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對其文學、思想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研究的主力自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業的學者，而對他在傳統學術方面活動的研究，則相對較少。2024年5月，複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石祥研究員《魯迅輯校古籍考》（中華書局）一書問世，該書圍繞魯迅的古籍整理與研究這一課題，利用魯迅手稿、全集序跋、日記等材料，分地志、中古文史、雜考博物三個部分，考察揭示了魯迅的古籍整理理念與實踐；這是一部将古籍之學與魯迅之學結合起來研究的專書，是以可以說，它既是魯迅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古籍保護研究工作領域的新成果。
《魯迅輯校古籍考》，石祥 著
中華書局2024年5月出版
一
“不見諸手稿字面”的探求
魯迅和他的兄弟周作人，寫書藏書，還一同編過書，可以說是學者型的編輯，隻不過兩人的文名掩過了他們的編書之名而已。魯迅閱讀古籍不是稀奇之事，因為古籍在他生活的年代仍大行其道，新式的印刷書尚在探索和發展中。魯迅早年的文字也有一種古籍的味道，讓人望而卻步；魯迅出版的若幹書籍（如《會稽郡故書雜集》）也屬于民國線裝書之列。後來，他才慢慢轉向了群眾的寫作，用時代的語言抒發胸臆，最終成為現代白話文的塑造者之一。他的文章是我們從小必讀的，他的文風也是我們所熟知的，但魯迅的文章之學和他的知識武庫是如何建構的，和古籍有什麼關系，學者的研究不多，我們也就所知不多了。魯迅的古籍之學有何特點？他在古籍的研讀方面有何過人之處？如今，有了這部《魯迅輯校古籍考》，我們便可以知其内幕、曉其詳實。
由此書我們知道，魯迅寫了很多古籍的序跋，又花了很大力氣去輯錄古代的書，有曆史類的文獻，比如《後漢書》《晉書》《會稽郡古書雜集》之類的；有文學的，《嵇康考》《謝靈運集》《虞永興文錄》《沈下賢文集》《文士傳》之類的；有博物學的，比如《嶺表錄異》《雲谷雜記》《說郛錄要》之類的；還有鄉邦賢達著作，比如《範子計然》《魏子》《任子》等。為何魯迅要抄書？他輯錄那些古書又是想要做什麼呢？難道不是為了增加奇怪的知識？難道不是為了保留某種他所需要的記憶？難道不是打發無聊的時光？難道不是為了抄書而抄書？
《故書雜集》手稿
《魯迅輯校古籍考》指出，魯迅所抄錄的書不是一次完成的不少，有的有反反複複抄來補去的，有的似乎還不止一次抄，有的還有經過了編校。但魯迅輯錄的古籍，在他生前正式出版卻很少，這或許與他精益求精，力求輯校品質有關。如本書所說，“魯迅顯然是有針對性地選擇對勘材料；此類選擇校勘來源的工作不見于諸手稿的字面，值得研究者注意。”（第206頁）不止如此，魯迅在以古籍為對象，展開學術工作，持續時間長，關注點多，既有個人本身的興趣，也有社會緣由所緻，也有一時的學術風尚使然，這些皆未必付諸文字，隻有通過研究者的周密且詳盡的考察方能揭示一二。此一二揭示，并不意味着對魯迅思想世界的細緻梳理，卻也是了解魯迅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
如今，魯迅抄錄的這些古籍已有出版成品，有影印本的《魯迅輯校古籍手稿》，有整理本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有《魯迅全集》中的《古籍序跋集》，魯迅的古籍研究也就有了可能。影印和整理的本子有哪些值得研究者注意的問題呢？我們如何認識魯迅的古籍學問呢？
二
“回到手稿”的版本學視野
本書要表達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當我們重新認識魯迅的那些關于古代的作品（古籍）時，需要有“版本學”的觀念，否則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卻沒有對“魯迅手稿”本身做細緻的考察，沒有把握“稿本”的不同層次，以至于給人一種魯迅整理古籍的虛假印象：魯迅成為古籍整理的先驅，并且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成就，成果就是今人整理出版的那些标稱魯迅的著作。是以，“回到手稿”的版本學定位就十分重要。
所謂回到手稿，意味着我們将要沿着如今可知的大量的稿本、抄本，不管是整全的，還是零散的，不管是被世人看重的，還是不認忽略不計的，都需要以重審的版本學視角來細緻地加以分析、研判和說明。
虞預書手稿
（盧欽條天頭處魯迅标記《書鈔》卷五九所引的文本面貌，又從《三國志》裴注補輯黃本失收的一則佚文。各佚文末尾所标輯錄出處加圈，表示已據原書核驗。）
本書認為，按照古籍的觀念，觀察魯迅手稿，就會發現，手稿不單是初稿、清稿、甲稿、乙稿、定稿那麼簡單，魯迅的那些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稿本，大都有明确的編輯意圖。簡單而言，所謂的魯迅輯校古籍手稿，不是魯迅為了讀書而抄的書，而是有他的輯錄校勘意圖的。比如《〈嵇康集〉序》就明确地說：“予幸其書今在京師圖書館，乃亟寫得之，更取黃本讎對，知二本根源實同，而互有譌奪。惟此所阙失，得由彼書補正，兼具二長，乃成較勝。……今據本文，别造一卷代之，并作《逸文考》《著錄考》各一卷，附于末。恨學識荒陋，疏失蓋多，亦第欲存留舊文，得稍流布焉爾。”（《魯迅全集·古籍序跋集》，第64-66頁）石祥對此書四種主力手稿和十餘種次要手稿（石祥編号從A至R）做了極其詳盡的爬梳，對底本、過程稿、定稿進行比勘，用儲存至今的諸手稿“考察校勘過程及其間的各種細節和微觀操作”，指出其手稿的史料價值，“恰在于稿本鍊條的連續”，藉此而回到魯迅古籍作業的“曆史現場”，獲得“校勘學史圖景”。（第168頁）也即，回到手稿并非以手稿确定“唯一的定論的版本”，而是要通過手稿呈現曆史的細節及其學術史的意義。
《魯迅輯校古籍考》實拍書影
又如，關于謝承《後漢書》的輯校，是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合作完成的，是一種“增益型輯佚”，即首先從不同的傳世古籍中尋找某部書的佚文，編成長編的佚文手稿，此一階段需要遍檢所見之書，細緻地搜羅；其次對初編的手稿進行合作的加工處理，增補文字、句讀和案語，此一階段需要複檢原書，需要增補新的内容，并要對佚文做出判斷、甄别，同時還要與此前的輯本相比勘；最後，由某人謄寫完成最後的定稿，定稿完成并非最終的面貌，還需要繼續前面第二步工序，以便于做出更為完善的本子。石祥說：“檢錄佚文，校勘正誤，考辨真僞，綴合排次，隻是輯佚工作的一部分。如何排列各條佚文，賦予其一個有意義的結構，使之變為著作，而非随意堆砌的佚文合集，是輯佚工作的又一重要方面。”（第80頁）就此而言，魯迅手稿呈現出的動态變化，以及最後定稿所展現的範例式操作，給古籍輯佚提供了可見的樣例。這也是魯迅手稿的另外一種學術的價值。
謝承書手稿《謝承後漢書考》
魯迅輯校古籍的草稿，大多數不标署書寫時間，寫在各種各樣的稿紙上，乍看似乎沒有頭緒，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稿紙是有時間脈絡可尋的。石祥對魯迅手稿使用各種紙張的時間架構，做了詳盡可信的分析與推考，提出了“主力稿紙”和“其他稿紙”的概念，進而以此判定未标署寫作時間的魯迅手稿的書寫時段。這種年代學的梳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認識魯迅學術思想的演化路徑，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分析魯迅的思想轉變。
三
“中間物”的文本生成思考
魯迅曾說，他是“在轉變中”或“在進化的鍊子上的”曆史的“中間物”（《寫在〈墳〉後面》）。有人認為，所謂的中間物即是魯迅對自我和社會的傳統與現實關系的認識。汪晖甚至以為，在魯迅那裡，“中間物”是先覺者的自覺，是沒有前途的範本，是自我否定的曆史。（《反抗絕望》，第182頁）這種說法自然有深刻的思想史意義，因為它啟發我們思考、評說魯迅時以一種進化的、曆史的眼光來作為定位。但，從書籍史的角度來說，“手稿”作為“中間物”，是一種更加真實的“物”，是需要加以辨識的“中間”。
正是這一書稿的書寫，留下了魯迅本人閱讀、思考的足迹，甚至可以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