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别上海書城，最值得憧憬的是什麼？

歲末年初，上海的同一條大馬路上有兩家名店成了熱門。一家是建立于清鹹豐元年、迄今有着170年曆史的杏花樓，老店新裝，恢複了每日清早的茶市，一席難求；一家是落成至今整整23年的上海書城，在慶生當天與讀者依依惜别，相約在不遠的2023年以煥然一新的面貌重制。

上海的這條大馬路，名福州路。當年，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四大書局”發祥于此，《申報》《時報》《新聞報》在近旁三足鼎盛。上世紀20至30年代，“五四”運動影響之下，報紙是支援愛國運動、倡導新文化、傳播馬列思想并投入抗日救亡的急先鋒，此地邊上的望平街，乃成名聞遐迩的“報館街”，每日清晨，報販麇集，熱鬧非凡。差不多同時，茅盾、胡愈之、沈雁冰、田漢、金仲華等一大批左翼作家，進入各大書局任職編輯或上司工作，鄒韬奮在福州路創辦生活書店，沙千裡任主編，出版進步書刊。

1949年迄今，特别是改革開放之後的四十多年裡，福州路這條過去的“四馬路”，與南京路這樣的“大馬路”比，同樣是商業街，又更多了文化元素、文化特色。無論是主營舊書的上海書店，還是古籍書店、外文書店、科技書店，再到整條街上楊振華、周虎臣、曹素功、彙豐紙業等“老字号”領軍的筆墨文具店，鱗次栉比，蔚為大觀。以至于福州路有了“中華文化第一街”的美譽，這是在近悅遠來的讀書人心底，長期自然形成的。

上海書城，又可以說是其中一道特殊的風景。23年前，上海書城落成開業的盛況，很多人至今曆曆在目。往年雙休日、寒暑假甚或農曆春節期間，書城裡早晚人頭簇擁，大小讀者竟日席地而坐、手不釋卷的場面，在上海也無愧為一道迷人的文化風景線。

23年來，上海書城的成長，恰恰也是與讀者個人的成長，和我們這座城市的變遷發展同步的。此番書城雖然是老店重裝，但一聽說書城要閉店，許許多多的讀者很是不舍，甚至有點茫然，完全是可以了解的。這感覺就像平時在生活當中，每天與自己相處的某樣親切的物事，哪一天它一下子不在了，平添了一種失落感。

習慣逛逛書店，習慣一卷在握，習慣于在快節奏的奔波之中保留這樣“慢生活”的常态——我認為，這就是我們這座城市無時不在的“軟實力”。也有人說，今天的福州路好像更像一條文具用品商業街，論文化，紹興路、武康路、安福路這些才算翹楚荟萃。後者當然都是文人氣息濃郁的地方，但也不必就此輕視福州路的意義。很簡單，一塊集詩、書、畫、印、雕刻、造型藝術及制墨工藝于一身的山水墨錠，一冊清新卷舒的素雅箋頁，一支訂制的狼毫湖筆，哪怕是一對金婚發筆，當然都是文具、是用品，但其中承載的曆史人文精神及其價值，絕不隻是“文具用品”這四個字所能涵蓋的。

正如程十發先生曾為上海墨廠題過的一句話，“龍麝黃金皆不貴，墨工汗水是精魂”，文化街之文化，可不就在這“精魂”二字？

再說福州路，上海書城出來往西幾百米的天蟾舞台，早已名滿天下，也是1949年之後福州路上僅存的一個戲院。而早在1911年，今天毗鄰書城的湖北路（過去叫大新路）口，就有過一個“丹桂第一台”，梅蘭芳在此唱紅，麒派的《蕭何月下追韓信》在此首演。當年這裡除了出版成風，唱戲也是成風的，而與此同時，中國共産黨的六屆中央政治局機關，就在靠近天蟾的一條弄堂裡；當年任中央上海局秘書長的劉宇超，與妻子劉淑琴一起，擔負黨的六屆二中全會的掩護工作，會議就是在他們家裡開的。

提這些事想說明什麼呢？我想說，一座城市、一個社會、一衆個體，其文化氣象是不可任意切割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常常是找得到内在聯系的。而一爿書店，一家戲院，一條馬路，之于一座城市的特殊意義，也在于其為“文化”二字添上的别樣注腳。

趕早爬起床約一次杏花樓的早茶，是一種文化；倚枕讀幾頁舊版新書，更是一種文化。未來的上海書城，絕對不再是巨大而傳統的圖書大賣場，我相信它會有更加精彩絕倫、換形而不移步的亮相。我們千萬不要僅僅将它視作一個“旗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