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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别上海書城,最值得憧憬的是什麼?

暫别上海書城,最值得憧憬的是什麼?

歲末年初,上海的同一條大馬路上有兩家名店成了熱門。一家是建立于清鹹豐元年、迄今有着170年曆史的杏花樓,老店新裝,恢複了每日清早的茶市,一席難求;一家是落成至今整整23年的上海書城,在慶生當天與讀者依依惜别,相約在不遠的2023年以煥然一新的面貌重制。

上海的這條大馬路,名福州路。當年,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四大書局”發祥于此,《申報》《時報》《新聞報》在近旁三足鼎盛。上世紀20至30年代,“五四”運動影響之下,報紙是支援愛國運動、倡導新文化、傳播馬列思想并投入抗日救亡的急先鋒,此地邊上的望平街,乃成名聞遐迩的“報館街”,每日清晨,報販麇集,熱鬧非凡。差不多同時,茅盾、胡愈之、沈雁冰、田漢、金仲華等一大批左翼作家,進入各大書局任職編輯或上司工作,鄒韬奮在福州路創辦生活書店,沙千裡任主編,出版進步書刊。

1949年迄今,特别是改革開放之後的四十多年裡,福州路這條過去的“四馬路”,與南京路這樣的“大馬路”比,同樣是商業街,又更多了文化元素、文化特色。無論是主營舊書的上海書店,還是古籍書店、外文書店、科技書店,再到整條街上楊振華、周虎臣、曹素功、彙豐紙業等“老字号”領軍的筆墨文具店,鱗次栉比,蔚為大觀。以至于福州路有了“中華文化第一街”的美譽,這是在近悅遠來的讀書人心底,長期自然形成的。

上海書城,又可以說是其中一道特殊的風景。23年前,上海書城落成開業的盛況,很多人至今曆曆在目。往年雙休日、寒暑假甚或農曆春節期間,書城裡早晚人頭簇擁,大小讀者竟日席地而坐、手不釋卷的場面,在上海也無愧為一道迷人的文化風景線。

23年來,上海書城的成長,恰恰也是與讀者個人的成長,和我們這座城市的變遷發展同步的。此番書城雖然是老店重裝,但一聽說書城要閉店,許許多多的讀者很是不舍,甚至有點茫然,完全是可以了解的。這感覺就像平時在生活當中,每天與自己相處的某樣親切的物事,哪一天它一下子不在了,平添了一種失落感。

習慣逛逛書店,習慣一卷在握,習慣于在快節奏的奔波之中保留這樣“慢生活”的常态——我認為,這就是我們這座城市無時不在的“軟實力”。也有人說,今天的福州路好像更像一條文具用品商業街,論文化,紹興路、武康路、安福路這些才算翹楚荟萃。後者當然都是文人氣息濃郁的地方,但也不必就此輕視福州路的意義。很簡單,一塊集詩、書、畫、印、雕刻、造型藝術及制墨工藝于一身的山水墨錠,一冊清新卷舒的素雅箋頁,一支訂制的狼毫湖筆,哪怕是一對金婚發筆,當然都是文具、是用品,但其中承載的曆史人文精神及其價值,絕不隻是“文具用品”這四個字所能涵蓋的。

正如程十發先生曾為上海墨廠題過的一句話,“龍麝黃金皆不貴,墨工汗水是精魂”,文化街之文化,可不就在這“精魂”二字?

再說福州路,上海書城出來往西幾百米的天蟾舞台,早已名滿天下,也是1949年之後福州路上僅存的一個戲院。而早在1911年,今天毗鄰書城的湖北路(過去叫大新路)口,就有過一個“丹桂第一台”,梅蘭芳在此唱紅,麒派的《蕭何月下追韓信》在此首演。當年這裡除了出版成風,唱戲也是成風的,而與此同時,中國共産黨的六屆中央政治局機關,就在靠近天蟾的一條弄堂裡;當年任中央上海局秘書長的劉宇超,與妻子劉淑琴一起,擔負黨的六屆二中全會的掩護工作,會議就是在他們家裡開的。

提這些事想說明什麼呢?我想說,一座城市、一個社會、一衆個體,其文化氣象是不可任意切割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常常是找得到内在聯系的。而一爿書店,一家戲院,一條馬路,之于一座城市的特殊意義,也在于其為“文化”二字添上的别樣注腳。

趕早爬起床約一次杏花樓的早茶,是一種文化;倚枕讀幾頁舊版新書,更是一種文化。未來的上海書城,絕對不再是巨大而傳統的圖書大賣場,我相信它會有更加精彩絕倫、換形而不移步的亮相。我們千萬不要僅僅将它視作一個“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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