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集大型唐代長安反恐《長安十二時辰》已經更新到43集了，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熱度，縱橫從這一部劇中給大家解讀了十幾期的唐代文史知識，人狠話不多，本文依然以《長安十二時辰》為引，從徐賓創造的大案牍術來看看唐代的戶籍制度。
“大案牍術”到底是個什麼鬼？
《長安十二時辰》塑造很多令人十分驚奇的古代黑科技，比如“望樓傳信”就讓人詫異，在古代真的有這樣的通訊技術嗎？
相對于“望樓傳信”來說，靖安司徐賓創造的“大案牍術”那就有點讓人無法相信，關于案牍，我相信大部分上過中學的同學都學過劉禹錫《陋室銘》中“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牍之勞形”。
這裡面的案牍，就是古代官方文書的統稱，用于記錄資訊資料等内容。
所謂大案牍術，在《長安十二時辰》中被設定為，可以根據卷宗案牍來推測真相，預測未來，這種說法看似有些懸。
《長安十二時辰》，原著中說：“咱們靖安司草創之時，地點幾經改易，最終定在了光德坊。這裡同坊有京兆府，便于案牍調閱。”
而在靖安司中，工作的大部分都是書吏，由此可見，大案牍術其實就是對資料的管理，對檔案的應用，靖安司中的“徐賓”就最擅長在檔案中發掘出有用的資訊，并稱其為“大案牍術”。
難道古代已經有了大資料應用？
我們來看書中調查龍波的一段，“憑借大案牍之術和祆教的戶籍配合，他迅速地找出一個可疑之人。此人叫作龍波，來自龜茲，開元二十年來京落為市籍，同年拜入祆教，就住在懷遠坊内，一直單身。供奉記錄顯示他最近半年來，給祆祠的供奉陡增，為此還特受褒獎。”
可見，大案牍術實際上并非是單純的資料整合，而是一種資訊檢索技術，在靖安司的書吏并非是在計算，而是根據資料庫，進行檢索，最終尋找到蛛絲馬迹，并不等同于現在的大資料。
在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通過對農業生産資訊的統計來制定生産政策，開創了我國古代對案宗利用的先河。
“大案牍術”與戶籍之間的關系
想要利用資料，你必須擁有資料，前面已經說了，大案牍術實際上并非是資料運算，而是資訊檢索與整合。
卷宗和案牍就是檢索的基礎。這一點，在古代還是可以實作的，我國古代一直重視資料的留存，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專門收錄了一篇《貨殖列傳》，記載了當時手工業及農、牧、漁、礦山等行業的經營情況，對後世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而戶籍制度其實是古代最重要的案牍，也是古代統治者重要的管理工具。
戶籍制度是中國古代社會最具特色的社會制度之一，也是曆代統治者管理老百姓的重要工具，通過戶籍制度，官府可以更好的掌握轄區内的土地和人口情況，并且以此為基礎，對老百姓進行管理。
從已出土的甲骨文來看，早在商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人口登記制度，即稱之為“登人”或“登衆”。但是這個時候，還不能稱之為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真正意義上的産生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為了推行兼并戰争，動員平民服兵役的政策，後來逐漸發展成為基層行政和社會管理的制度。商鞅變法中就強調“強國知十三數:竟(境)内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刍、稿之數”。
到漢朝時期，戶籍制度已經發展出雛形，在戶籍簿上要記載戶主的居住位址、年齡、相貌、膚色、職業、财産狀況。如《居延漢簡甲編》第38簡中記載：“河南郡荥陽桃郵裡公乘莊盼，年廿，長七尺二寸，黑色。”
班固在《漢書》中記載:“大率十裡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啬夫、遊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職聽訟,收賦稅,遊徼循禁賊盜。”
由此可見，我國古代的戶籍制度一直處于不斷發展的過程當中。
唐代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納稅制度緊密相連
馬伯庸老師将“大案牍術”設定于唐朝，還算是明智之舉，隋唐時期也是我國古代戶籍發展的成熟期，唐代前期在戶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通典》記載了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為裡,五裡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裡置正一人,掌按比戶口······天下戶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
唐代土地實行均田制，十分依賴對人口的登記，是以唐代前期政府對戶籍的登記十分嚴格，甚至需要本人來“貌閱”，在制定“手實”，所謂貌閱類似現在到派出所照相，在唐代時，定薄之後就不能更換。
這一點在《長安十二時辰》中也有表現，還是在查龍波的時候，“天寶二載底市籍有過一次清冊重造，但龍波的戶口仍是開元二十年。有一位戶部老吏敏銳地注意到這個小纰漏。戶籍上要寫清相貌，若是舊冊不造，則有可能冒名頂替。”
說明唐朝的這種人口登記相當麻煩，平均三年就需要“人口普查”一次，為了防止有人逃稅、漏稅，人口無故脫戶，甚至在《唐律疏議》中規定:“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脫口及增減年狀,以免課役者,一口徒二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減非免課役及漏無課役口者,四口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滿四口杖六十。”
嚴格的戶籍管理，直接為唐代的納稅做了鋪墊，唐朝的納稅制度是租庸調制，“租”指國家配給百姓田地耕種，百姓在接受田地的期間交納一定的租額，年老以後将土地還歸國家；“庸”指的是個體所需承擔的勞役，每年為國免費幹活一段時間；“調”是指百姓每年要進貢朝廷。
為配合田賦制度的推行，地方建立了嚴密的賬籍系統，類似于現在的戶籍制度，由州縣官員記錄屬地人口戶籍資訊、壯丁資訊，生老病死、搬遷都需登記在冊，根據各家财産多寡分為九等，每三年重造一次。
唐代戶籍制度崩潰帶來的影響
唐代的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均田制，納稅制度租庸調制度其實是相輔相成的，政府将大量無主的土地按照人口數分給小農耕作，在耕作一定時間後，将所有權給農民。
對每一男丁授田百畝，其中永業田20畝，口分田80畝。
以此為基礎，農民需要繳納一定的賦稅，也就是租庸調法: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或布2丈5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75尺)，為庸。
唐朝前期嚴密的戶籍制度，保證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運作，加強了唐朝政府對人口和土地了控制，促進了唐代經濟的恢複與發展，唐朝的租庸調讓老百姓承擔的賦稅較前代略有減輕，老百姓是以能夠安居樂業，最終創造了從貞觀之治到貞觀遺風，再到開元盛世等繁榮的局面。
然而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性大大增強，唐代的戶籍制度已經不能适應經濟的發展，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出現了''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
到開元二十九年，《唐會要》中記載:“天下諸州,每歲一團貌,既以轉年為定,複有籍書可憑,有至勞煩,不從簡易!于民非便,事資厘草,自今以後,每小團宜停,待至三年定戶口,一時團貌。”
可見，政府在戶籍崩潰的情況下，也在逐漸放開戶籍管制以此來妥協。
政府對人口和土地掌控不嚴，而沒有納稅依據，天下戶籍久不更造，甚至戍邊死亡者也不為之除籍，戶部按舊籍征斂租庸調，地方政府則把虛挂丁戶的租庸調均攤到沒有逃亡的貧苦農民身上，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
而按照人口來征稅，實際上是對富人有利，對窮人不利，在唐代中葉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唐代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納稅制度都已經不符合社會的發展，最終在安史之亂後，全面崩盤。
總結：
實際上，唐代社會制度變革的程序中，政府開始對戶籍采取松弛的态度，減輕了農民的人身限制，提高了農民的身份地位。
戶籍制度也由原來單純對人口的控制，到宋朝時期逐漸發展為對财産的控制，這更加解放了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數量巨大的勞動了，更加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這并非徐賓口中的，因為沒有紙，唐朝戶籍制度崩壞導緻大案牍術失靈，一項社會制度的變更都是跟時代的發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所謂“大案牍術”，是建立在對老百姓的人身束縛之上，并非良術。
PS:在目前的劇集更新中，已經露出馬腳，徐賓才是幕後指使，大概是他想要炸死李隆基，然後讓太子推行新政，實際上就是後來的兩稅法。到宋代的時候，戶籍制度更加成熟，為宋代城市繁榮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