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思道費盡心機，讓雍正登上了皇位，可這邊龍椅還沒有坐熱乎，那邊邬思道就跑了。同為潛邸的奴才，大字不識一個的李衛卻在主子登基後青雲直上，飛黃騰達，南轅北轍的際遇背後，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大暗角。
漫長的奪嫡過程中，邬思道全然以謀士的身份出現，為雍正獻計獻策，甚至不惜瞞着雍正耍手段，陷害廢太子，逼着雍正參與奪嫡。表面上看，邬思道心無旁骛，隻是想着幫助主人上位，但卻犯了一個很大的忌諱：皇權争奪，介入太多！
中國古代社會名為國，實則是個家天下，是以每當皇帝問及大臣立儲之事，聰明點的都會避而不答，或者用“陛下的家事”這一标準外交辭令推脫。面對這種回答，皇帝是既生氣又欣慰，生氣的是在這個問題上無人分憂，孤家寡人無處訴衷腸；欣慰的是，大臣們比較識趣，知道不能僭越。
而那些自作聰明，以為為天下着想，忙不疊推薦人選的，不是遭到冷遇，就是丢掉性命。
明朝大才子解缙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自負才高八鬥，心憂天下，在永樂皇帝面前肆無忌憚地胡說八道，結果不等到新君上台，他就領便當一命嗚呼。
自作聰明，是官場大忌。
既然是家事，就隻能在家族這個封閉的圈子裡運作，這是明規則，也是潛規則。明規則在于，大家都明白這事；潛規則在于，大家都想摻和一把。
可即便有些皇子需要借助外力來完成奪嫡大事，随着地位的變化，想法也就跟着變了：既然謀臣能助我的天下，會不會也能幫助别人來謀奪我的位置？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
這種上位邏輯并非沒有道理，戰國時期趙武靈王依靠謀臣肥義坐穩大位，待他将位子傳給兒子，自己做了太上皇以後，肥義就棄他不顧，全心全意效忠新君，等到他想收回權力，肥義卻帶頭反對。
再有就是唐朝的開國大将侯君集，早年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立下汗馬功勞，卻在太子問題上犯糊塗，鼓動李承乾造反，最終失敗身死。
是以說，很多時候人家幫你，看重的是你将來的權位，而不是你本人。
邬思道扮演的就是這種角色，對電視劇較為熟悉的朋友可能會發現，邬思道與雍正的密謀大多發生在晚上，導演通過這種方式有意無意的暗示，他倆之間的很多事情見不得光，而以雍正苛刻殘忍的性格，一旦上台，怎麼會容忍知之甚多的邬思道長留世間。
邬思道何等聰明，自然懂得這個道理，他幫雍正，是因為在諸皇子中，雍正繼位對天下蒼生最為有利，作為一個殘疾的師爺，邬思道依舊儲存着讀書人的濟世情懷，把天下蒼生的利益放在首位，為此不惜殚精竭慮、铤而走險，介入到皇權争奪中來。
但介入歸介入，邬思道并不迂腐，他可不願意因為一時的暢快丢掉個人性命，所謂世間哪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天下重要，個人安危也要考慮，是以這邊事了，那邊馬上走人，帶個小妹到處騙吃騙喝，笑傲江湖，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牍之勞形。可以說，邬思道這種人活得潇灑，活得明白。
李衛和邬思道完全是兩種人，他大字不識一個，又沒有其他靠山，對雍正的依附程度遠遠大于邬思道，也正因為這種關系，讓他對雍正無限忠誠，絕對不會生出二心。編劇取名也很應景，李衛小名狗兒，與其說是鄉野之人不會取名，不如說李衛注定隻能做上位者的一條狗。
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雍正同樣需要李衛這樣一個人，在詭谲的清朝官場，陽光白雪的手段要有，下裡巴人的事也的有人做，中國古代社會，名為儒家，實則是儒表法裡，講大道理的時候，就把孔孟之道搬出來撐場面；做事情的時候，法家、縱橫家、陰陽家，百家争鳴，哪個有用用哪個。
君不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孔夫子捧上神壇，做萬世師表，可做事用的都是主父偃這種不擇手段的貨色，與儒家的仁愛思想沒有半毛錢關系。
說一套，做一套，實用主義才是王道。就好比是老百姓進廟燒香，管他上帝、耶稣、太上老君，都給我供上。
但做這種事情，既要有能力，又要絕對忠誠，關鍵時刻，還能死心塌地背鍋。符合上述兩個條件的，隻有李衛和田文鏡，田文鏡自然是不錯的，但隻他一個遠遠不夠，于是李衛就得到大展拳腳的機會。
當然，李衛也不是省油的燈，表面上看大老粗一個，人人不拿他當回事，實則是個智多星，履職江甯織造，推行新政，第一炮就打響了，他用那些下作的流氓手段，将一幫子迂腐的官老爺整得服服帖帖。
亂拳打死老師傅，不管是王八拳還是太祖長拳，打死人的拳就是好拳頭，做上司的，要的就是效果！
雍正最喜歡的就是李衛這種人，對上無限忠誠，叫他幹啥就幹；對下毫無下限，隻要完成任務，不擇手段。
是以說，官場做事，忠誠比能幹來的好用，做老爺的甯願使用一個唯唯諾諾的庸才，也比一個幹吏來的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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