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華文明誕生出一套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具體而言，天是終極創造者和最高主宰者。它創造了世間一切事物，也決定着人的命運。天與人是同構的。天有五行，人有五髒；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晝夜，人有睜眼閉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樂；天有陰陽剛柔，人有君臣男女。如此，自然同構。
既然同構，必定感應。是以，社會和諧，則風調雨順；民怨沸騰，則天崩地裂。因為天與人不但同構，而且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構，天人感應，天人相通，這就是古人建構的一套“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是以，如此世界觀下面，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間，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聯系起來。尤其各種天象，往往預兆什麼。
一般情況是王朝的初期，就是各種天降祥瑞，而王朝末年，就是各種天災。祥瑞預示着國泰民安，天災預示着距離亡國不遠了。中國曆史上的漢朝末期、唐朝末期、元朝末期、明朝末期，都有各種瘟疫、災難不斷，清朝也一樣。
清朝末期，瘟疫、蝗蟲災難、旱災、寒凍，接連不斷，最後被一場鼠疫送上了斷頭台，看來大清亡國早有預兆。
從鹹豐末年開始，大清國已經有多個省份出現災情，其中山東災情最嚴重。公元1860年，鹹豐十年，山東出現罕見的幹旱。山東峄縣是連歲荒歉，不光旱災，還有蝗蟲的襲擊，飛蝗蔽天，把田裡的農作物吃個精光。
旱災加上蝗災，屋漏又逢連夜雨，天氣高溫持續不斷，于是瘟疫迅速在人們中擴散，感染這次疫病的人死亡極其快速，一般一二天後就命歸黃泉。據說有些年輕力壯的人正在吃飯，手拿筷子想去挾菜，突然會倒在桌子上，言笑未終而一下子氣絕身亡。可見瘟疫是多麼嚴重。
瘟疫具有極高的傳染性，誰家隻要有一個人感染瘟疫，全家就會立馬感染，最後全家無一活口，十分凄慘。比如峄縣，因為瘟疫，最後成了一座空城。
接着是同治年間，大清國全國各地連續發生特大溫疫後，瘟疫持續不斷。如史載“五年五月，永昌大疫。六年二月，黃縣大疫。七月，曹縣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八年六月，甯遠、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九年秋，麻城大疫。冬，無極大疫。十年五月，孝義大疫。六月，麻城大疫。十一年夏，新城大疫，武昌縣大疫。”
繼而是光緒元年，北方各省陸續開始出現幹旱迹象，京師和河北從開春就顯示了災情。到秋後的時候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都出現了災情。
光緒二年，旱情加重，受災範圍也進一步擴大。以直隸、山東、河南為主要災區，北至遼甯、西至陝甘、南達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同年，直隸地區因為旱災引發蝗災，當時蝗蟲遮天蔽日的把殘存的莊家吞噬精光。山西也好不到那裡去，也是“赤地千有餘裡，饑民至五六百萬之衆，大奇災，古所未見”。
光緒四年，旱災完了後，京師及直隸進入春寒災難，繼而連三的天災導緻糧食顆粒無收，瘟疫流行，死亡不計其數。
公元1892年，四川許多地方流行麻腳痧，也造成了嚴重的死亡。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京津地區爆發霍亂，死亡超過一萬餘人。
到了清朝末年，年僅三歲的宣統皇帝上位，在位僅一年後，中國東北就發生了特大鼠疫。根據《東三省疫事報告書》，這場鼠疫的遇難人數為60468人，并直接導緻了交通停止，各行歇業，商業不振，加速了本已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崩潰。
公元1910年10月25日，鼠疫首先從滿洲裡開始，随後傳至北滿中心哈爾濱。之後由北向南，沿着鐵路交通線爆發流行。從滿洲裡而哈爾濱而長春而吉林省城吉林。據有關記錄，“凡延近鐵路區城，逐漸波及”。面對鼠疫，清政府的态度是下令嚴防。
清政府此舉大失民心，最終1911年10月，爆發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拉開了帷幕，随後各省随後紛紛響應宣布獨立，大清國迅速分崩離析。宣統皇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告退位。這次鼠疫送走了清朝。
為什麼天災是古代王朝末路的象征？
因為古代屬于農業社會，一旦天災不斷，就會導緻糧食産量銳減。而作為農業社會的稅收征不上來，難以強軍和維持王朝官吏的安穩。另一方面，靠務農為生的大多數臣民饑荒不斷，在吃不飽飯的情況之下紛紛揭竿而起，導緻了聲勢浩大的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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