衛離心，朝廷上下群起而攻之。
除武則天外，唐朝還有一“指點江山”的女子――韋後。她吸取武則天失敗的教訓，緻力于在羽林衛中培養自己的親信。唐中宗死後，韋後變本加厲，打開了禁軍的大門，讓禁軍成了韋氏一族的“後花園”。其直系親屬如韋播、韋睿之流，包括她女婿，都被安排進羽林衛擔任重要職位。
以安史之亂為時間分界線，安史之亂前，北衙禁軍雖有弊病，可卻在不斷壯大。安史之亂後，羽林衛龍虎新軍幾近覆沒，北衙禁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神策軍的建立
唐肅宗即位後，在這内憂外患之際，再次建立北軍，神策軍應運而生。神策軍一經成立，便四處招募新軍，逐漸有一家獨大的氣勢。北衙禁軍也逐漸從原來的“北門四軍”發展成“北衙十軍”――左羽林衛、右羽林衛、左龍虎軍、右龍虎軍、左神武軍、右神武軍、左神威軍、右神威軍、左神策軍、右神策軍。
神策軍于唐肅宗時期便開始統籌建立，直到唐德宗時期才逐漸完善。神策軍的發展，曆經三任皇帝，終于成為北衙禁軍的頂尖者。
北衙禁軍規模越來越宏大，可其發展卻不是統治者主動進行的，而是在一步步試探中發現問題被迫改進的。禁軍的發展往往在宮變前後，李世民在唐高祖眼下輕而易舉地發動玄武門之變奪得皇位後，發現宮中軍隊制度漏洞頗多，這才開始整頓“百騎”，訓練禁軍。
而羽林軍的建立則是，武則天為與皇室宗親博弈，擴大自己勢力的成果。唐中宗與韋後奪權時，龍武新軍又應運而生。然而在和平盛世，北衙禁軍卻沒有什麼發展。随着幾次宮廷政變的爆發，北衙禁軍越來越規範化，可北衙禁軍也因發展過快，留下了很多弊端。
神策軍的弊端
以北衙禁軍中的頂尖者神策軍為例，它的建立，給唐王朝帶來了新的軍事活力，讓安史之亂後衰敗的王朝起死回生。可從長遠來看，神策軍内部逐漸腐朽，它的落幕，給唐王朝帶來了不可逆轉的災難。
首先，神策軍的核心指揮權在宦官手中，皇帝的本意是神策軍的權力太大，很容易讓人誘生謀反之心。而宦官沒有子嗣，杜絕了他謀反的可能，且宦官與皇帝接觸最多，能讓皇帝更了解神策軍的情況。
可宦官終究是凡人，在七情六欲的驅使下，宦官也妄圖将這種權力永存，于是宦官開始行無血緣關系的父子制，用養子來滿足自己終身有權的欲望。
《新唐書》記載：“世籍神策軍，家勝業裡，為天下高赀。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将軍，遙領興元節度使。”
由此，宦官父子相傳，俨然成了一個軍事世家。這樣的世家禍福相依，在朝廷上占據有一定的地位，給皇權帶來了一定的威脅。且宦官幹政，皇帝易受近臣蒙騙，逐漸與朝局脫軌，繼續讓宦官恣意妄為下去，終将會君不君，國不國。
其次，宦官不僅幹涉朝政，還插手地方節度使的相關事宜。
據《舊唐書》記載：“自大曆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行赇賂。禁軍将校當為帥者，雖無家财，必取資于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高瑀之拜以内外公義，缙紳相慶，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中央節度使本就有掌管軍事之權，可在宦官于神策軍中當道的年代，他們隻能處處受制于人，為獲得應有的權力，他們不得不行賄。而這些本該清廉的官員，為了做出讓宦官滿意的“成績”，隻能向百姓大肆索取。這不僅加重了百姓的負擔，還惡化了地方與中央的關系，苛刻的剝削，加劇了百姓與朝廷的沖突。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使得大唐王朝逐漸日落西山。
北衙禁軍成立之初，為保護皇帝安危，鞏固皇權做出巨大貢獻。可随着發展，逐漸地成為了發動政變，篡奪權力的工具。直至後來，北衙禁軍徹底違背本心，成了宦官的囊中之物。
尤其是唐朝後期委任宦官為禁軍統帥，讓皇帝的私家兵，變成了宦官的私家兵，也使得宦官逐漸掌權，最後難以制衡。北衙禁軍被宦官掌管後，就相當于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權，皇帝的廢立，國家大事的決策，基本都已掌握在宦官的手裡，這也導緻了唐朝後期的大多皇帝，雖坐在龍椅之上，卻毫無實權，成為了有名無實的傀儡。
随着後來的朱溫篡唐，北衙禁軍也随着唐王朝的滅亡，退出了曆史的舞台。是以，北衙禁軍是唐朝皇帝私人需求凸顯的産物，既生于唐朝，又止于唐朝。北衙禁軍的建立，原本是為了讓唐朝皇帝不受制于權臣，卻沒想到最終卻受制于宦官，這也真是一個曆史的悖論。
而《慶餘年》中的紅甲騎士，實則太過理想化，它無論處在何種環境下，其實都是皇帝的私有物，真正的曆史遠比現實更殘酷，而對于唐朝的北衙禁軍來說，也實在是命運多舛。
參考資料：《新唐書》《舊唐書》《唐朝禁軍制度》《北衙禁軍發展與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