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媽》與《柔情史》：從“俄狄浦斯情結”到“全景敞視主義”

《囧媽》是母—子，《柔情史》是母—女。在家庭關系中，母親對于孩子的影響在弗洛伊德看來是至關重要的。他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結”予以解釋，通俗解釋就是戀母情結。如果是女性，弗洛伊德找到了古希臘故事厄勒克特拉情結予以相對。這兩個古希臘故事前者大緻情結是殺父娶母，後者是女兒殺死通奸的母親為父報仇的叙事。

考慮到弗洛伊德自身的家庭關系以及當時他所處年代男權思想的濃重，他總是試圖站在男性的角度來思考兩性關系。落實到女性身上，便遭到後來許多女權主義批評家瘋狂地批評。弗洛伊德認為孩子在成長中需要跨過“俄狄浦斯情結”，但是不幸的是有很多患有神經症的孩子會固着在這個階段裡，是以長大後就會出現戀母。

俄狄浦斯情結是弗洛伊德努力在生物學上尋找“家庭—孩子”這對關系的症結。但是他忽略了社會因素的影響，或者說他故意忽略而固執地在生物學上尋找實證科學的證據。這種社會因素影響通常展現在家庭父母的婚姻關系對孩子的影響上。

《囧媽》和《柔情史》的叙事中，孩子的父親都是缺席的，這樣電影叙事就迅速聚焦到了孩子與母親的關系上。兩部電影都試圖展現成年的孩子被迫與母親同在一起時的激烈的沖突與點滴的溫情。前者是一列火車，後者是蝸居在簡陋的房子裡。面對這樣狹小的空間，二者的關系勢必會有巨大的叙事沖突。

這種沖突就是“全景敞視”，這是法國哲學家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引用曾經邊沁為監獄設計的一種建築模式，即監獄是圓形的格局，中間有一個圓形的瞭望塔，外面用單面透明玻璃圍成。牢房用雙面透明玻璃。從瞭望塔裡，甚至隻需要一個人既可以監視塔外所有的罪犯的一舉一動。這樣的建築模式甚至中心瞭望塔裡不站人，罪犯們看見中心的這個柱狀的監視塔也以為它在監視自己。通過這樣一種建築模式，福柯提出了一種“主義”，這種主義在規矩他者的時候形成一種全天候監視的狀态，形成一種深入到毛細血管處的監視目的，這種狀态導緻了某種精神對精神的壓抑。

于是，在《囧媽》與《柔情史》中，叙事使得母親與孩子處于全天候在一起的處境，母親的目光時刻都落在孩子的身上，她們監視着孩子的一舉一動，深入到孩子的精神深入，這才導緻了《囧媽》中兒子要求母親保持10米距離的怒吼和《柔情史》中女兒期待自己獨立房間與空間的想象。

特别是在性問題上，《囧媽》中兒子逃脫母親的監視與一個俄羅斯女人約會，《柔情史》中女兒對追求自己的那個男人的若即若離的态度是母親—孩子這對關系中孩子試圖擺脫母親壓抑式監視最激情，或者說是最具反抗式的溢出。孩子在嘗試與其他的人建立新的性關系的過程中會受到前者強大的影響。

比如19年奧斯卡動畫短片《包寶寶》，它将母親—孩子的關系“Q化”成了“母親與包子”的故事。當包寶寶與他的女友回到家中沖毀母親—孩子這種單一連接配接時，短片戲劇化的以母親吃了這個包寶寶然後戛然而止。但是影片的結尾是一家四口吃包子的畫面。

母親在接受孩子之外他者的過程中短片隻是用成年後的包寶寶抱着哭泣母親的背影來作為和解一閃而過，而現實中這樣的過程可能會很漫長。漫長到甚至抵達悲劇的程度，比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勞倫斯的小說《兒子與情人》和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地利作家耶利内克的小說《鋼琴教師》。前者也是母親—兒子的關系，後者也是母親—女兒的關系，也是父親在叙事中迅速落寞而缺席，然後叙事迅速轉入母親——孩子的叙事中來達到叙事張力引起讀者某種窒息式的閱讀體驗。

而《囧媽》要比《柔情史》戲劇化了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沖突，但《柔情史》展現的那種觀影窒息感更突出。值得特别關注的是《囧媽》中母親—兒子—妻子這三者關系中一句特别重要的話“你為什麼要那麼執着地改變我呢？”

《囧媽》中母親要求兒子的改變延續到了兒子對妻子的改變，而這也是這段婚姻破裂的最核心的原因，某種原生家庭無意識中留存的畸形因素影響着之後兒子理所當然的意識。這或許就是武志紅那本《家為什麼會傷人？》所要解決的父母——孩子之間這個連接配接如何斷裂，而這個斷裂并非是一刀兩斷，而是某種獨立。但是這種獨立通常也是中國式家庭難以跨過的症結，其實不管是中國家庭，就那兩部外國小說的背後相類似的小說文本還有很多，這其實是世界社會家庭的通病。

我記得有人在批判父母問題的時候也批判在孩子的雙标問題：“要錢的時候，拿出東方這一套；要自由的時候，拿出西方那一套。”

但這句話隐匿着一個前提是父母是有錢的。比如在金錢與自由這個問題上，著名的比如巴爾紮克和他父親打的那個賭，賭輸了但依然要堅持自己的寫作夢，就要挨着貧困的日子，手杖上的誓言和桌子上畫餅充饑的食物是巴爾紮克的堅持的自由。

選擇确實要付出代價，這代價有些時候甚至很沉重。這種沉重性恰恰被《柔情史》表現得很細膩，女兒堅持寫作夢堅持投稿但屢屢失敗。母親斥責着女兒無用的寫作夢，但與那句話展現的雙标問題有差距的是《柔情史》中的母親也很拮據，給不了女兒很多錢，是以所有的選擇與重壓就都落在了女兒的身上，這是一個更沉重的重擔。好在電影叙事結尾有了溫情的突轉，這突轉也是金錢帶來的。

女兒的投稿有了稿費，一切有關拮據的沖突被這一點點稿費緩解。母女的拮據是叙事沖突的展現，而沖突的被消解是拮據有所緩解。女兒的寫作也在母親的眼裡忽然變得有意義。電影結尾在一首女兒寫的關于家庭沖突的小詩中結束，一切曾經既有的沖突在這首小詩中被終結。終結的戛然而止。

饒有趣味的是，兩部電影的結尾處都用相同的叙事來試圖和解緊張的母親—孩子這對痼疾般的沖突。即電影《柔情史》中母女迷失在胡同深處找不到出口和《囧媽》結尾母子迷失在去劇場路上有着某種母親與孩子共同曆險的叙事，在這漫長的尋找出路的路上，母親與孩子也開始尋找某種情感上和解的出路。他們似乎意識到了各自身上的個人自我主體性，暫時站在了他者的角度開始思考問題。從自我的深淵中走出來，在走向他者的了解中結束叙事。都是某種歸于溫情的叙事結局。

兩個電影文本，《囧媽》和《柔情史》的叙事結尾或許走在了光芒裡，但兩個小說文本，《兒子與情人》和《鋼琴教師》的結尾卻依然在深淵中。兩部電影落腳在了喜劇情境裡，兩本小說落在悲劇情境裡。或許，這亦是在傳播學上某種值得玩味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