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提及馬君武，多半因為他直率勇武的個性以及那首讓張學良終生惱恨的《哀沈陽》
在民國，馬君武的身份實在有點尴尬。說他是大學校長、教育家，名頭卻大不過蔡元培。說他是國民黨元老，人們記住了吳稚晖卻想不起他。其實馬君武早于1905年便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1927年，馬君武回到家鄉，受廣西省政府委托，創辦了廣西大學，并先後三次出任廣西大學校長。1940年，年近花甲的馬君武給廣西大學留下“勤懇樸誠”的四字校訓後，累死在大學校長的任上。由于辦學有成，“始終緻力于改造中國的封建教育體制、極力推廣現代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 時人将這位廣西大學校長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并列，一時有“北蔡南馬”之譽，周恩來更是稱其為“一代宗師”。可是，曆史好像專開馬君武的玩笑，這位民國元老、著名的教育家名噪一時、驚動後世的，更多的還是那首題為《哀沈陽》的詩：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
這是馬君武1931年11月20日發表于上海《時事新報》上的兩首“感時近作”詩中的一首。其時，日本關東軍已經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由于主政東北的張學良堅決奉行不抵抗主義，以緻日本輕而易舉便侵占了遼、吉兩省，黑龍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胡蝶
這首《哀沈陽》一經發表，惱恨張學良三年前通電易幟不願賣國的日本人聞風而動，在報上大肆攻讦張學良糜爛荒唐的私生活，以敗壞張的名聲。南京中央政府蔣介石等人也樂見由張一人來頂東北失土之責。如此這般，一首極為尋常的詩，終于弄出了巨大的動靜，以緻舉國盡知，流傳百年。打那之後，在國人的眼中，張學良便是一個性喜風流、為色禍國的花花公子，頭上結結實實戴上了一頂不抵抗将軍的帽子。一首五言四句詩，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影響！馬君武大感意外，也頗為自得，自诩此詩堪稱是民國版的《圓圓曲》。晚年的張學良對唐德剛(曆史學家，著有《張學良口述曆史》)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這首詩。
張學良和趙四小姐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張學良因久吸鴉片，弄壞身子，正住在北平協和醫院療養。事變爆發當夜，張臨時出院陪着英國駐華大使夫婦，坐在一個包廂裡觀賞梅派京戲《宇宙鋒》。按理說國難當頭，陪人看戲也是不合時宜，但當晚演出系為遼西水災籌款，張學良出席應景自有道理。況有外國使節在側，兼有外事活動性質，更是張學良這位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北方七省最高軍政長官的職份所在。由此足見當時張學良根本沒有時間與詩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繹風流。
朱五
況且曆史也證明，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與張學良終生未謀一面。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後才為拍電影《自由之花》抵達北平。對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憶錄裡也講得很清楚，她告訴大衆：“我和張學良不僅那時未謀面，以後也未見過，真可謂素昧平生。1964年6月，我赴台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時，還曾有記者問我要不要見見張學良，我回答說：‘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直至80高齡，一代影後胡蝶回憶此事時還強調說：“對于個人生活瑣事，雖有論傳，也不必過于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稍有嫌疑的是朱五與趙四兩人，但據張學良自己晚年口述，跟朱五小姐他連一句玩笑都未開過。至于趙四，兩人早在1926年便相識了，至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二人相處日久，即便親密厮守，也不應再作香豔故事來看。
晚年的張學良對唐德剛（曆史學家，著有《張學良口述曆史》）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這首詩：
——“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僅沒有任何關系，我都沒跟她(朱五)開過一句玩笑!”
——“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張學良如有賣國的行為，你們就是将我的頭顱割下，我也是情願的。”
看來在張心裡，這首詩不僅傷害了他，而且冤枉了他，使他終生背負賣國的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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