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寫作者對鄉村臉譜化的認知，隻有一種方法

“古今中外，文藝無不遵循這樣一條規律：因時而興，乘勢而變，随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

人雲亦雲是寫作者腳力、腦力懶散，想當然的結果

我一直生活在上海這座大都市裡，說實話，我也曾加入過關于鄉村的“大合唱”，這種合唱總是有兩個聲部主題，一個是“挽歌”，一個是“牧歌”。“挽歌”的主題詞是“鄉村的失落”，感歎鄉村的沒落乃至消逝；“牧歌”的主題詞是“田園的懷舊”，詠唱昔日鄉村夕陽下牛羊歸家的場景。我穿梭于都市擁擠的街頭和鱗次栉比的摩天大廈，與身邊熙熙攘攘迎面走來和背身走去的人摩肩接踵，随後，在家中落滿空調、防盜窗影子的陽台上，開唱這樣的鄉村挽歌和鄉村牧歌，而我打開的歌譜，也即鄉村書寫都是這樣定調的。

但事實上，這是人雲亦雲。

我們之是以加入合唱，一方面是因為我們聽到了大量在現代化、城市化程序中鄉村被吞沒的新聞，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看到了大量湧入都市的農民工，這種聽聞的确很容易把身在都市的我們帶入一種情緒化的想象，當實際的和虛拟的疊加在一起，那就更将想象擴放了——農田萎縮、老宅毀棄，或者幹脆整座村莊都在地圖上被抹去，那裡的農民自然隻得改變生活方式，尤其是青壯年索性選擇離開，到城市闖蕩。這種不無事實根據的想象深刻影響到了文學書寫，于是，對鄉村在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消亡的焦慮和遺憾，對過往鄉村場景的緬懷和追念，很長一段時期以來是鄉村文學書寫的主流，以此為基調的文學作品至今還在大量地不斷地産生。如我自己，盡管沒有鄉村生活的實際經驗，沒有對鄉村的過去、今天和未來感同身受般的深刻認知，但一旦涉及鄉村書寫，也就人雲亦雲地加入了這樣的“大合唱”。

誠然，這樣基調的鄉村書寫有過優秀之作，通過對社會轉型、時代嬗變期鄉村農民受到的身心沖擊和震蕩的揭示，反思在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産生的各種新的社會沖突和新的社會問題，令人警醒。但是，也有相當多的文學作品，對當今的鄉村沒有切實的認識和了解，一涉獵鄉村題材，就将諸如“空心村”、“空巢村”、留守兒童、孤獨老人、村霸、環境破壞等人們談論最多的社會現象順手拿來充作主題，憑着并不靠譜的情緒化想象，套用所謂的“文學母題”、“西式模闆”，更有甚者還是早前的“村長寡婦大黃狗”的那一套，導緻鄉村書寫看似熱鬧卻同質化、“山寨化”，淺薄而單調；而當曆史“翻頁”之後，還在重複這樣的鄉村書寫，顯然是遲滞和落伍的。

我認為，這正是寫作者脫離現實，沒有深入鄉村進行調查研究，腳力、腦力懶散，想當然的結果。總而言之，便是人雲亦雲。

進入前行軌道中的鄉村，給新鄉村書寫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在我有機會真正沉下心來，在鄉村深紮數年進行采訪、開展田野調查後，方才知道自己先前對鄉村的了解是多麼地淺薄，人雲亦雲給自己、并通過自己的寫作給社會所傳達的認知是粗陋、狹隘甚至可笑的。

在人雲亦雲中，一個基本的事實被遮蔽了：盡管時代在變遷、社會在轉型，但農村始終還在，隻是我們腦子裡那些原有的、根深蒂固的關于鄉村的概念發生了變化、鄉村的自然和人文面貌發生了變化，可中國的農村沒有消失，依然運作在廣袤的大地上，即便有衆多的農民湧向城市，但農村依然是他們的大學營，每年春運期間浩浩蕩蕩的返鄉大軍便是一種佐證；而更被遮蔽的是，今天的農民，不管厝身都市，還是堅守村莊，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參與脫貧攻堅，建設包括自然和社會在内的文明治理的新的鄉村形态和模式。

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我們不身臨其境，不與農民打成一片、心思相通，那是無法感覺感受感應他們的内心世界的，也很難知道他們真正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向往什麼，追求什麼。這種脫離農村實際、遠離農民質裡的鄉村書寫，确實沒有多少認識意義和價值。我在數年深紮沿海地區鄉村後，獲得了全新的視野，曆史發展所引出的新的故事、新的人物、新的題材、新的話題賦予了鄉村書寫的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脫貧後的農民在精神層面的追求；鄉村主人的重新發現；新農民的身份确立與認同；鄉村形态的轉變；鄉賢傳統的再造；鄉村宗族關系的蛻變；鄉村生活内容的更新；回歸鄉村，再次創業的趨勢；脫貧過程中留守者與外出者所形成的家庭共識與合力；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抵觸和需求沖突的自我化解；被遮蔽的農村發達地區内部的發展不平衡；鄉村與都市的背向和相向……這些新主題、新内容，乃至新問題，至少可以擺脫現時鄉村書寫的狹窄和單一，至少可以讓讀者對當今中國農村有一個多側面、多角度、多方位的了解和認識，進而拓展鄉村書寫的寬廣度，推進鄉村書寫的縱深度，造就鄉村書寫的新高度。

我在征詢身在鄉村的具有大學學曆的年輕農村讀者對目前鄉村題材文學作品的看法時，他們的诘問讓我無言以對：為什麼城裡人可改善居住條件，鄉村就隻能守着頹垣斷壁，不能有給生活帶來友善的建立築、新民居？為什麼城市的面貌可以日新月異，鄉村的面貌卻不可有巨大的改變？現代化農業是曆史發展的趨勢，為什麼新的勞作方式就沒有美感，一定還要崇尚老牛耕田？他們甚至認為有些文學作品是“僞鄉村寫作”，比如寫往昔鄉村的甯谧、恬靜，大多是出于自己的想象幻境；比如寫現代化過程對鄉村的沖擊，片面強調村民的抗拒和不适，而沒有寫出他們自身對現代化有着強烈的要求以及融入其中的迫切感；又比如寫留守兒童，隻看到他們“留”的消極層面，沒有看到他們“守”的積極層面，隻寫了失去和痛苦，沒有寫得到和欣慰，沒有寫出留守兒童在曆史背景下同時存在的童年的缺損和補全。在他們眼裡，不少作品或是虛情假意，或是自作多情。

顯然，他們的诘問和質疑是不認可、不信任我們今天的鄉村書寫，這也說明了寫作者與他們之間的生疏與隔閡。正是沉入鄉村，實地觀察、體驗當地農民的現實生活，不人雲亦雲，我個人的鄉村書寫才有了新的改觀。

在浙江省甯海縣我跑遍了每一個鄉鎮，并在幾個村莊蹲點，考察自2014年初釋出的與村民自治的“鄉規民約”相一緻的《鄉村小微權力清單三十六條》的施行情況，我完全被震撼到了，因為我對鄉村的了解還是聽信外在傳播中的愚昧、落後、素質低下、村民麻木、村幹部肆意妄為，殊不知，今天甯海的農民正在做着一件足以影響這個國家未來的事情——建設新的基層政治文明生态，落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實作“為民作主”到人民群衆“當家作主”的根本轉型。他們的努力是那麼懇切，他們的精神是那麼高昂，他們敢于嘗試，他們為之也付出了代價，但他們堅韌不拔，他們要一片真正清朗的天地，我為之而感動。

事實上，甯海農民的追求何嘗不是全中國人民的追求，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一個尤為重要的度量，那便是人的尊嚴，物質上不為貧窮拮據而折腰，精神上不為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而擡不起頭來。這樣一個關系到整個國家的民主政治的改革破題，由甯海鄉村的農民自覺自願地承擔起來，這近乎天方夜譚，但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通過長篇報告文學《權力清單：三十六條》，我将我在甯海的所見所聞記錄了下來，以一個個真實而鮮活的執行個體，反映了甯海鄉村農民們所進行的重大制度創新，以及在這一舉措之下當代中國農民最為真誠、最為深切、最為努力的追求和奮鬥，為中國特色的基層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新的時代經驗和理想樣本。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不人雲亦雲，要有新發現、新探索、新思考，是我對自己的創作提出的要求，這樣才能寫他人之未寫，道他人之未道。我在《權力清單：三十六條》中翔實記述了一次村民代表會議，我相信，那樣的村民代表會議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次村民代表會議完全根據《甯海縣村民代表會議議事規則（試行）》的規定進行，包括會前公告、會中議事規則、會後公示，而會中議事規則吸納了“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合理部分：要求發言的村民代表應當向會議主持人舉手示意，每一位村民代表可以就本議題發言兩次，第一次時間不超過10分鐘，第二次時間不超過5分鐘，發言時必須面對會議主持人，不能懷疑他人動機或進行語言攻擊；正反方交替逐個發言，在想要作第一次發言的村民代表發言之前，任何村民代表不能對一個議題作第二次發言；會議主持人不得對讨論的議題進行表态或引導；發言結束後進行表決并記錄在案。我親曆的這個會議開得有規有矩，富有效率，也充分展現了現代民主精神。村民們如此娴熟地運用議事規則讓我特别振奮，因為我從中看到了對中國農民素質的非議的不攻自破。這樣的農民是了不起的，他們未嘗不是今日中國的形象代表。

由此可見，進入前行軌道中的鄉村，給新鄉村書寫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既是鄉村之新，也是書寫之新

新鄉村書寫既有遠年的根基，也是時代的召喚。古今中外，鄉村書寫都是被極為看重的，尤其是我們這個國家，在未來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還将是一個農村面積最為廣闊、農民基數最為龐大的國度，說到底，農村是這個國家最為深沉的基礎層面，是中國社會的基石，農村是關乎全局的根本所在，農村興才是整個國家興的可靠保證，是以，鄉村書寫也将一直不斷地為人們所關注。人們有理由要求寫作者關心時代的變革，發現當下中國最基礎層面的内在肌理，寫出今日鄉村的面貌和精神，寫出今日農民的境遇和奮鬥。

我覺得曆史視野下的新鄉村書寫，首先必須破除成見與偏見，摘掉有色眼鏡，放下高高在上、自以為是的姿态，不能人雲亦雲。在我看來，一個寫作者應當清醒地、充分地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自己的局限，我們經常一說起鄉村便頭頭是道，仿佛什麼都知道似的，其實知之甚少，似是而非。如果不親眼目睹，不深入其中，那就會一葉障目，就會忽視很多極其重要的東西，甚至因無知、不解而導緻哪怕是一點希望的星火的熄滅。新鄉村書寫之“新”，既是鄉村之新，要求表現、講述關于新農村的“中國故事”；也是書寫之新，要求寫作上的突破和創新，那就更應走出人雲亦雲，以獨特的發現和富于創造力、感染力的書寫，反映當今鄉村火熱的現實生活，展現當今農民嶄新的精神面貌。

原文載于“《文學報》微信公衆号”

《上海作家》微信團組

主編：楊斌華

執編：王 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