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前，人們往往分不清楚傳說和曆史，在那個時代裡，夏王朝的存在是根本不需要質疑的事情。但近代以來，曆史學和傳統的曆史學之間有了本質的差別，在這種情況之下，夏王朝的存在就成了問題。
顧颉剛先生
近代一方面今文經學興起之後，起到了思想解放之功，傳統典籍建構起來的曆史架構轟然崩塌。另一方面從西方傳過來的十九世紀的史學，尤其是容克學派的史學講究實證主義，也對中國傳統曆史叙事提出了質疑。加上從西方傳來的考古學，與這兩種思想潮流互相激蕩，更使得中國古人傳統的曆史叙事遭到了空前的質疑，很多古人以為常識的觀念進入當代以後都成了都成了經不起解構的事情。近代的疑古思潮也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之下産生的。
疑古思潮的代表性人物顧颉剛先生提出層累地造就中國古史說，應該來說，顧先生的觀點還是具有很大的啟發性的。對我們今天的人們來說，起到了很大的思想解放之功，讓我們知道神話和曆史不是一回事，傳說和曆史也不是一回事。不過，顧先生及其追随者也存在着疑古過甚和疑古過勇的弊端。
畫像石中的大禹
具體到題目所問的夏王朝，在疑古思潮最甚的時候，夏商兩代都收到了很大的質疑，他們懷疑這兩個朝代是否真實的存在過。與此同時，西方的史學界也不承認這兩個王朝的存在。這裡要說的是，西方史學界和中國史學界一個重要的不同是，西方史學界對考古學的依賴要比我們強。中國史學界更看重的是傳世文獻。但西方史學界不存在着豐富的傳世文獻，他們更多依靠考古發現來建構起曆史的譜系。是以，大家可能注意到西方人的曆史觀念之中有探秘情結，而中國人沒有。
後來殷墟發現之後，對于殷商王朝的質疑無疾而終。但對夏王朝的質疑并沒有停止。不過，在發現了殷墟以後，也激發起人們尋找夏文化遺址的熱情。一度有人以為，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有人以為龍山文化是夏文化。49年之後，随着我們國家田野考古事業的展開，人們對考古學寄托了更大的期望。在對夏文化的研究中徐旭生先生的貢獻非常重要，他的《1959年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确定了後來夏文化考古的方向。他指出夏文化的探索方向應該是豫西一帶地區，後來人們的發現果然是在這一帶地區。
到目前為止，作為夏文化探讨對象的遺址，在豫西、晉南地區已經發現上百處。其中，1952年登峰玉村遺址的發現，它與已知的鄭州二裡崗商代遺址時代很近而文化類型不同，于是人們就想到它可能是夏文化。這一發現揭開了建國後夏文化探讨的序幕。1956年在鄭州發掘了洛達廟遺址，出土文物較多，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又與鄭州商城二裡崗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而相對年代又早于河南龍山文化早于二裡崗文化，是以這個遺址發掘後，人們也将其作為探讨夏文化的對象，并将同類型考古文化命名為洛達廟類型文化。
二裡頭遺址
1959年發現的二裡頭遺址比洛達廟的規模要大得多，是以人們放棄了洛達廟的命名，而将這類文化命名為二裡頭文化。總之，到目前為止，已經在考古發掘中找到了探索中的夏文化，它的上限可以河南龍山文化和山西龍山文化的晚期，偃師二裡頭遺址則屬于夏文化的中晚期。夏朝的存在已經在考古學上得到了确證。
當然，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首先，到現在為止，我們并沒有發現任何屬于夏文化的文字資料。也就是說我們國家有文字可考的曆史還隻能到殷商王朝為止。很多學者認為夏朝應該有文字，比如裘錫圭先生就主張夏王朝有文字。但我們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現，也許永遠無法發現。其次，關于夏文化的時間斷代還有争議。到底二裡頭文化是夏王朝的什麼時期？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說法。二裡頭文化也分為好幾期，他們是什麼關系？也還有待解決。因而，關于夏文化的質疑從來就沒有終止過。最近二裡頭遺址要建博物館，本來他們準備申報的是夏都，但是有司慎重起見還是把夏都兩個字去掉了。
夏王朝的疆域
對于質疑者的質疑，有可能永遠不會找到答案。畢竟考古學是無法絕對複原曆史的。而且考古發現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們對曆史的認知并不能僅僅建立在考古學之上。本來，中國史學的傳統就不是建立在考古學基礎之上的。考古學和曆史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中國傳世文獻對曆史的建構，并不能被虛化。在傳世文獻之中，《史記·夏本紀》、《尚書》、《左傳》等可靠的文獻，以及先秦諸子都記載到了夏王朝的真實存在。就算二裡頭不是夏文化，就算我們沒有發現夏文化的遺址，也不能說夏文化就不存在啊，畢竟沒有發現的東西并不等于沒有。比如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用考古學來證明大禹治水，但你不能大禹治水就沒有發生過。雖然它可能不如傳世文獻記載的那個樣子，但也不能說他就是一個神話傳說。
綜上所述，我要告訴你的是，夏王朝的存在不容置疑，是絕對真實的事情。證據就是我們先民古老的曆史記憶，這就是我們傳世文獻中的衆多記載。雖然記憶或許會有偏差，但記憶本身是真實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