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點校本《陳書》修訂本由中華書局出版，并于近日獲得中華書局年度雙十佳圖書的榮譽。至此，曆時13年的南朝“齊梁陳”三書修訂工作圓滿完成。同時，這也是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出版的第11部修訂本。對于修訂主持人、中山大學曆史系教授景蜀慧來說，這次修訂成為她學術生涯的濃重一筆，她希望做出古籍整理的精品，讓人們更加親近這段曆史，推動相關史學研究。近日，《人民政協報》記者專訪景蜀慧，聽她講述“修史”那些事兒。
一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餘位文史專家進行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這是新中國規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2006年起，中華書局又開始着手規劃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在新的曆史時期，進一步完善點校本。
2008年，我接到中華書局的邀約，擔任《南齊書》《梁書》和《陳書》的修訂主持人。由于修訂工程十分龐大，需要在全國物色學者作為各史修訂主持人。考慮到點校和修訂的連續性，以及學術傳承，一般希望由原點校者門下的學者繼續修訂工作，但是點校本“南朝五史”負責人王仲荦先生的學生中沒有合适的人選，便另尋他人。之是以找到我，我想，可能的原因是，南朝是非常重視文學和文化的時期，對于點校者有兼顧文史的考慮，而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我的老師缪钺先生一直以“文史兼長”著稱，并且他與王仲荦先生交情很深。我自小喜歡文學，又受業師熏陶和訓練，讀書治學也一直比較偏重文學。
接到這個邀約，我自然感到十分榮幸。“二十四史”在傳世史部文獻中非常重要，點校本“二十四史”更是新中國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作為曆史後學，我是讀着點校本成長的。能夠參與修訂工作，可謂學術生涯可遇不可求的經曆。雖然意識到修訂工作會比較艱巨，但我還是下決心接受了這個任務。
2017年7月，《南齊書》修訂組部分成員在中華書局辦公室和編輯組一起，做出版前的最後修改，左二為景蜀慧
最初，我設想的是，修訂工作需要有一定學養、訓練成熟的學者來做，是以邀請一些年輕學者組成團隊，三史同時推進。但是随着修訂的展開，才發現還是低估了這項工作的難度和需要花費的時間。加上人事上也出現一些變動，是以我們部分調整了原來的工作方案，其中《梁書》仍由暨南大學趙燦鵬教授承擔主要的修訂工作，我最後稽核定稿。其餘二史修訂，則在人手上做了補充，遴選優秀的研究所學生參加。
修訂工作本身，比我們最初想象的要更為複雜。從已經出版的修訂本“齊梁陳”三書可以知道，修訂其實并不是在點校本的基礎上小修小補，而是重新選擇底本，調整通校本、參校本，并集合吸收學界近50年的研究成果。從段落字詞到标點符号，都需要細讀文獻，清理複核原點校本所有校勘記，盡可能詳盡地撰寫修訂長編，在其基礎上補充修改乃至重新撰寫校勘記，工作量遠遠超出了之前的估計。以剛出版的《陳書》為例，校勘記從原有的534條增加到960條，其中删去舊校約110條，新增校勘記542條，改寫原校記約160條，修改補充原校記185條，沿用原校記73條，改動标點數百處。
二
為什麼要重新選擇底本，并調整通校本和參校本？
點校本《南齊書》《梁書》和《陳書》，當年由王仲荦先生總負責，王仲荦、盧振華、張維華三位先生承擔點校工作，在校勘，訂誤方面有不少創見，出版後受到學術界和普通讀者的普遍好評。不過，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三書點校本在底本、通校和參校本的選擇上，尚存在較多的改善餘地。比如《梁書》，點校時采用了不設底本、擇善而從的方式，《南齊書》《陳書》則以百衲本為底本。至于通校本和參校本，三書點校本主要選擇了明清以後版本，如三朝本、南監本、北監本、汲本、殿本、局本。這些版本與早期版本存在一定差異，依據其版本異文去校勘訂改底本，難免造成一些新的問題，甚至影響讀者對文獻的閱讀了解。
《南齊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這次修訂，我們在前輩學者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在版本選擇方面下了比較大的功夫。比如《南齊書》修訂用的底本，我們改用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這個底本刊刻精良，儲存基本完整，保留了較多的宋元版刻，是目前發現年代最早、品相最好的版本，也是百衲本的底本。百衲本雖以這一版本為底本，但刊印時有較多挖補描改修潤，一定程度上有失宋元本舊貌，這一版本明顯優于百衲本。中華再造善本叢書2004年出版了這個版本的影印本，也為我們提供了便利。除此之外，我們也調整補充了通校本和參校本。比如原來通校本沒有用北監本，認為其沿襲南監本，沒有太大價值。經過和南監本以及殿本的比對，我們發現，其實北監本在刊刻時對南監本的改訂不在少數，而且基本被殿本沿用，有其特殊價值，是以将其納入通校本。
《梁書》沒有完整的宋刻宋元遞修本傳世，最好的版本為南宋紹興年間刻遞修至明初的40卷殘本，現藏台北故宮圖書文獻館。《梁書》百衲本是用這個版本加三朝本拼配而成，可以算是《梁書》最好的完整版本。這次修訂，改變了原點校本無底本校勘的做法，選用百衲本作底本，同時用台北故宮藏的40卷殘本和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日本靜嘉堂、日本内閣文庫等處所藏的6種三朝本作通校本，在版本采用和處理上比原點校本有很大提升。
《梁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比較而言，《陳書》在南北朝史書中版本情況是最好的。我們在深入版本調查基礎上，選用早于百衲本的中華學藝社本為底本，又将存世的全部宋刻本，包括兩種全本和4種殘本，以及兩卷日本平安時期鈔本列入通校，加上三朝本、南北監本、汲本、殿本等明清時期版本，《陳書》修訂的通校參校本有13種之多，遠遠超過了當年點校本所具有的版本條件。
《陳書》中華學藝社輯印宋刻宋元遞修本（上海圖書館藏）
總之，得益于出版事業以及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使修訂組有條件搜集更多的早期版本，我們也在版本調查上傾盡全力。比如台北故宮、日本靜嘉堂等處收藏的版本，我們都曾過目查閱。為了檢視搜集這些版本，我們利用了各種機會，訪學、開會，甚至用旅遊簽證方式去尋訪，有時還委托同僚朋友幫忙代查。一旦發現新的比較重要的版本，就想方設法将其用于修訂，以此力求盡量接近和還原史書的本來面貌，不留遺憾。
三
早期版本對于正确了解史文，還原史書原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從《南齊書》到《梁書》，再到《陳書》修訂，我們對此點深有體會。由于掌握了相對完整的宋元本和部分早期鈔本，有條件和明清以後版本進行系統細緻的比對校勘，不僅可以比較确切地判斷二者的差異和正誤，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探明其緻訛之因。
《陳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比如在《陳書》卷一《高祖紀》梁敬帝在禅位給陳霸先之前，于太平二年九月辛醜诏書稱頌陳霸先的功績，其中有一句話，“重華大聖，妫滿惟賢”。分析文義，這裡“重華”指的是舜，那麼“妫滿”又是誰呢？從《史記》的記載可以得知，妫滿乃陳姓始祖胡公滿，為舜之後，故為妫氏，舜與胡公滿一聖一賢，兩句正好相對；而“妫汭”是舜為庶人時居住的地方。根據這類文體骈對的慣例和上下文義，特别是下文列舉“亶甫”（後稷之後）、“羲和”（重黎之後）的情況，可判斷出此處應為人名“妫滿”而不應為地名“妫汭”。“妫滿”二字，宋本皆同，但從“三朝本”以下，明清各版本均改為“妫汭”，原點校本亦改作“妫汭”，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诏文的原意。是以修訂本将此字改回底本，并出校說明版本異文。
陳霸先畫像
明人在讀古書時，有些意思不太明白的，會改動文義；有些字形看不清楚，也改成别的字。比如在《南齊書·張融傳》載《海賦》有“窂浪硠拉，崩山相”二句，“硠拉”本為雙聲連綿的拟聲詞，但宋刻本“拉”字與下面“崩”靠得很近，明人可能因為看不清筆畫，是以南監本以下各版本都将宋本的“崩”字分拆，“山”字頭上屬，是以“拉”字改作“掊”，“崩”則改作“朋”，這兩句成為“窂浪硠掊，朋山相”，由于語義難通，給後人在解讀上造成很多麻煩，此次《南齊書》修訂本依底本回改，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一問題。
類似的情況，還有大量的例子，原點校本據明清版本所做的改補删我們都逐一核校清理，凡不宜改補之處，都從底本回改。
除了充分利用早期善本，我們在修訂中也充分參考和吸收采納了近幾十年有關魏晉南北朝曆史和文獻的研究成果，發揮修訂組成員的專業所長，在精讀文本、深入史境的前提下，準确了解史文史事，将嚴謹深入的斷代史研究和細緻紮實的文獻校勘相結合，對史籍進行訂訛補正。同時還盡可能改善原來處理不夠規範之處，比如在引用文獻書證時對不同史源材料的區分、對底本中脫衍訛誤的處理方式、校勘記表述方式，乃至于标點符号使用的進一步規範等方面，都力求精準，以提升修訂品質。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對曆史的認識也進一步深化。
四
“齊梁陳”三書修訂曆時13年，個人覺得最大的收獲，除了能夠看到的三部修訂本出版之外，就是年輕學人的鍛煉和成長。我們古代史專業培養學生非常強調基本功訓練，最重要的史學基本功之一就是史料文獻的解讀能力，要求從版本目錄、文字校勘入手，層層深入史源，徹底清理史料的内涵，進而做出最接近正确的解讀。我們以前會開設史料文獻目錄課或讀書課，但缺乏版本校勘訓練的環節，這次三書修訂的機緣，令大家獲得了最好的學習和訓練機會。參與修訂的每一成員都有嚴格要求，必須逐字逐句，細心謹慎處理文獻的版本及史實、制度、語詞等各種具體問題，并用準确規範、邏輯清晰的語言寫出修訂長編，同時還要在反複讨論中接受質疑，最後才形成修訂意見。其後校勘記的撰寫尤其關鍵，因為涉及許多重要文獻資訊的儲存記錄，我們在出校尺度的把握上非常審慎，對校記撰寫的文字規範也有嚴格要求，可能一條長編好幾千字，但相關的校勘記隻有十幾個字，有的甚至不能展現在校記中。這對年輕學者的訓練是全方位的，他們學到的不隻是知識和方法，還有治學态度和學風的熏陶，懂得學術研究來不得半點浮躁。
實踐證明訓練卓有成效，做《南齊書》時，幾乎每一位參與工作的博士生畢業論文都完成得很出色。有的學生以修訂中涉及的職官品秩為基礎，仔細梳理，思考拓展為博士論文的内容，成為研究這一時期制度史的發端；也有學生從三史中引用的《夷夏論》《明道論》等佛道義理論辯之文的深入探讨入手，展開中古佛教義理的研究，寫出了出色的論文。而年輕學人多元度的深入研究，反過來又有助于解決修訂過程中不斷遇到的新問題。
完成“齊梁陳”三書修訂之後，接下來可能還有一些收尾工作要做，比如修訂長編，希望能把它們整理出來，讓讀者了解校勘記之外的更多學術資訊，進而對“齊梁陳”三書所反映的曆史和文獻有更深入的認識。
回首來時路，蒼茫極水波。時至今日，我們都還非常懷念從事修訂工作的時光。十多年來，修訂組投入了大量時間和心力，對修訂内容反複讨論修改，集思廣益，前後幾經易稿。對我來說，從事這項工作苦樂參半，回想起來也是百感交集。一切都會成為過往，隻希望通過我們的修訂工作，為廣大讀者提供古籍整理的精品，推進這一段曆史的研究。
（本文原載于《人民政協報》2021年12月11日第5版，口述：景蜀慧，采訪整理：該報記者謝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