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美國科技巨頭推特（Twitter）換帥，畢業于印度理工學院的帕拉格·阿格拉瓦爾（Parag Agrawal）成為新任首席執行官（CEO），特斯拉老闆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總結道：印度人才讓美國受益匪淺！
來自Elon Musk推特
近年來，在美國的科技公司中，越來越多的印裔人士晉升成為首席執行官。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帶領微軟轉型雲計算的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和已經接管谷歌母公司Alphabet超過6年的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
除此以外，還有衆多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科技巨頭均由印裔人才掌管。
相比之下，在美國矽谷，華裔擔任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或其他高管職位的人數，似乎明顯低于印度裔的數量。
在澳洲也有類似的情況。當地不少在澳交所（ASX）上市的大型公司中，有不少澳籍印度裔首席執行官。但華裔成為這類型企業的“最高上司人”并不常見。也是以，在英語中出現了一個單詞“bamboo ceiling”——竹子天花闆，指亞裔，尤其指東亞裔在西方世界職場上遭遇的一種無形升職障礙。
37歲的Parag Agrawal成為推特首席執行官，再次把一個問題推到我們面前：為何印度裔可以在美國、澳洲獲得企業的進階職位，而華裔仍在面對“竹子天花闆”？
根據彭博（Bloomberg）資料，Parag Agrawal現年37歲，曾在印度理工學院獲得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學士學位，并在斯坦福大學獲得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他于2011年加入推特，此前一路晉升成為首席技術官，曾參與了推特的加密貨币和區塊鍊研發。現在，他已成為标普500上市公司中最年輕的首席執行官。
圖/Rappler
在加入推特之前，他曾在微軟、雅虎和美國電信巨頭AT&T工作，輪換過各種研究崗位。
據美國媒體報道，作為推特首席執行官，Agrawal将獲得100萬美元（140萬澳元）的年薪，并有機會獲得高達工資150%的年度績效獎金。換言之，他每年全部薪酬可高達250萬美元。另外，Agrawal還将獲得了價值1250萬美元的股票獎勵，從2022年2月1日開始分16個季度兌現。
獲任命後，Agrawal在推特上公布了他寫給前任首席執行官 傑克·多西（Jack Dorsey）和全公司的郵件:“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我們，甚至比以前更加關注。這是因為他們關心推特和人類的未來，這表明我們在推特的工作很重要。”
來自Agrawal推特
相比美國，在澳洲，頂級上市公司中，首席執行官來自其他少數文化背景的要少一些。
根據澳洲廣播公司（ABC）報道，由Watermark Search國際和治理研究所釋出了一份2021年澳洲公司董事會多樣性指數的波高，對300個組織、以及2000多名董事會成員進行了調研，涉及五類多樣性，即性别、文化背景、技能、年齡和任期、以及獨立性。
Link的Vivek Bhatia（左）, Stockland的Tarun Gupta（中） 和InfraBuild的Vik Bansal（右），圖/AFR
報告表示：“有證據表明，亞裔董事人數正在增加，但相對于亞洲市場的重要性和澳洲人口結構變化情況而言，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而在澳洲公司增加的亞裔企業領袖中，包括印度裔在内的南亞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增加較多，其中有（不完整）：
麥格理集團首席執行官謝馬拉·維克拉馬納亞克（Shemara Wikramanayake）
Stockland董事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塔倫·古普塔（Tarun Gupta）
Orica董事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桑吉夫·甘地（Sanjeev Gandhi）
Link集團首席執行官維維克·巴蒂亞（Vivek Bhatia）
Pact董事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桑傑·達亞爾（Sanjay Dayal）
Newcrest董事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桑迪普·比斯瓦斯（Sandeep Biswas）
Cleanaway首席執行官維克·班薩爾（Vik Bansal）
而華裔屈指可數，較有知名的僅有：澳洲電信公司（TPG）的創始人兼董事長張大衛（David Teoh，已于今年卸任首席執行官一職），零工經濟平台Airtasker的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Tim Fung，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空中雲彙（Airwallex）的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Jack Zhang等。
Airwallex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Jack Zhang，圖/南華早報
Airtasker首席執行官Tim Fung，圖/Authority Magazine
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特征：他們都是公司的創始人，而非通過職業聘用管道進入公司的進階經理人。
同樣是移民群體，這樣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
對于造成印度裔和華裔在職場不同境遇的原因，網上通常有以下幾種分析：
第一是語言，英語是印度官方語言之一，是以毋庸置疑印裔有更強的語言優勢；
第二是印度人的溝通能力普遍較強，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雖然務虛成份多，但也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名聲，而華裔偏向務實，滿足于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兒，聲量相比起來要小很多；
第三是印度裔在公司中更願意互相提攜，盡管有“拉幫結派”之嫌，但也是以彌補了少數族裔在職場的弱勢。
事實上，除了以上三點，也有一些澳洲的特殊因素。
首先，前維州州長、澳洲遺産委員會主席泰德·貝利厄（Ted Baillieu）指出，印度裔首席執行官的增多反映出印度的影響力上升、與澳洲的關系走強。最近，四方聯盟（Quad）承諾加強印太地區合作也反映了這一點。
其次，國際局勢的變化對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影響也有所不同。
作為Lendlease前首席财務官、現任Stockland 首席執行官Gupta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澳留學。他不斷在媒體上強調：印度移民“曆經千錘百煉，他們身上擁有難以置信的韌性和适應能力。”
Stockland董事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Tarun Gupta，圖/The Australian
來澳洲工作之前，Gupta在10個城市、4所大學和7所中學待過。等到大學畢業，他發現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我能感覺到，我想其他人也能注意到。”澳洲開始緊跟美國的趨勢。當美國《财富》500強企業中越來越多印度裔的首席執行官，澳洲的商業界似乎也開始有所變化。
Link集團首席執行官Vivek Bhatia還分析了闆球在印度人來澳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跟很多人一樣，他熱愛闆球，小時候觀看世界闆球系列賽，因而對澳洲産生了解，成為後來他來澳的一個原因。
Link集團首席執行官Vivek Bhatia，圖/SMH
此外，印度族群移民澳洲大多是在1990和2000年代初，而移民美國則要早20年。最初來到一個新地方，人們往往會在社會較低階層工作。但到第二代移民，這種情況就會出現明顯改變。
現在每25個澳洲人中就有一個有印度血統。印度與澳洲的前貿易總額并不算很高。但在Bhatia看來，印度很快就會成為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盡管，印度裔逐漸更多地出現在澳洲大企業的管理層。當地在近幾年也開始越來越重視文化多樣性，但仍有很遠的路要走。
事實上，前文提到的澳洲董事會多樣性報告研究指出：“澳洲董事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行英美和歐洲背景”，受調研的90%董事仍然具有盎格魯—凱爾特或歐洲背景。
在澳洲，目前整個社會仍在努力克服“白人澳洲政策”導緻的遺留問題，其中就包括“認為少數民族社群人士無法擔任上司人。”
很多少數族裔人才“在澳洲大學畢業，在澳洲公司工作，但後來碰到天花闆，無法超越。”
澳洲多樣性委員會主席Ming Long表示，她希望澳洲有更多董事會效仿矽谷，承認亞洲國家可以培養出傑出的人才。
從目前澳洲嚴重的勞動力短缺來看，當地尚未跟随趨勢在全球範圍内挖掘人才。如果反思當地科技等領域企業的人員構成，就會發現，澳洲并沒有着眼于那些“近在眼前”——東南亞、東北亞的人才。
可以說，在人才招募和儲備上，澳洲已經被其他發達國家甩開。隻有足夠開放的人才引進态度和政策才能改變這一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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