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之170：破解滅門血案前夕

一、“私奔”少女撿得的線索

1950年6月28日。成都市。

成都市第二區迎福街有一家已經經營了三代的“祥福昌茶食店”，老闆名叫崔滔。崔老闆有個獨生女兒，十六歲，名叫崔芝蘭，這年在念國中二年級。崔芝蘭剛考完試，這幾天學校老師閱卷，讓學生在家休息，到30日去學校領取成績報告單，然後正式放暑假。崔芝蘭休息到今天是第三天，吃過早飯也沒跟家裡說一聲就溜出去了。這一去，到午後還沒回來。

小崔姑娘平時也經常出去走走，不過就在附近轉轉，要麼同學家，要麼鄰居家，從不走遠，而且待的時間也不長，從來沒有超過半天的。今天似乎有些反常，于是其母就去鄰居、同學家尋找，卻沒找到。這下，崔家便緊張了，尋思女兒别是讓人給拐走了？于是就奔轄區所在的總府街派出所報告。新中國成立初期，警方對于“失蹤”的定義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說法，人們的思維還沿襲舊社會時不時走失人口的習慣，是以派出所也沒當一回事，說你們自己去親戚朋友那裡找找吧，如果還沒有再找我們。

這樣，崔老闆就立馬停止營業，讓店裡的三個職工，加上他們夫婦以及幾個有閑空兒的鄰居，把親戚朋友同學之類的住址都寫出來，對人員作了分工，央求大夥兒趕緊分頭尋找。正待出發，忽然傳來一個消息，那是小崔的同桌小張姑娘透露的，說據她所知小崔是和一個名叫朱興觀的剃頭匠到都江堰玩耍去了。

朱興觀那年二十歲，三年多前進了距崔老闆的茶食店不過一箭之地的一家理發鋪子學手藝，最近剛滿師。這小夥子長得一表人才，能說會道，手藝學得也好。那時的中學學業不緊張，小崔放學後閑着沒事愛去理發店聽大人擺龍門陣，一來二去，跟小朱就熟悉了。不過，誰也沒發現這兩人有過什麼私下接觸。去都江堰之事，小崔誰也沒告訴，隻對同桌小張透露了。

這種情況放在現在，屬于我們時不時聽聞的中學生早戀，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事兒。可是，在1950年的各地坊間，那就是一樁大事。崔老闆聞聽之下，不禁大驚：那還了得，這不是私奔嗎？崔老闆思維比較活絡，轉念一想，若說是“私奔”，那女兒也有一份責任，不管是否有後果，以後名聲肯定有礙，應該稱是被那姓朱的小子拐騙了。

主意打定，崔老闆二上派出所，報案稱女兒被剃頭匠朱興觀拐騙去都江堰了。這下，派出所果然重視了，所長顧慶齋親自詢問崔老闆，做了一份筆錄後，正盤算着應該指派哪兩個民警出這趟差，前往都江堰把朱興觀連同小崔姑娘帶回來，有個群衆忽然奔來，大驚小怪地叫嚷着說朱興觀回來了，崔老闆的女兒也回來了！

小崔姑娘怎麼回來了呢？原來，兩人前往都江堰的途中吵架了。小崔是獨生女，平時嬌生慣養，家裡人都讓着她，她覺得朱興觀不肯讓她，還沖她發火，于是就轉身往回了。小朱沒轍了，隻好也跟在姑娘後面回來了。兩人在迎福街剛一露面，立刻有人飛報崔家。茶食店那三個夥計正為尋找小崔姑娘熱得周身冒汗，當下二話不說揪住小朱就奔派出所。半路上遇到剛報了案的崔老闆，崔老闆說你們先把這小子送派出所去，我回家把女兒帶來，這是拐騙案，受害人得接受警察調查。

小崔随着老爸來到派出所時，顧所長已經問過小朱了。那主兒不知崔老闆告了拐騙罪，說了說情由，以為可以離開了，卻被民警推進了一間小黑屋，當下一頭霧水。

然後就輪到小崔陳述了。小崔說了去都江堰之事，顧所長發現并非如崔老闆所說的“拐騙”。那二人為什麼吵架呢？原來小崔撿到了一個錢包，要在原地等候失主找來還給人家；小朱的意思是先拿着去都江堰，回來後再交給派出所也不遲。兩人意見不合，于是就發生了争吵。這個情節，小朱沒細說，隻是說“半路上吵架了”。小崔說到這裡，就把那個錢包拿出來放在顧所長面前。

顧所長打開錢包，裡面有七萬元鈔票(舊版人民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七元。下同)、兩把用紅色紗線編織的細繩拴在一起的鑰匙和一張條子。顧所長展開折着的條子，立刻—個激靈！

條子上是一幅手繪的院落和周邊道路的平面草圖，旁邊用鉛筆寫着一行字：春熙路226号。

這麼一幅平面圖，為什麼會使顧所長一個激靈呢？這話要從—個名叫劉夢行的人說起了。

1931年7月，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畢業生滕一傑與其未婚妻陳啟坤發起組織了“中國三民主義革命同志力行社”以及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複興社”(後者簡稱“複興社”，又名“藍衣社”)，受到了蔣介石的贊賞。1932年初，蔣介石自任“力行社”社長。“力行社”、“複興社”最初隻有六十餘名成員，半年多後發展到三百多名，到抗戰前，這兩個組織的成員已經多達五十餘萬。“複興社”下設的宣傳處負責主辦該社機關報《中國革命》，畢業于上海複旦大學的劉夢行，就是《中國革命》報館的一名編輯。劉夢行在編報的同時也為《中國革命》寫一些評論員文章，這些文章都用“章克銘”的筆名。文章寫得說不上怎麼好，可是由于發表得多，是以給讀者留下了一點兒印象。1933年春節，“複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來到社總部機關，在編輯部看見有個青年在校稿。戴笠對這個青年頓生好感，當下就坐定聊了片刻，得知此人名叫劉夢行，就是經常在機關報上發表評論員文章的“章克銘”。戴笠又問劉夢行籍貫，得知其系浙江江山籍，與自己是同鄉，于是就把劉夢行調至特務處。

劉夢行在特務處做内勤工作，參與整理情報。後來，“複興社”特務處改組為“軍統局”，劉夢行被授予上尉軍銜，戴笠親自任命其為檔案室第二股股長。從那時到1946年3月戴笠空難殒命，劉夢行一直被戴視為親信，先後出任“軍統”人事處二科科長、情報處内務科科長、機要檔案管理小組副組長(組長由戴笠兼任)，軍銜也由上尉晉升至上校。戴笠死後，“軍統局”由毛人鳳執掌，不久該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劉夢行作為戴笠的親信，未受到毛人鳳的排擠，但毛人鳳為維持與另二特務頭子鄭介民的平衡，也未提拔他。不久，機要檔案管理小組撤銷，劉夢行調任“保密局”内部刊物《新使命》主編。

《新使命》屬于機密刊物，相當于“工作動态簡報”，每旬出版一期，隻印五百份，内容很雜，舉凡近期工作重點、工作成就、表彰、批評、制裁、各地工作站的情況、人事調動、校級以上特務的傷亡消息、福利待遇變更、特務器材研制、美援器材(武器)與特工技術情況等等，無所不包。是以，作為該刊物負責人的劉夢行接觸到的情況甚多。正是這種接觸，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劉夢行這個隻知埋頭為“團體”效力的特務書生開始關心政治形勢和社會動态，他經常利用工作之便收聽中共方面的廣播，還閱讀了情報處提供的一些中共讀物。

使劉夢行感到奇怪的是，他的思想變化竟然會被中共方面所掌握。1948年9月，中共南京地下黨給他寄來了密信，希望他認清形勢，立功折罪。劉夢行雖然從來沒有直接幹過一天特務工作，可是他在特務機關待了多年，而且接觸的都是隻有最上層頭目才能接觸到的“軍統局”、“保密局”的核心機密，對這一行非常熟悉。他斷定“保密局”内部隐藏着中共情報人員，自己的行為已經受到了關注。而這時國民黨的敗勢也确實是一天比一天明顯，是以他就不得不替自己的下半輩子作打算。經過兩個多月的考慮，劉夢行決定棄暗投明。

三天後，他收到第二封密信，約其去夫子廟見面。劉夢行應約而往，’跟中共地下人員密晤，并接受了任務：提供他所知曉的“保密局”内部情況。

1949年春節後上班第一天上午八點，劉夢行正駕駛轎車出門準備去“保密局”的時候，忽然被一報童攔住了推銷《中央日報》。劉夢行買下報紙一看，心裡吃驚不小：末版下方的印刷廠位址下面有一道指甲劃痕！這是他和中共地下人員約定的緊急暗号，表明他已被敵人發現，必須立即攜家眷撤離，前往指定的地點，在中共接應人員的保護下迅速離開南京。當下，劉夢行傳回住所，讓老母親、妻子和三個未成年子女上車，什麼東西也沒來得及取就棄家而走。

就這樣，劉夢行全家六口在中共地下人員的保護下，先去了上海，又搭乘英輪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們隐居了四個多月，又在中共方面的安排下去了大連，再轉赴北平。

劉夢行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他的行為被中共确認為“重大立功表現”，是以，劉夢行抵達北平後受到了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的接見。李部長問劉夢行目前有何困難，中共可以幫其解決。熟知“保密局”對付“叛逃附逆人員”密裁手段的劉夢行說沒有其他要求，唯求對其全家提供安全保護。李克農說，劉先生，“保密局”确實對你下了追殺令，不過請你放心，我們肯定會提供切實到位的安全保護措施。

之後，劉夢行全家被安排在北平市崇文門附近的一個小四合院裡生活，開國大典後，他們全家又被轉移到上海。今年3月中旬，根據北京的指令，他們全家又分三撥先後前往成都，居住于春熙路226号，此處被當地百姓稱為“薛公館”。不管在北京，還是上海、成都，當地公安部門都接到指令，要求對已被組織上改名為郭汝椿的劉夢行本人及其家眷提供嚴密保護。早在郭汝椿尚未來成都時，西南公安部長周興就接到北京通知，指令要求成都市警察局擔負起對郭汝椿全家的保護職責。成都市警察局為此特地召集郭汝椿住所地的總府街派出所、第二公安分局的上司交代使命，嚴令務須落實，不得有誤。

這一使命的具體執行者是總府街派出所，從那時起，派出所所長顧慶齋就多了一份心事。盡管上級交代這一任務時沒說明郭汝椿的真實身份，但顧所長知道這是由西南公安部周興部長直接下達的任務，這個郭先生肯定是重要保護對象。顧所長對這個任務當然非常重視，每天上班後的第一句話、下班前的最後一句話都會是關于這位郭先生的，平時還時不時打個電話給郭汝椿，分局上司每周下來過問對郭汝椿的警衛情況時，他總是陪同前往226号去轉一趟。

現在，顧慶齋在小崔姑娘撿到的那個錢包裡發現了一幅郭汝椿居住地的草圖，怎不使他警惕之心頓生？

二、殺手赴川

半個月前，即1950年6月13日下午四時許，一架從台北飛往香港的民航班機在啟德機場降落。這趟航班載着一名身份有點兒特殊的乘客，此公名叫葉子清，系“國防部保密局”上校特派員。此行由台飛港，是要向“保密局”香港站副站長陸卯才交代一項由“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親自拍闆的特别使命。葉子清抵達香港後的當晚，即在由香港站安排的—個隐秘住處單獨召見了陸卯才。

陸卯才那年三十五歲，江蘇省松江縣(1958年改由上海市管轄)人氏，出身于船民家庭。陸家祖上有一個名叫陸謂德的，是朱元璋的死對頭張士誠手下的一員将領，後來張士誠死了，其手下作鳥獸散，陸謂德逃到了松江，隐居寺廟整十年，待洪武皇帝的追逃之心松懈後方才還俗，置辦了一條船，跑起了運輸，積蓄了一些銀子，遂娶妻生子。那年頭不太平，江南水陸都有強盜土匪，跑運輸風險很大。不過陸謂德是軍人出身，實戰經驗豐富，是以遭遇盜匪時很少吃虧。他在跟盜匪的戰鬥中總結經驗，自創了一套适合在漂泊于水面上的船隻上使用的功夫——船拳，自此代代相傳。陸家有個規矩，生下來不論男女，都得掌握“陸氏三寶”——船拳、遊泳和行船，以此作為謀生手段和防身本事。到了陸卯才這一代，陸家早己發迹，他的老爸擁有一支由數十條船隻組成的運輸船隊，還在松江城裡建房蓋樓，進入了富翁行列，但這個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沒改。陸卯才的童年就是在船上度過的，十二歲那年經老爸考核，認定已經掌握了“陸氏三寶”，這才上岸居住，入學讀書。

陸卯才讀書不笨，一口氣讀了十二年，于1937年拿到了高中畢業證書。然後，就聽到了“七七事變”中日開戰的消息，沒過一個月，上海這邊也跟日本人開打了。陸卯才當時也算是個熱血青年，積極參加松江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折騰一陣後，覺得應該玩實的，參軍上前線跟日本人面對面打才過瘾，于是就去上海市區的國民黨軍隊招兵處報名參軍。人家一看他填寫的履歷，又是高中畢業又是“陸氏三寶”的，便說這位兄弟你是塊好料，當個大兵有點兒可惜了，還是去幹特殊工作吧。陸卯才問什麼是“特殊工作”，對方答稱原先的“複興社”特務處已經擴編為“軍事調查統計局”，戴老闆正在招兵買馬，你去報名，肯定會受到重用！陸卯才不由心動，馬上去“軍統青浦特訓班”報名，立刻被招生者視為寶貝，據說當天就把他的履歷報到了戴笠的案頭。

“軍統青浦特訓班”是“軍統”組建後舉辦的第一個特務訓練班，招收标準比較講究，教育程度要求國中以上，這在文盲遍地的當時是比較苛刻的；還有其他多種條件，身體健康、五官端正、身高适中之類是無須說的，反正夠條件的人如果考其他職業或者學校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戴笠對“青訓班”甚為重視，親自擔任該期訓練班主任，還曾兩次從上海市區赴青浦講課。第一次赴青時他單獨召見了陸卯才，與其談了半個小時，内容涉及中學學業、家庭、國術、志向抱負以及對特工工作的看法。這次談話對于陸卯才的命運有極大影響，因為戴笠從談話中得知陸卯才在所有功課中英語成績最好且最喜歡英語，是以後來就将其分派去了香港。

“軍統青浦特訓班”屬于“爛尾”工程，由于戰事的發展跟國民黨當局之前的期望正相反，到這年深秋時，原先被當局認為“固若金湯”的上海防線在日軍的淩厲攻勢下，已經與紙壁蒿牆無異。戴笠于是決定把已經開辦了一個多月的“青訓班”轉移到湖南省繼續辦下去。對于幾乎全是上海以及周邊縣籍貫的學員來說，很難與戴笠的思路合拍，于是大多數學員跟戴老闆玩了不辭而别，最後編隊上路的隻有不到三成，途中又有部分人開了小差兒。“軍統局”團體紀律中“一入軍統，終身不離”的規定就是是以而訂立的。

陸卯才屬于死心塌地的那部分學員，他在去湖南後，因為“軍統”急需向海外派出特務開展情報和行動工作，戴笠想起陸卯才的英語水準，于是就點名讓其提前結業，去了香港。

陸卯才在香港幹得還不錯，除了收集情報，還參與了包括行刺汪精衛妻子陳璧君的幹兒子、南華日報社社長林柏生在内的幾次暗殺行動，受到了表彰。到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前，他已經是少校軍銜了。不過此後，他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陸卯才當時的公開身份是香港居民，經營着一家海産幹貨批發行。日軍占領香港後，他被認為是國民黨的情報人員，即遭逮捕，自是吃了若幹苦頭，一直關押到抗戰勝利方才出獄。按照“軍統”的規矩，像陸卯才這種情況是需要接受審查後方才可以重新安排工作的，但那時“軍統”的那些家夥正在大搞“劫收”，就把這樁活兒往旁邊擱一擱再說。這一擱，可就苦了陸卯才。待人家上手審查他時，戴老闆飛機失事殒命南京牛頭山，然後就是改組“保密局”，一直到1947年初才審查結束。審查結論對陸卯才并無不利的内容，可是由于戴笠死了，他難以得到重用，1941年被日軍逮捕時是少校軍銜，審查結束還是少校軍銜；工作崗位呢，仍去香港，原先是“軍統”香港站，如今是“保密局”香港站。1949年春天，毛人鳳去香港，香港站請其吃飯時，跟陸卯才這位“軍統老同志”聊起往事，這才知道陸的遭遇。毛人鳳覺得“這太過了”，一個月後才由“保密局”人事處下達指令宣布陸卯才晉升中校，擔任香港站副站長。

也正是是以，陸卯才在局座腦子裡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次“保密局”制訂對“叛逆分子”劉夢行的密裁方案時，毛人鳳的腦子裡馬上就冒出一個合适的刺客，這就是陸卯才了。

現在，當“保密局”特派員葉子清奉命飛港向陸卯才當面下達這一行動指令時，陸卯才立刻傻眼了。他在香港，對内地的情況比來自台北的葉特派員了解得詳細，知道此時去内地執行這等任務所冒風險有多大，當下臉色就變了，愣了愣道：“怪不得半個多月前，有人以老兄的名義給我送來了一把美制無聲手槍，原來就是為這事兒啊！”

葉子清是陸卯才的同鄉兼老相識，兩人都是1937年“軍統青浦特訓班”出身，又是一起去的湖南，關系不錯，隻不過後來交往少了。葉子清了解陸卯才的心情，當下便說了一些寬慰的話，然後交代這樁使命的具體内容：根據“保密局”總部要求，為使這項行動在黨國内部産生最大威懾效應，你這次去成都要幹掉的不僅僅是一個劉夢行，而是劉的全家——其母、其妻以及三個子女，這是一次滅門行動。

陸卯才對此倒并無心理障礙，說老兄我們都是幹這一行的，同樣是殺人，殺一個和殺全家對我來說也無所謂，隻是在技術上有難度——一般說來，那就必須登門下手；而中共方面對于劉夢行這樣的角色肯定是有保護措施的。行動人員之前的觀察、踩點什麼的無疑會成為易被對方發現的高危動作，而一旦被對方發現蛛絲馬迹，難免會成為對方守株待兔的成果。

葉子清告訴陸卯才說，“保密局”總部事先已經對目标的住所進行了偵察，兄台抵達成都後，有安全的住處，安頓下來後，隻要發出暗号，就會有人提供配合，給你送去目标住所的草圖。

陸卯才知道“保密局”的規矩，對于此類特别使命，是無法拒絕的，否則即會有密裁等着你。陸卯才此刻隻有一個選擇：接受使命。

葉子清臉色凝重道：“陸兄，我了解你此刻的心情，請你也了解我的處境，此去内地，還望處處珍重，好去好歸，完成使命後上峰自是會有表彰獎賞跟進的。這次去内地是以你在香港經營字号的名義，使用執照上的姓名，内地目前尚未對這方面的人員有什麼嚴格的控制，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具體路線是：香港——廣州——上海。在廣州、上海可以稍待數日，佯作商業考察，然後去成都。抵達目的地後，即往成都南郊萬竹寺，找住持鐵真法師，他會給予妥善安排，行動時需要的武器彈藥、毒藥、定時炸彈等等，也由法師提供。請注意，鐵真法師并不知道你具體執行什麼使命，他不會向你打聽，你當然也不能向他透露任何口風。但是，如果你認為有必要，随時可以要求他提供協助，他絕對不會拒絕。關于目标住所周邊地形以及住所内部結構的情報，你可在認為合适的時候，去一趟杜甫草堂，那裡有一棵歪脖子樹，你隻需在樹上刻一個圓圈中間帶十字的暗号就行了。三天後，你再去草堂，在那棵樹下坐着吹風納涼，會有人前來跟你接頭。”

然後，葉子清又向陸卯才委托了一件私事：請他在上海逗留期間，前往其北站附近的父母家門口，看看他們是否還住在那裡。

兩天後，陸卯才離開香港前往内地。1950年6月25日，陸卯才風塵仆仆地趕到成都。他從未到過四川，但已經從材料上熟悉了成都的基本情況，在未曾向任何人打聽的情況下順利地去了萬竹寺。這是一座建造于民國前期的中等規模的寺廟，之是以叫萬竹寺，是因為該寺不但建造于竹林中，四周皆被竹海包圍，隻有一條小道與外界相通，而且整個廟宇的建築材料都以竹子為主。住持鐵真法師是個四十五六歲虎背熊腰的漢子，破案後查明，此人出身行伍，在軍閥孫傳芳部隊當過營長，是戴笠的好友，當年“複興社”開張時招收的第一批成員中的一個，也是“軍統”前身“複興社”特務科(稍後改為特務處)的第一批特務之一。不過，他于抗戰前兩年就退出“複興社”出家了。當時戴笠尚未制訂“團體紀律”，也就管不了他。由于私交不錯，戴笠來成都時還去萬竹寺看望過鐵真。戴笠死後不久，毛人鳳找上了鐵真，要求他回歸團體，遭到拒絕，于是退而求其次，要求其為“保密局”提供“工作上的友善”，鐵真同意了。這次，“保密局”為實施滅門行動，事先指派特務從重慶趕到成都向鐵真交代毛人鳳的口信，鐵真同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接受了窩藏并掩護、協助陸卯才的任務。

陸卯才被鐵真法師安頓在萬竹寺。次日，萬竹寺增加了一名僧人，法名“善寶”。鐵真法師雖然已經脫離了“團體”，但他是“複興社”時期的老特工，幹這一類活兒還是很得心應手。他連夜親自動手，重新制作了全寺僧人名錄，為的是添上“善寶”。這個善寶的剃度時間被提前了一年，籍貫也改為江蘇省昆山縣，年齡減了三歲。鐵真此舉并非徒勞，沒過幾天，成都警方根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戶籍管理經驗，開始對成都市的居民戶口進行清理、登記，按照規定，寺廟、道觀等的和尚、道士、尼姑都登記為集體戶口。這樣，陸卯才就以善寶的法名順利通過了戶口登記。

陸卯才搖身一變成為和尚後，在萬竹寺熟悉了幾天，心裡惦着那樁滅門使命，決定去杜甫草堂走一趟，發出接頭暗号。到杜甫草堂那裡一看，果然有一株碩大的歪脖子老樹，看那樹身粗細，少說也有七八十年了。陸卯才在樹身上刻下了暗号，在杜甫草堂轉了一圈，出來後又在周邊轉悠了一番，還在一家小飯館吃了碗素面。

三天後，陸卯才又去了杜甫草堂。這回要跟那位化名“李思凡”的“保密局”潛伏特務接頭，他不能以僧人面貌出現，是以化裝成一名外碼頭來成都跑生意的掮客，玄色短衫，黑竹布長褲，頭上扣一頂白色粗麻草帽。午後，陸卯才在杜甫草堂一側的茶攤兒順利與李思凡接上了頭。兩人對上暗語後，李思凡未作停留，立刻離開。過了五分鐘，陸卯才喚跑堂結賬，也走了。兩人在距杜甫草堂一箭之遙的路邊再次見面，假裝挑選西瓜，悄然對了話。對話内容很簡單，陸卯才問“圖畫”是否準備好了，對方點頭；陸卯才說他近日要拿到，對方說28日上午九點，他會派入把“圖畫”送到西門秀才巷口，屆時讓陸卯才還是這身打扮，來人自會遞交。

兩人簡短接觸後，李思凡買了一個西瓜離開了。他走了沒多遠，從路邊閃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和尚，悄然尾随而去。這和尚法名乾靈，是萬竹寺住持鐵真法師的心腹，此刻應陸卯才之需指派其對這個前來接頭的李思凡實施跟蹤。陸卯才此舉是為了弄清楚這個李思凡究竟是什麼角色，以防萬一。

6月28日上午，陸卯才前往約定地點去取劉夢行住所的内部結構和周邊地形圖。可是，他一直等到十點鐘，也沒人向其遞交。于是，他就懷疑發生了意外，當即傳回萬竹寺。

三、查找錢包主人

陸卯才的估計是準确的，前往遞交草圖的那個“地下交通員”确實發生了意外。确切地說，是其所攜帶的那個裝着草圖的錢包發生了意外，從其口袋裡轉到了小崔姑娘的手裡。

派出所所長顧慶齋從小崔姑娘撿到的那個錢包裡發現那張草圖的時候，警惕之心頓生。再稍稍一想，就不僅僅是警惕，而是震驚了。試想，這份草圖的作者想幹什麼呢？答案不言而喻，其目的看來就是要對那位西南公安部嚴令成都警方保護的郭先生圖謀不軌了！

顧所長來自“二野”，當過偵察連長，進川前已經被指定作為接管人員改行做公安工作，是以參加過三個月的公安業務教育訓練。成都解放至今半年多時間内，他辦理了一些政治、刑事、治安案件，積累了若幹實踐經驗。當下，他就讓民警把小朱帶到隔壁屋裡歇着，留下小崔接受調查，讓姑娘說說這個錢包是怎麼撿到的。

小崔告訴顧所長，今早她應約和小朱悄然在距家一個街口的石牌坊下會合後，就直奔西門長途汽車站，準備坐車前往都江堰。到了汽車站，一問，去都江堰的汽車已經開走了，下一班要過兩個小時。那時的汽車站設施簡陋，候車室隻有少量長闆凳，早已給候車的旅客占領了。人多，候車室裡又沒有電風扇，悶熱難熬，于是兩人就到外面透氣，順便找個地方吃點兒東西。汽車站這邊有小吃攤頭，可是兩人問了問價格，覺得太貴了，小朱說我們朝東邊去，我記得附近有條巷子好像叫“留福巷”，巷口有個攤子賣的面條很不錯，也便宜，我們到那裡吧。

兩人在留福巷口的那個面攤兒上吃過面條後，正要往汽車站走，忽然看見馬路對面的空地上聚着一群人，正高嗓大調地叫嚷着什麼，于是就穿過馬路去看熱鬧。原來是兩男兩女正在吵架，吵着吵着就扭打起來。圍觀者中有些人隻想不出鈔票看白戲，紛紛起哄為雙方助陣。可是，他們的目的沒有達到，正好有公安部隊巡邏組經過，過來還沒開口，那兩對兒就停手了。巡邏組也不問為何事鬧騰，隻是讓人群立刻散開，大家該幹嗎幹嗎。人群散開後，朱、崔看見來了個老婆婆提着個竹籃子在叫賣煮熟的玉米棒，就買了兩個，站在原地啃得津津有味。

那個女式錢包，就是這當兒發現的。這塊空地上雜草叢生，錢包就躺在雜草之中，因其顔色與青草相似，是以看不真切。小崔姑娘眼尖，竟然無意間一轉臉就讓她給看見了。往下，兩人就為是否要在原地等候失主發生了争執。小崔姑娘一氣之下拔腿就走，徑直回家。她的這一決定，對于小朱來說可能意味着一個好夢的終結，可是對于警方而言，卻意味着終止了一樁即将發生的政治性滅門血案。

當然，當時顧慶齋還不可能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已經斷定錢包裡的這張草圖對于隐居于春熙路226号薛公館的那位郭汝椿先生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利好消息。于是，顧慶齋就坐不住了，立刻奔二分局。根據上級指令，此事是由成都市人民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長羅秀忠親自負責的。羅秀忠聞聽之下，亦是大吃一驚，說這事兒得立即上報市局和市委。所謂的上報市局和市委，其實是一回事，因為中共成都市委社會部和成都市警察局社會處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最高長官也是同一人—一杜貴寶。當下，杜貴寶聽了彙報，看了顧慶齋帶去的那張草圖，點點頭道：“這圖畫得倒還蠻準确的。”——他在拍闆定下把薛公館作為郭汝椿的住所前，曾親自前往現場檢視，對那裡的情況記得很清楚。

杜貴寶的觀點跟顧慶齋、羅秀忠一緻，顯然對方是沖那個重點保護對象郭汝椿來的。那麼，往下該怎麼辦呢？老紅軍出身的資深保衛工作者杜貴寶當場下達了兩點訓示：一是由分局、派出所加強對郭汝椿住所的保衛工作；二是組建專案組進行調查，務必查個水落石出。

于是，以當天日期為代号的“6.28”專案組随即組建。專案組直接由市委社會部、市局社會處負責，駐地設于二分局内，共有五名成員，組長由市局社會處二科科長詹子興擔任，二分局和總府街派出所抽調四名偵查員作為該組成員，其中分局偵訊股長文材生擔任副組長。

專案組對案情進行分析後認為，首先是要找到被小崔姑娘撿到的那個錢包的主人。這是一個女式錢包，從其式樣以及内盛的東西看來，其主人應該是一個家庭主婦。她把草圖很草率地塞進錢包(從紙張上的折痕可以看出)，和鈔票、鑰匙放在一起，似乎可以表明她并沒有意識到這張紙條的重要性，多半是受人之托，委托人讓她把紙條送到某處交給某人。是以，錢包的主人應該不是受命對郭汝椿采取密裁措施的敵特組織的正式成員。

這樣，對于這個女人來說，遺失錢包所造成的損失就不是這張草圖可能會暴露敵特方面的意圖，而是裡面那七萬元鈔票。在1950年時的成都，七萬元鈔票意味着什麼呢？舉個簡單的例子，—個在私營工廠或者商家學手藝的徒工，食宿是由東家負責提供的，每個月所獲得的“月規錢”(即零花錢)隻有兩萬元。是以，遺失七萬元鈔票對于那個女人而言應該是個較大的損失。當她憑空遭受這個損失後最初的反應會是什麼？向派出所報失。不論她是認為自己遭到扒竊還是不慎丢失，都會向人民警察求援，這是解放半年以來大張旗鼓地宣傳“人民政府為人民”在老百姓心目中所産生的效應。

是以，專案組認為有必要跟小崔姑娘撿到那個錢包所在地的派出所聯系一下，看今天上午是否有人報失。如果有這麼一個報失對象，那就是專案組的運氣了，派出所按照規定是應當把報失人的姓名、住址登記下來的。

于是，專案組長詹子興就讓偵查員史溢向西門派出所去電了解。西門派出所的答複是：今天全天沒有人來報失。

這樣，專案組就覺得這問題似乎不那麼簡單了。不過，這五位都是有比較豐富的偵查經驗的，這還難不倒他們。桃樹上不長果子，就到李樹下去撞運氣吧，于是就把注意力轉移到了那張薛公館的草圖上。這張草圖的紙張一眼就可以判定是從學生做作業的練習本或筆記本上撕下來的，上面有豎印的條行。草圖是用當時廣泛流行的蘸水筆使用藍色墨水畫的，畫得比較認真，不過從整體繪制情況來看，制圖者肯定不是搞建築出身，于美術顯然也是外行。

偵查員用放大鏡對草圖進行仔細觀察，本意是既然這是一張從練習本或者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紙，那麼其上一張紙上寫過的字是否會在這張紙上留下印痕呢？幾個人輪流看下來，卻什麼也沒有發現。

這條路沒走通，于是就指望從繪圖人所使用的筆和墨水上找到蛛絲馬迹了。繪圖者筆法生疏，可是草圖上的線條比較流暢，這可能是借助于其所使用的那支蘸水筆。蘸水筆的價格低廉，其筆尖有兩種，一種是金屬的，一種是玻璃的，不管是哪種筆尖，通常一買都是一小盒，因為其使用壽命較短，用不了多長時間就得調換。繪制這張草圖所使用的，應該是玻璃筆尖。

專案組讨論到這兒，偵查員康保法接到分局大門警衛室的電話說有個老勞工來找你，說是你父親。康保法猛然想起今天是母親的五十大壽，他已經給老人買了件衣服作為禮物，原先說好要回家給母親祝壽吃壽面，後來上司通知讓參加專案偵查，料想今晚回不去了，就往父親供職的機關打了電話說了這事，讓父親下班時往分局拐一下，把給老媽的禮物帶回去。他一說，正要回自己的辦公室取那件衣服，他的頂頭上司偵訊股長文材生喚住了他，轉臉對詹子興說，我記得小康的父親是印刷廠老勞工，是否可以把他請進來給我們看看這張紙從印刷方面來說是否有什麼講究？詹子興聞之連連點頭。于是老康師傅就被請進來了。

老康幹了将近四十年的印刷活兒，從木版、石版一直幹到鉛印，是個成都印刷行業中有點兒名氣的技術人才。當下，他一看就斷言，這張紙是從成都“東升印刷社”印制的黑色硬紙封面的一百頁筆記本上撕下的一頁。這種筆記本生産數量不多，因為市場上需求量不大，通常被報館、醫院、公司作為工作記錄本下發使用，也有少數私人作為日記本、賬本使用。

根據上述情況，偵查員就作出了以下判斷—一這種本子配合蘸水筆一起使用的形式，應該排除私人，私人作為家用的話很少用蘸水筆，因為蘸水筆蘸墨水時容易發生滴落，在家具上留下污漬。這樣，就隻有老康所說的報館、醫院和公司了。而這三種使用群體中，報館的記者、編輯和公司的職員不大喜歡用玻璃筆尖的蘸水筆，因為玻璃筆尖書寫時雖然流暢，可由于墨水隻能存儲于那彎彎曲曲的筆尖的縫隙間，書寫量太小，沒寫多少字就得重新蘸墨水，這于他們的工作習慣不符合。通常隻有醫院的醫務人員才樂于使用玻璃筆尖，因為玻璃筆尖外形美觀，書寫流暢，寫出的字幹淨隽秀，較金屬筆尖來說，不易弄髒紙張，而且醫務人員的書寫量相對較小，不是做文章，也就不在乎多蘸幾次墨水的麻煩。是以，專案組認為應該先把全市的醫院作為重點進行調查。

次日，6月29日，專案組五名偵查員穿便衣、持印刷公會介紹信，分頭前往各醫院、診所了解使用老康所說的那種黑色硬紙封面筆記本的情況。調查一連進行了兩天，查遍了全市九十三家醫院、診所，果然如老康所說，大部分都是使用這種筆記本作為工作手冊記載醫療情況以及交接班留言的，可是，并未發現哪家用的本子上有缺頁現象。

6月30日晚上，專案組開會彙總調查情況。大家意識到這兩天時間似是白費了，心裡難免不爽，但還是得打起精神商讨下一步如何進行。偵查員華逸峰提出—個調查方向：調查鎖匠！

前面說過，被小崔姑娘撿到的那個女式錢包裡有三樣東西：鈔票、草圖和兩把鑰匙。如果說失主丢了那七萬元鈔票可以忽略不計，不去派出所報失，那麼，她丢失了鑰匙總得解決吧？怎麼解決？要麼重新買鎖，要麼找鎖匠配鑰匙。一般說來，失主會選擇配鑰匙。是以，華逸峰提議通過鎖匠查找失主下落。這個提議獲得了大家的贊同，于是決定第二天分頭出去走街串巷訪查鎖匠。

這一步棋，竟然隻走了半天就有了效果！

四、發現目标

7月1日上午，專案組五名偵查員全體出動，分頭訪查鎖匠。偵查員史溢在訪查到第一區和順街上的老鎖匠吳天聰時，對方看了看他出示的那兩把鑰匙的圖樣，馬上說有人在三天前的下午找他配過這兩把鑰匙。

配鑰匙的是住在附近的—個被人們喚作“金寶嫂”的女人，這是一個三十三歲的家庭婦女，平時買菜什麼的經常從老吳的攤頭前經過，總是笑嘻嘻地朝鎖匠點點頭打個招呼。時間稍長，老吳跟金寶嫂也熟悉了。金寶嫂可能比較空閑，在家裡時不時整點兒小吃，有時還會帶點兒過來讓老鎖匠嘗嘗。老吳呢，有時也就幫對方免費處理一些跟其手藝相關的零星活兒，鋁鍋磕出了癟坑給敲敲平、晾曬衣服時用的叉子斷了給鑽幾個洞眼用螺栓和鋁皮加強一下之類，有一次還應邀去她家裡把幾塊松動的地闆砸了幾個釘子。老吳記得，金寶嫂家裡收拾得很幹淨，她那六十多歲的婆婆和十一歲的女兒對他也很客氣，不過沒見到她丈夫。從挂在客堂迎門牆上的那張全家福上看，金寶嫂的丈夫是個斯文人，從事什麼職業就不知道了。大前天金寶嫂拿着兩把鑰匙讓各配一把，老吳放下手頭的活兒，立刻給她配了，當場交給她拿走的。金寶嫂照市價付錢，老吳客氣不受，她執意要付，把錢放下後就走了。

史溢聽着心裡竊喜，但有些不放心，追問說老人家您沒記錯吧，那個金寶嫂配的是跟這圖樣一模一樣的鑰匙？老吳笑道，我幹了四十年鎖匠活兒了，怎麼會弄錯呢？她拿來的兩把鑰匙，一把是開大門的司必靈鎖的，一把是開箱子上的挂鎖的，我記得清清楚楚。

史溢于是向老鎖匠道謝，并請他不要對任何人提及此事。然後，小夥子就去了派出所，直接找了那位姓張的所長，要求了解金寶嫂及其家庭成員的情況。

金寶嫂三十三歲，戶籍登記使用的姓名叫葉金寶，成都當地人，娘家住在東門外麒麟巷。她是抗戰爆發前一年出嫁到夫家的，三年後生下一個女兒。葉金寶是文盲，跟當時大多數婦女一樣，無論是在出嫁前的娘家還是嫁到夫家，始終無業。

葉金寶的丈夫名叫嚴德頤，今年三十七歲，成都人氏，出身商人家庭，二十一歲從醫專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擔任見習軍醫，一年後晉升為中尉醫官，一直在軍隊待到1945年初才回到成都。嚴德頤離開軍隊不是退伍——當時抗戰尚未勝利，軍醫不可能退伍，而是開小差兒。據其在新中國成立後到警察局登記時所寫的個人曆史材料稱，他是“因看不慣國民黨軍隊内部的腐敗，自己又不願混迹其中遭受污染，于是決定自行離開”。嚴德頤開小差兒回到成都後，擔心遭到國民黨方面的追緝，在鄉下親戚處躲了一段時間，一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回到成都市内的家中。然後，嚴德頤發揮其一技之長，自己開了一家診所，專治外傷。去年，一位海外歸來的華僑富商創辦了一家“私立華光醫院”，得知他是有過多年戰地救護經驗的軍醫，登門求賢，高薪聘用，任命他為外科主任。嚴德頤于是就關了自己的診所去了華光醫院，一直幹到現在。

史溢離開派出所後，立刻傳回二分局專案組駐地。這時已是中午時分，包括組長詹子興在内的其他四個外出訪查的偵查員很快也回來了。大家聽他一說調查到的情況，甚是興奮，把午飯從食堂打到辦公室來，一邊吃着一邊讨論。午飯結束，往下的工作方案也形成了：停止對鎖匠的訪查，下午由文材生、史溢兩人去華光醫院調查那張草圖所使用的硬面筆記本的事兒。另外，還得核實一下錢包裡那兩把鑰匙中的司必靈鎖鑰匙能否打開葉金寶家的大門。

之前專案組對全市醫院、報館、公司等進行調查的時候，副組長文材生分工的調查範圍中就有華光醫院，可是，他在該院未能查到關于硬面筆記本的任何線索。醫院方面接待他的是負責行政的一個小老頭兒，一看就是舊時賬房先生那種人，問了問，之前果然在西藥房做過多年賬房先生，文材生是以對小老頭兒就比較放心。當時小老頭兒翻了賬本，說這種硬面筆記本是院方發給各個科室的主任和護士長作為工作筆記本使用的，抗戰勝利後醫院剛開張時購買了一批，兩年後用光了，他認為買了放在庫房裡是一種浪費，就改為讓主任、護士長用光後自己去購買，然後憑發票報帳。小老頭兒根據文材生的要求，請主管醫務的副院長以業務檢查為名，把各科室正在使用的筆記本全部收上來。文材生把這些筆記本逐頁點數一一檢查下來，十六個本子每本一百頁一頁也不缺。

現在，文材生二上華光醫院，心裡已經大體上有點兒數了：那個軍醫出身的外科嚴主任，顯然是買了兩本硬面筆記本，正在使用的是一本，而撕下一頁用來畫草圖的則是另一本。

文材生、史溢抵達華光醫院後，這回不找管行政的小老頭兒了，而是直接找了那個據說是留英博士的傅院長。當然不能說貴院的嚴主任現在被警察局給盯上了，而是說正在調查一件比較重要的事兒，需要對每家醫院醫務人員的工作筆記本進行面上的查摸，前兩天已經查過一次，現在還要查一下。知道傅院長您很忙，咱們也不多打擾，隻要求您配合我們做一樁事兒，讓财務上立刻通知全院醫務人員，凡是手頭有需要向院裡報帳的發票，請立刻送到财務室報帳，這樣可以列入上半年賬目；否則，就隻好到明年元旦後報帳了。

傅院長自無二話，立刻照辦。這樣，也就不過—個小時，偵查員就拿到了嚴德頤送到财務室報帳的那張購買硬面筆記本的發票。一看，果然是買了兩本，是今年3月間購買的。

往下，文材生、史溢就沒有再查下去，兩人尋思，如果要把另一本沒有使用過的筆記本逐頁數一遍以确認是否少了一張的話，隻怕馬上會驚動了嚴德頤。而且，那個沒有使用過的本子究竟是放在醫院還是家裡也還是一個問題。

與此同時，偵查員華逸峰則奉命去了葉金寶家所在的派出所，請派出所安排一個試一試那把鑰匙能否打開葉金寶家大門的機會。在當時，這種機會是很容易安排的，隻要指派戶籍警前往居委會，叫上幾名居民小組長之類的積極分子去葉金寶以及毗鄰的那些鄰居家進行一次衛生檢查就可以了。這種衛生檢查，在全國各大城市每個月都會搞上兩三次，不會引起葉金寶的懷疑。

戶籍警小黃前往居委會一說，居委會主任說正好，我們今天下午确實安排衛生檢查了。小黃說這把鑰匙給你拿着，到時候讓人把葉金寶和她婆婆的注意力吸引住，你瞅個機會試一下能否轉動大門上的司必靈鎖，注意不能讓葉家人發現。

不一會兒，小黃傳回派出所向華逸峰複命，說這把鑰匙能夠打開葉金寶家的大門。

這樣，專案組就确認嚴德頤、葉金寶夫婦有重大涉案嫌疑。按照偵查工作的慣例，這時就可以對嚴、葉夫婦采取拘捕措施了。專案組也是這麼考慮的，把人一抓，一訊問，案犯交代出相關情況，然後順藤摸瓜把相關案犯一一拿下，這個案子也就結束了。确實，許多案子都是按照這個模式辦的，是以專案組這樣考慮也并無不妥。如果是一般的案件，專案組就有權拍闆逮人了。可是，這個案件涉及的被保護對象是西南公安部部長周興交辦下來的，來不得半點兒疏忽，是以，專案組長詹子興就向中共成都市委社會部長兼成都市警察局社會處長杜貴寶請示。

杜貴寶訓示，專案組接下來的工作内容是對嚴德頤、葉金寶夫婦予以嚴密監視，執行該項使命時務必做到三點：第一是不能讓被監視對象察覺；第。二是要把嚴、葉兩人去了何處、跟誰接觸以及有什麼人主動找他們都一一查摸清楚；第三是千萬不能讓他們逃跑了。

杜貴寶對詹子興說，這個案子我壓力很大，不但我壓力大，西南公安部周興部長的壓力也很大。這項工作，我們隻能做好，不能搞砸了。專案組有什麼困難嗎？詹子興說對嚴德頤、葉金寶夫婦實施秘密監視，專案組五個人是不夠的，另外，還缺交通工具。杜貴寶說，人手肯定緊缺，這就給你們調派過去，還可以給你們兩輛自行車、一輛民用機車，汽車是沒法兒派的，再說你們也不一定用得上，機車也是能不用就不用，不是舍不得汽油，而是用機車跟蹤容易被目标察覺。

這樣，專案組在增加了六名偵查員以及自行車、機車後，當天就開始了對嚴德頤、葉金寶夫婦的秘密監視。原以為監視一兩個星期必有收獲.哪知一連監視了整整一個月，卻什麼情況也沒發現！

這是怎麼回事兒呢？

五、偵查員眼皮下的接頭

話題還要回到在萬竹寺假出家真潛伏的特務陸卯才身上——

6月28日，陸卯才前往西門秀才巷口去取暗殺目标住所的草圖，由于未曾等到李思凡派來的人，他就傳回萬竹寺了。陸卯才是受過正規訓練的老特務，他對于李思凡方面的失約通常隻有一種判斷：李思凡出事了。不過，可能是剛出事，也可能是李思凡出事後未曾透露與陸卯才接頭的機密，是以他去取草圖時雖然未能遂願，但也未曾發現公安便衣蹲守埋伏，是以，他得以安全傳回萬竹寺。

那麼，陸卯才接下來應該怎麼辦呢？這個，他在接受老同學葉子清下達的使命時，已經提出過如果遇到類似情況應該如何應對的問題。葉子清的回答是，“保密局”在成都另有同志，如果發生意外，你回萬竹寺待命就行，不管是取消此次計劃還是另行安排，“保密局”都會通過其他聯絡管道向你發出指令。是以，陸卯才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就待在萬竹寺靜候消息。

等了半個月，沒有等到消息，于是他就斷定李思凡并未出事。但是，生性多疑的陸卯才還是考慮到了另外一點，葉子清所說的成都潛伏特工萬一因為某種原因(比如說他自己也落網了)已經中斷了與“保密局”總部的聯系，這樣，總部就不清楚成都這邊的情況了。那往下叫他怎麼辦？一直在萬竹寺當和尚？這份苦頭鐵真法師受得了，他姓陸的可是受不了的。于是，陸卯才就決定請鐵真設法對李思凡的安危作一番訪查。

其實，這時陸卯才已經知道李思凡是華光醫院外科主任嚴德頤的化名了，那個小和尚乾靈那天一路跟蹤李思凡到其供職的醫院，發現這人是該院的外科主任。陸卯才跟鐵真一說，鐵真說這沒問題，也無須另外派人了，老僧我親自去走一遭就是了。

于是，鐵真就在7月10日上午進城去了一趟華光醫院。他是以僧人裝束去的，就在醫院外科門診轉了轉，盡管從未和外科主任嚴德頤見過面，也從未見過嚴主任的照片，更沒向任何人打聽過一言半語，還是準确無誤地辨認出了嚴德頤其人。破案後核實一應人犯的口供時，那個時段在華光醫院輪值的偵查員小楊才依稀想起這天好像是有一個和尚在走廊裡轉悠過。

陸卯才得知嚴德頤還在醫院正常上班，未曾有什麼意外，還是不大放心。他決定暫時先去外碼頭轉幾日，待回來後再作計議。這時的陸卯才已經正式成為成都萬竹寺的僧人，甚至獲得了一個由警察局稽核過的成都市集體戶口，是以，他外出前，請鐵真法師親自前往派出所出具了一紙“萬竹寺僧人善寶外出雲遊”的證明。陸卯才臨走前跟鐵真約定，他大約在8月初回成都，為安全計，回來後先在城内鹽道街“大群旅社”下榻，請鐵真在8月2日、3日、4日三天中的每天中午十二時去一趟該旅社，确認無事，他再傳回萬竹寺進行下一步的活動。

這樣，就在專案組諸偵查員耐着性子滿懷希望輪流蹲守于華光醫院盯着外科主任嚴德頤的時候，陸卯才卻在重慶、武漢、開封、西安以雲遊為名遊覽。一直到8月1日下午，他才從西安傳回成都，憑着那份派出所的證明，在城内鹽道街“大群旅社”下榻，次日候得鐵真法師前往，這才傳回萬竹寺。8月3日，陸卯才在确認6月28日接頭取草圖失利純屬意外之後，決定次日親自出面去跟嚴德頤再次接頭。

8月4日，陸卯才前往華光醫院。專案組偵查員已經辛辛苦苦蹲守了一月有餘，這下陸卯才主動前往，應該是自投羅網了？一般情況下應該是這樣的，可陸卯才智商不凡，再加上接受過正規特工訓練以及之後在頻繁的特工活動中積累的經驗，他竟然能在事先并不知曉嚴德頤已經受到嚴密監視的情況下無驚無險地順利與其再次接頭，并擷取了暗殺目标劉夢行住所的草圖。他是怎樣避過偵查員的秘密監視跟嚴德頤接上頭的呢？

這天上午九時許，陸卯才穿着僧衣出現在華光醫院。他沒去外科門診區域，而是去了後面那幢二層樓，那裡是手術室和病房。在門廳裡，他在醫院每周對外公布的“本周手術室安排”欄目裡看到，當天下午嚴德頤将為三位患者進行手術。陸卯才丁解到這一點後，随即離開華光醫院。

中午時分，成都一家赫赫有名的公立醫院——民國時期稱為“中央大學醫學院附屬公立醫院”，1952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命名為“四川省人民醫院”——發生了一起小小的盜竊案，内科門診一位醫生和往常一樣，脫下白大褂順手把無檐帽摘下塞在白大褂口袋裡後去食堂用餐，等他吃完飯重新走進門診室準備穿衣戴帽時，那套行頭已經不翼而飛了。

然後，正戲開場了。陸卯才随即返身叫了一輛三輪車去了華光醫院，醫務人員正在午休，他就進了衛生間，用從公立醫院竊得的那套白大褂換下了身上的僧衣，把僧衣卷攏用細繩紮緊了藏于天花闆内。之後，戴上白色無檐帽，冒充公立醫院來華光醫院指導工作的專家，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下午嚴德頤要做手術的那座二層樓，進入空無一人的會議室，取下報架上的報紙從容閱讀。

這時，離醫院下午上班還有大約十五分鐘，嚴德頤還在門診樓那邊的外科主任辦公室裡打盹兒，化裝監視的偵查員則在門廳通往外科主任辦公室的通道口忠實地執行任務，根本沒有想到老牌特務陸卯才為防止嚴德頤可能受到監視，已經想出了一個對付的法子。嚴德頤看看上班時間快到了，離開辦公室前往手術室，正在對其執行監視使命的女偵查員小王自然沒想到陸卯才還有這一手，尾随嚴德頤前往手術樓，然後假裝病人家屬坐在手術樓的門廳裡等候。而穿着左胸印有“公立醫院”紅字白大褂的陸卯才已經先一步混進了手術窒，正在手術準備間等候嚴德頤。

這次突兀的接頭使嚴德頤大吃一驚。他雖然已被偵查員監視了一個餘月，但從未察覺，對于這方面倒不擔心，擔心的是6月28日他讓妻子葉金寶給眼前這位先生送草圖時丢失了錢包，最後連接配接頭地點也沒去就回家了。這種情形是可以作為“臨陣畏縮”來對待的，處罰手段最嚴厲的可以一槍崩掉。是以，他非常擔心對方當場下手，對于陸卯才這樣的特務來說，當場殺了人是完全有本領逃脫的。幸虧陸卯才對此并未深究，臉上還是笑容可掬：“嚴醫生下午有三台手術，我也不耽擱你了。如果抽得出一兩分鐘時間，就請你把草圖再畫一份給我。”

嚴德頤連連點頭，當下就把陸卯才讓進了對面那間醫生辦公室，匆匆把上次畫的那份草圖重新劃拉了一遍。陸卯才收起草圖，随即告辭。

至此，陸卯才已經達到了目的。可是，他沒有想到，當他離開手術樓往外走時，竟然受到了一雙眼睛的關注。關注他的人并非女偵查員小王，而是手術室這邊的護士長劉君娜。

事後劉君娜回憶說，她沒有留意過那個穿公立醫院白大褂的男子是何時混入手術室的。他進來後就待在手術準備室裡，看着兩個小護士消毒手術器械，嘴裡一聲不吭。而護士呢，以為這是外院的專家，吃不準是什麼路數，多半是衛生局組織各醫院巡回互檢來本院檢查工作的，哪敢問長問短？劉君娜最初看到陸卯才時，腦子裡冒出的也是相同的念頭。如果陸卯才不是馬上離開，而是再待上一刻鐘半小時再開溜，劉君娜也就不當回事兒了。可是，陸卯才盡管是老特務，但畢竟做賊心虛，尋思事兒辦完了還待在這兒幹嗎，多待一會兒就多一分危險啊。他不知道，這一走，反倒引起了劉君娜的注意。

不過，劉君娜不是小王，雖然注意到了，也沒當一回事兒，因為她還是把陸卯才作為外院互檢專家來看的。當天下班後，她在飯桌上和丈夫閑聊時甚至已經把這件事忘記了。倒是丈夫的一句話提醒了她。劉君娜的丈夫是公立醫院的藥劑師，他告訴妻子說他們醫院中午發生了一樁事兒，一位醫生的白大褂給人偷走了。事兒雖然小，但醫院還是很重視，保衛科已經貼出了一紙告示，要求各科室今後必須嚴加防範雲雲。

當下，劉君娜馬上想起了下午看到的那個外院醫生，那人穿的正是公立醫院的白大褂呀！她對丈夫一說，丈夫也覺奇怪。兩人上周剛一起去看過成都市解放後上映的第一部蘇聯反特黑白劇情片《危險彌漫》，又受人民政府日益加強的全社會“四防”宣傳的影響，于是就把這一情況跟“反特”之類聯系起來了。夫妻倆一頓飯吃完，已經有了主意——立刻向公立醫院保衛科報告。

公立醫院保衛科值班的許副科長聞報，立刻跟醫務科值班人員聯系，得知最近并無醫院互檢活動，本院沒有派出醫生到外院去做過任何事情。許副科長覺得蹊跷，當下就往華光醫院值班室去電反映此事，請他們查一查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次日，華光醫院保衛股從業人員上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嚴德頤約去談話。這個時段輪到監視嚴德頤的是偵查員張俊圖，他不知道昨天下午發生了什麼事，也不清楚保衛股的約談，隻知道目标去哪裡他就跟蹤到哪裡。而嚴德頤呢，其實根本不是一塊做特務的料，他接到保衛股的電話時，已是心驚肉跳，馬上和昨天陸卯才的來訪聯系起來。走進保衛股剛坐下，對方第一句話就使他膽戰心驚：“嚴醫生啊，昨天下午你在手術室會見的那個穿白大褂的是什麼人啊？”

嚴德頤頓時大驚失色，嗫嚅着說不出連貫話來：“這……這……”

這下，保衛股的人就警惕了。華光醫院雖是私立醫院，可是按照當時警察局的規定，保衛股的三名成員是由公家代為物色的，都是靠攏政府的積極分子。嚴德頤的這個反應，人家不疑也得疑了。那三位曾參加過警察局組織的保衛工作教育訓練，學得一丁點兒皮毛，當下就拍桌子瞪眼對嚴德頤施加壓力。嚴德頤誤以為對方已經掌握了他的真實情況，竟吓得跪地求饒，大叫“我坦白”。

那三位教育訓練時曾被告知，遇上這種角色，你們這類弟兄就不适宜問下去了，得立刻報警察局。三人正商量應該往派出所還是分局打電話時，忽見窗外似有人影一閃，頓生疑心，立刻開門檢視，把那個“形迹可疑”的家夥一把揪住了盤問。這個“形迹可疑”者，就是偵查員張俊圖。他從外科門診跟蹤到保衛股，已經覺得奇怪，尋思保衛股找陸卯才談話幹嗎？别打草驚蛇壞了專案組的事兒啊！越想越覺得不放心，就靠近了想看看是怎麼回事兒，哪知讓人家給逮住了。張俊圖暗道“倒黴”，被對方扯進另一間屋子盤诘。監視嚴德頤是嚴格保密的，不能透露，于是隻好亮出證件佯稱自己是市局刑警，來華光醫院訪查案子。對方聞言大喜，正好向這位同志請教嚴德頤之事應該向哪個公安機關打電話。

張俊圖一聽，差點兒跺腳，頓時生出一股想抽對方的沖動。無奈之下，隻得把專案組辦公室的電話号碼告訴對方。保衛股這邊把電話打到專案組，一說嚴德頤又是“饒命”又是“我坦白”，接聽電話的文材生就是一個激靈，捂住話筒跟詹子興一通情況，尋思隻好先把嚴德頤弄進來再說了。

嚴德頤到案後，作了以下交代——

1945年，嚴德頤開小差兒從前線逃回老家成都，躲藏于鄉下親戚處。可是，他的躲藏沒有成功，因為他低估了“軍統”的能力。很快，戴笠就把嚴德頤開小差兒的情況列入每天都要報送蔣介石侍從室的《軍中情況簡報》。蔣介石侍從室對“軍統”下令：迅即查明嚴德頤開小差兒的原因！

“軍統”調查下來，發現嚴德頤開小差兒時竟然帶走了一箱價格昂貴的盤尼西林(青黴素)和其他一些緊俏西藥及外科手術器械。戴笠震怒，下令“嚴緝該犯”。于是，“軍統”總部向全國多個區站拍發電令要求查緝嚴德頤其人。不到半個月，躲藏在成都鄉下的嚴德頤就被特務查到了線索。又過了兩天，嚴德頤和往常一樣前往附近小鎮茶館去喝茶的途中被人攔住，請至鎮上的旅社談話。

找到嚴德頤的那個“軍統”特務名叫龐書貴，當時是“軍統”成都站的一名少尉。龐發現嚴德頤之後，為什麼不拿人而要談話呢？那是因為他從“軍統”總部的查緝電令中得知嚴德頤“逃離部隊時盜竊盤尼西林等西藥、器材”，當時盤尼西林是緊俏藥品，基本專供軍隊使用。而在用磺胺一統天下對付所有病菌的醫藥界，由于病菌對磺胺産生抗藥性，已經處于對病菌無能為力的臨界點。盤尼西林作為世界上第一種抗生素，對于治療外科創傷，對付肺結核、白喉等傳染病有着巨大作用。是以，在當時的中國，黑市上八十萬機關的盤尼西林針劑，已經賣到了一兩黃金(十六兩老秤)一瓶的天價。龐書貴的腦筋，就動在嚴德頤的那箱盤尼西林針劑上。

這箱盤尼西林其實并非嚴德頤盜取的軍用藥品，而是他花了二十兩黃金通過運輸團的弟兄搞到的走私貨。他開小差兒就是為了這箱盤尼西林。他事先已經作好準備，一旦盤尼西林拿到手，他就逃回成都去躲藏一陣兒，然後開家診所，那就能賺大錢了。别說二十兩投資，就是一百兩也很快就能收回來。而龐書貴呢，也惦記着這箱盤尼西林。兩人談判的結果是：龐書貴負責保證嚴德頤的安全，嚴德頤把那箱盤尼西林分一半給龐。

龐書貴說話算數，他不但使嚴德頤逃過了“軍統”的追查，而且還幫助嚴德頤辦理了一應手續開了診所，還給什麼衛生局、警察局、社會局之類都打了招呼，使嚴德頤的診所得以順利運作。這樣，兩人就成了好朋友，最後還拜了把子。

1949年秋，已經是“保密局”少校的龐書貴來找已經當上私立華光醫院外科主任的嚴德頤，說他奉命撤往台灣，沒幾天就要動身。不過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了，屆時他必随國軍光複大陸。現在有樁小小的為難事兒，想請嚴德頤幫個忙。嚴德頤以為是要借銀元，可是，龐書貴卻非借款，而是說他奉命在撤退前發展可靠特工作為國民黨撤退後的地下同志，上峰是給他們每人下達了名額的。以前在“淪陷地區”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保密局”臨撤退前胡亂發展特工，最後卻落了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結果。接受以往的教訓，這次成都地區發展的特工上峰将派人一個個當面談話驗收。是以，舉凡假名單、拉個把親戚做替身什麼的把戲都沒法兒玩了，隻好來真的。無奈之下，龐書貴為湊名額，就跟嚴德頤商量将其也算上，先來打個招呼。嚴德頤聽着也沒覺得特别意外，說我原本就是國民黨員，還做過國軍的軍醫，這次再當一回冒牌特工也行啊。

哪知，這個承諾的後果非常嚴重。嚴德頤接受了龐書貴上峰的面談、填寫過加入“保密局”的表格、領取了津貼後，龐書貴就不辭而别了。然後，嚴德頤就得到通知：潛伏待命，屆時必須嚴格執行指令，否則，全家性命難保！嚴德頤膽小，想想也沒有其他選擇，就隻好認了。

成都解放後，嚴德頤向警察局登記了自己以前的軍醫曆史，卻隐瞞了“保密局”潛伏特工的事實。他一直安慰自己，那是假的，我是上當受騙，不作數的。可是，“保密局”卻惦記着他。4月間，他接到了一封密信，命其迅速探明春熙路226号原薛公館的内部建築結構，連同周邊地形一并熟記于心，做到随時随地都能畫出草圖。嚴德頤不知道那個位址現在住着的是什麼人，更不認識“保密局”的“附逆”劉夢行，可是，他對那個位址的原主人卻是了解的。那裡的房子原屬富商薛秋風，而薛秋風是他的舅舅，其子薛盼即他的表兄還是他的國小同學，他小時候沒少去過薛公館。考慮到這一層，嚴德頤不禁對“保密局”的那套看不見摸不着的道行膽戰心驚：他們肯定是調查過我的情況後才把這個使命下達到我頭上來的。如此看來，前面說過的不服從指令全家性命難保的話頭恐怕不是虛聲恫吓！于是，嚴德頤隻有—個選擇：服從。

服從了就得行動，在這方面嚴德頤還保持着醫務工作者的嚴謹，決定去薛公館實地看一看，如果能走進那個老院落最好。不過他沒去成，因為他遇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的表兄、老同學薛盼。薛盼讀書時成績不咋樣，體育倒出類拔萃，特别喜歡國術，後來索性在這方面發展，這時已經成為成都四大武館之一“求真國術館”的掌門人。新中國成立後，國術館關閉了，他靠着已故老爸留給他的遺産過着一份滋潤日子。那天，是薛盼四十歲壽辰，請嚴德頤去吃生日酒。酒席上，嚴德頤跟他談起他家的老宅子。薛盼說成都一解放，那宅子就給部隊征用了。過了—個多月，部隊開拔了，軍管會來找他，說你家那老宅子我們要租用，請你開個價。薛盼說那宅子我也不住，以前也是時租時空着，有時有朋友來住段時間也不收錢，現在既然政府看上了，那就住着吧，費用就不必了，不過你們也别給我住廢了，花草什麼的還得侍弄，屋宇壞了得修繕。最近薛盼路過那裡，順便去看了看，裡面住着一位中年先生，帶着他的家眷，裡裡外外都收拾得挺清爽的。那先生自我介紹姓郭，看上去人挺和善，他太太也很客氣，還做了湯圓請薛盼品嘗。薛盼告辭時郭先生跟他握手告别，說房東先生有空多來坐坐。薛盼答應了，可是後來沒有去過。為什麼呢？因為當天就有派出所的人來找他，說那位郭先生身體不好，是來靜養的，要他以後不要再去打擾人家。

嚴德頤關心的是完成“保密局”的使命，就問那宅子有什麼變化沒有。薛盼說一切依舊，要說變化，就是看上去陳舊了些，這也正常。嚴德頤于是就放心了，打消了去實地看一看的念頭，否則隻怕也會讓派出所民警找上門——他可不像表兄那樣經得起警察登門，沒準兒一讓人家留上心了就得露餡。

後來，嚴德頤再次接到上峰密信，讓其去跟陸卯才(他不知對方姓名)接頭，他就在約定的時間過去了。第二天，他讓妻子葉金寶把草圖送到約定的地點交給等候的人。葉金寶并不知道丈夫的潛伏特務身份，更不知道送草圖是特務行為，隻聽丈夫說是一張房屋草圖，好像跟風水有關，就遵命前往。可是，葉金寶在途中因為湊熱鬧看人打架，竟然連錢包滑落了也不知道。等到走了好一段路覺得口渴了想買瓶汽水喝的時候，方才發現錢包沒了。于是一路往回尋找，自然沒有結果。最後，她就回家了。

嚴德頤下班後問妻子送交圖紙的情況，方才得知是這麼一回事兒，當下又急又惱，禁不住抽了葉金寶兩個耳光。嚴德頤屬于特務中的另類，他從來沒有接受過訓練，也沒人跟他宣講過特務工作紀律，是以不知往下應該怎麼辦，隻好聽天由命，一直到昨天陸卯才來醫院找他時方才跟對方說明了情況，當場畫了一張草圖給對方。下班後回家，尋思心頭的鉛砣總算落了地，還喝了二兩老酒小小地慶賀了一下，哪知今天就折進了局子。

訊問結束，詹子興當即去市局向杜貴寶處長作了彙報。杜處長一番考慮後，決定在薛公館加派警衛力量，等候那個目前尚不知姓名的神秘人物自投-羅網。為了不打草驚蛇，宜将嚴德頤釋放，仍舊正常上下班，當然必須予以嚴密監控。

六、苦苦守候

這樣，專案組的一部分偵查員就調至春熙路226号薛公館外日夜蹲守，加派的警衛人員則負責在宅内對劉夢行的保護。

一連三天蹲守下來，陸卯才卻沒有出現。華光醫院那裡，當天釋放回去的嚴德頤正常上下班，回家後也按照專案組事先的吩咐，早晚外出散散步，給陸卯才創造便于接觸的條件。可是，陸卯才卻始終未曾出現。

專案組兩個上司詹子興、文材生一天數次聚在一起分析情況，對于如何把陸卯才誘出來，一時苦無良方。市局那邊，杜貴寶處長一日至少三次來電詢問情況，張網蹲守是他的主意，他不能不關心。可是，再關心也沒用，那厮不來就是不來！

8月8日晚，杜處長駕着小吉普拉了一筐西瓜來到專案組駐地慰問。詹子興、文材生兩個哪有心思吃瓜，一臉愁容地看着杜貴寶，使後者意識到這樁差使确實已經快要難倒這二位精幹偵探了。杜貴寶自己其實也沒啥法子應對眼前的頹勢，那麼怎麼辦呢？他說咱們開個會吧，一起議議看有啥好主意值得試一試。

于是，兩個組長加上輪空沒去執行監控使命的幾個偵查員就坐攏來，邊吃着西瓜邊讨論。最後，議出了—個主意：對外制造一個郭汝椿搬遷他處的假象，迫使陸卯才不得不再次去跟嚴德頤見面，以擷取郭汝椿的新住址。

專案組連夜行動，分别派人去向嚴德頤交代新的安排，聯系車輛，對購買建築材料、雇用匠人師傅等也都作了安排。

次日上午，薛公館門前來了兩輛汽車，拉走了郭汝椿全家以及一些行李，他們被送到北書院街的一幢帶有前後兩個小花園的兩層樓洋房暫住。主人離開後，來了幾個泥木工師傅，用人力車拉來了一些建築材料，對薛公館進行修繕。薛公館大門上張貼了一紙由主人郭汝椿親筆書寫的告示：因本宅修理，住戶暫遷他處。

其實，如果專案組知道陸卯才不露面的真實原因，肯定就不必如此大費周折了。陸卯才為什麼不露面呢？原因很簡單，他這幾天感冒了，發着高燒，躺在萬竹寺裡連床都起不來。好在鐵真法師稍谙中醫，給他又是針灸又是草藥，這才漸漸恢複。郭汝椿搬離後的第二天，陸卯才覺得自己的體力已跟往日無異，于是就決定進城前往春熙路226号門前去轉一轉，檢視一下地形，準備下手。

這是陸卯才來成都後第一次去作案現場踩點，嚴德頤給他的那張草圖，他還沒走出華光醫院就已經銷毀了。像他這樣的角色，記憶過人乃是基本技能，躲進衛生間去把白大褂換回僧衣時，他隻把草圖稍稍瞟了一下，薛公館的内部結構、外部地形就已經牢牢地印在腦子裡了。現在，陸卯才以僧人裝束前往踩點，像尋常路人一樣，以正常的步行速度、平靜的神色在薛公館門前“途經”了一回。這麼一走，陸卯才頗覺意外：目标全家竟然搬走了。

陸卯才未作停留，馬上離開現場，一邊走一邊緊張地考慮，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兒？之前，陸卯才去華光醫院向嚴德頤當面索取草圖時，嚴德頤解釋了上次未能送交草圖的原因(他沒說是妻子葉金寶)。陸卯才聽了當然—個激靈，可是作為—個老特務，他對對方沒有片言隻語的責怪。他最關心的是，嚴德頤那個顯然根本不合格的交通員的丢失錢包之舉，是否已被公安人員知曉。在陸卯才看來，這個問題嚴德頤是無法回答的，準确答案在他陸卯才自己身上——如果他能夠安全離開醫院，而且也未受到跟蹤，那麼說明錢包的丢失并未驚動公安。結果如何？大家已經知道。是以，陸卯才認為嚴德頤并未暴露，密裁劉夢行全家的計劃還是可以實施的。

那麼，現在劉夢行全家搬遷是什麼意思呢？陸卯才反複分析，最後認為這是巧合。可是，他是應該查訪到目标的新住址後立刻下手呢，還是等薛公館修繕竣工目标回遷後再下手？陸卯才考慮的結果是：一樣要下手，不如早點兒下手，完成使命後好趕快傳回香港。這萬竹寺和尚的日子，少滋沒味的還真難熬！

如此，陸卯才就面臨一個問題：如何擷取目标的新址呢？他受命潛入内地時，老同學葉子清代表“保密局”總部向他交代了應如何執行使命的情況，唯獨沒有交代如果發生眼下這種變故他應該如何應對。這可能是“保密局”的特工專家在制訂行動計劃時的失誤，這個失誤對于陸卯才而言，卻是緻命的。如果由他自己去尋找目标新址的話，成都城這麼大，他口音既不對，人頭也不熟，還沒找到地方沒準兒就讓人給識破了，一旦被逮住還不是死路一條？當然，他也可以等目标重新搬回原址。可是，如果人家打消這個主意不再回遷，那他就苦了，不但回不了香港，是否能留在萬竹寺也難說，沒準兒鐵真法師就悄悄把他幹掉了！

陸卯才尋思這個難題總得解決，想來想去就想到了李思凡——嚴德頤頭上，既然原先是這人給他的位址草圖，現在還沒下手人就搬走了，新址還得找他！

專案組認定陸卯才在失去目标之後，肯定會找嚴德頤，盡管這似乎不符合特務行業的規矩——陸卯才并非嚴德頤的上司，嚴德頤另有上司，即使陸卯才讓其刺探郭汝椿的新址，他也可以拒絕。可是，估計陸卯才處在這種情況下也顧不得規矩不規矩了，這是他唯一的選擇。而在專案組想來，隻要陸卯才去找嚴德頤，那就是自投羅網，因為嚴德頤周圍晝夜都有偵查員秘密監視着，一旦有人跟其接頭，陸卯才也好，他本人的上司也好，來—個抓一個。

事後想來，專案組這個思路是對頭的，可是在具體執行中還是考慮得不夠缜密，以緻于讓陸卯才鑽了空子，再一次在偵查員的眼皮底下向嚴德頤交代了新使命，然後又奇迹般的全身而退！

專案組對嚴德頤的監控，采取的是人到哪裡盯到哪裡的方式。嚴德頤到這當兒，即使專案組不給他什麼行為方面的限制，他也不敢到處亂走了，每天就是兩點一線，從家裡到醫院上班，下班後從醫院到家裡。偵查員自是一路尾随，目送嚴德頤到了醫院科室或者家裡後，他們就在門外監視。這等嚴密的措施下，陸卯才這厮是怎麼順利見到嚴德頤的呢？莫非他已經察覺嚴德頤受到監視了？陸卯才落網後偵查員方才得知，他并未覺察嚴德頤已經暴露且受到嚴密監控，他一直認為嚴德頤是安全的，是以才敢跟對方接觸。陸卯才的成功，在于他狐狸般的狡猾，以及近乎神經過敏式的防範。

8月11日星期五，下午五點，嚴德頤在三名化裝成各不相幹路人的偵查員的一路監視下離開醫院，下班回家。偵查員目送他進家門後，分别進入了門外的崗位繼續監視。嚴德頤走進家門，卻暗吃一涼，妻子葉金寶正和陸卯才面對面坐在廚房裡說話！

這天，與嚴德頤住一起的老母親帶着孩子走親戚去了，隻有葉金寶在家。葉金寶并不知道丈夫是已被警方控制的潛伏特務，專案組為防驚動了陸卯才，特意叮囑必須嚴格保密。大約十分鐘前，陸卯才忽然溜進了嚴家，對正在廚房準備晚餐的葉金寶說他是老嚴的朋友，跟老嚴約好這會兒見個面。葉金寶沒有理由懷疑一臉和善的陸卯才是不法之徒，自是客氣接待。現在，見丈夫下班回家，雙方确實是一副熟識的樣子，就要去外面買鹵菜款待客人，被陸卯才客氣地制止了，說自己跟老嚴說幾句話就走。這當兒，嚴德頤驚得腦子裡幾乎一片空白，機械地把陸卯才讓到客堂落座，他很希望偵查員正好進來檢視一下，即使不進屋就在院子裡溜達一圈，也能看見屋裡來人了。可是，偵查員的崗位在他家對面，沒有接到他發出的信号是不會進來的。如此，嚴德頤就一籌莫展了。

陸卯才向嚴德頤下達指令，三天之内搞到郭汝椿的新住址。确認嚴德頤已經領會其意思後，立刻就離開了。他是怎麼離開的呢？門外不是有偵查員監視着嗎？盡管沒看到有人在嚴德頤回家前已經溜進其家門了，可現在憑空走出一個陌生人，難道還不馬上意識到情況有變？這個，已經在陸卯才那“神經過敏式的防範”之中了。先前，他對全宅進行了檢查，發現後院有一道通往巷子的後門，因長久不用，已經釘死。此刻，他就是讓嚴德頤把他送到後院，拿了工具撬開後門離開的。外面的巷子通兩側的馬路，陸卯才走了偏僻的那頭，正好避開了在前面執行監視使命的偵查員的視線。

直到确認陸卯才确實已經走遠了，嚴德頤才走到大門外發出信号。偵查員立刻循着陸卯才離開的路線急追，但哪裡還覓得到這厮的影蹤？

專案組諸君雖然對于跟陸卯才失之交臂深感惋惜，可畢竟還有希望。陸卯才在向嚴德頤下達指令時說，三天後不管是否查到目标的新址，都應在西珠市街“金海戲院”門前海報欄上的指定位置留一個記号，查得位址就畫圈，沒查到就畫叉——然後繼續訪查，過三天再去留記号。這樣，“金海戲院”那裡就是—個值得蹲守的地方。情況上報到杜貴寶處長那裡，杜處長下令讓嚴德頤屆時去畫圈，等對方再次露面跟嚴德頤碰頭時一舉拿下！

8月14日下午，嚴德頤按照專案組的指令，前往“金海戲院”門前留下了表示位址已查到的記号。從這時開始，一直到15日下午四點多，數名偵查員就在戲院門前蹲守，卻沒發現可疑人物，同時，嚴德頤收到的一封平信卻表明陸卯才已經看到嚴德頤留下的記号了。陸卯才在信中這樣寫道：收信後即往成都人民廣播電台辦理廣告播出手續，可在“每日一歌”節目中把你拟開的公司位址插播三次。

這下，偵查員傻眼了。衆人恨得牙根兒發癢，恨不得咬陸卯才幾口。當晚，大夥兒正在開會研究的時候，杜處長來了，聽了大家的一番議論，說就依他的要求給他插播廣告吧，我們可以把郭汝椿目前在北書院街的新址告訴那個家夥。當然，我們會在那裡設下埋伏，叫他有來無回！

于是，就按照杜處長的指令辦。為防萬一，還讓嚴德頤本人親往廣播電台辦理了手續。次日，成都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這則廣告。而這時，北書院街新址那裡一切也都準備妥當。根據杜貴寶處長的指令，保密工作做到萬無一失，甚至連管段派出所所長也不知道那裡已經為敵特分子設下了陷阱。

可是，十四名偵查員晝夜輪流化裝在北書院街新址蹲守了三天，陸卯才卻沒有出現。第三天晚上九點，三個偵查員康保法、李龍大和老劉上崗輪值，不到半小時，距新址兩戶之隔的79号忽然失火了！

79号是一家棺材鋪子，裡面所有的東西如木材、棺材、油漆都是易燃物，一家夥着起火來，其勢可想而知。康保法、李龍大、老劉三人待在新址對面的煙紙店裡按兵不動，死盯着對面的大門。

這場火燒得猛，可是撲滅得也快，因為消防隊距現場不到一裡，而且鄰居中男丁甚多，後面就是一條小河，鄰裡又有幾口水井，取水友善，火勢沒有蔓延，就燒了棺材鋪子。可是，火災卻使專案組産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幾乎所有偵查員都覺得這把火似乎是沖着專案組來的。

事實真是這樣嗎？

七、“和尚現象”引起了注意

起火的那家“關記棺材店”，在郭汝椿新住宅西側第三家，中間隔着一條小巷。“關記棺材店”的老闆名叫關大興，滿族人，年近六旬。他是清王朝倒台前兩年十六歲時從北京來成都投奔一個在衙門當差的親戚的。那個親戚在成都府台衙門當着個捕快小頭目，相當于如今區公安分局的分局長，不過那時的捕快不是官員編制，不能列入公務員行列，手中的權力也沒分局長大。當然，要安排關大興還是一句話的事情，關大興就在他手下當了一名捕快。

幹了兩年多，清王朝倒台了，關大興那個分局長級别的親戚在革命黨與衙門發生武裝沖突時也讓人家一槍給崩了，他就沒了靠山。好在那時候還沒開始講究“政治立場”，掌權後的革命黨人又正需要現成的熟手，也沒顧及那個被擊斃的捕快頭目與關大興的親戚關系，把他留了下來，分派到新組建的警察分局當了一名刑警。關大興在刑警崗位上一待十年，1922年當巡長時奉命承辦一起土匪案，登門捉拿時警匪之間發生槍戰，警察方面三死三傷。傷員中有一個就是關大興，傷得還不輕，養了将近半年總算痊愈，不過拐了一條腿，從此獲得了一個綽号叫“關拐子”。

關大興成了拐子，刑警也做不成了。這時他已娶妻生子，尋思得養家糊口，于是就決定做生意。關大興于經商是外行，舊時滿人尚武輕商，圖虛不務實者占着很大的比例，好在關大興那麼些年捕快、刑警幹下來，曆練得務實了，當下一番盤算，決定開一家棺材鋪子。

關大興于木工、漆工活兒都是外行，制作棺材當然跟這兩項分不開，不過他自己不會這兩門手藝沒關系，他可以雇人幹。他是老闆，隻要會管理就行了。于是，他就把刑警的精明、巡長的管理糅合起來搞他的棺材經營，近三十年下來竟然一直順風順水，沒發大财，但小錢日日不斷，他覺得自己的運氣還不錯，直到8月20日晚上的這把火。

消息傳出去，全城同行都認為，如果說火神爺有意要燒一家棺材店鋪的話，全城其他所有棺材店鋪都有可能被選中，唯獨“關記棺材店”沒理由入選。即使列入了名單，那把火也沒法兒燒起來。為什麼呢？因為“關記棺材店”的防火措施太到位了！

關大興的店鋪雇用的賬房、木匠、油漆匠、雜務工和學徒一共有十三人，被他統稱為“夥計”。這些夥計清一色全是他家的親戚，要麼是其成都老婆鄉下娘家那裡來的，要麼就是關老闆的東北老家來的，他說這是圖一個安穩，都是自己人，有錢大家賺，肥水不外流。他把這些夥計當作自己當年當巡長時的部屬，每天店鋪開門前關門後都要開會訓話，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除了講棺材制作時的材料使用、工具保養、品質産量，還必須講一講安全問題。那年頭木匠行業還沒有實作機械化，所謂安全基本就是防火了。關大興對防火工作抓得很緊，因為他知道能夠毀掉他飯碗的隻有火災。是以，他落實了幾條防範措施。棺材鋪子開張伊始，他甯可舉債給自己前店後家的宅子安裝了電燈。然後，他毅然戒掉抽了十多年的煙，夥計中有人要抽煙，可以，不過隻能在後院非生産區域抽，香煙、火柴一律不準帶入前院的生産區域和店堂。所有登門的客戶，不管你是何許人，也不管家中一下子死了幾口人，哪怕是來成全關老闆的大生意的，踏進店門就不準抽煙，而且連香煙、火柴都不能掏出來。

像關老闆這等的防範措施，按說他的棺材鋪子不該着火。可也真是怪了，别家不燒，偏偏就是他家燒起來了。那麼，這把火是怎麼燒起來的呢？

據消防隊方面了解和現場勘查，認為最先起火的應是店堂内東側牆邊的一口剛完成兩次油漆工藝的棺材，而且這火是從棺材裡面或者底部燒起來的。至于是什麼方式引燃的，由于這口棺材連同旁邊的幾口成品棺材都已經燒成了木炭，又被救火的水龍頭沖過，是以以當時的現場勘查水準已經無法分辨了。不過，以關大興的經驗，他認為盡管油漆中的棺材容易點燃(棺材制作好後要油漆三至五遍，每遍完成後要敞開蓋子讓油漆氣味散發幹淨，然後方可在晴天進行下一遍油漆，在散發過程中比較容易被點燃)，可是前面的店堂自下午五點多結束營業關門後，沒有人進去過，起火前兩個小時，他和全店工匠夥計一直在後院葡萄架下納涼擺龍門陣，大家可以互相作證，誰也沒離開過。是以，這把火應該是非本店人員使用非正常手段燃起來的。

關大興和消防隊的人說到這時候，專案組副組長文材生帶着偵查員史溢、小紀來現場檢視了。于是，關老闆就把剛才的觀點又說了一遍。文材生聽派出所民警小唐說關老闆以前是刑警出身，當下就說，我們換個地方，去派出所院子裡坐着好好聊吧。

關大興的觀點是，這場火災是人為故意縱火，縱火者使用的作案方式是“非正常的”，就是說，不是像一般縱火案犯那樣往棺材裡面倒點兒汽油或者煤油，然後劃根火柴點燃。為什麼這樣說呢？關老闆認為，從棺材鋪當天關門到起火，中間大約隔了四個小時，他們大夥兒在後院納涼時聞到煙味，繼而發現前面店堂裡冒出黑煙，趕緊前往檢視。其時店堂通往前院工場的那道門依舊緊閉且鎖具完好，關老闆用鑰匙開鎖時雙手顫抖難以自制，還是木匠金師傅打開的。而前面臨街的店門則是從裡面上了粗門闩的，外面根本無法撬開，消防隊抵達後用太平斧才劈開。是以，沒有理由懷疑縱火案犯是在縱火前數分鐘潛入現場點的火。這樣，就隻能認為案犯早在棺材店關門之前就已經在起火的那口棺材裡放入了定時引火裝置之類的東西。這種定時引火裝置是什麼樣的玩意兒？關大興就不清楚了。他當捕快、刑警的當兒中國還沒有出現這類玩意兒呢。

關大興的觀點引起了專案組的重視，于是，當晚就請消防隊配合偵查員對火災現場進行細密勘查，要求把現場的每一塊燒毀的物品、燃燒後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焦炭、每一堆灰塵，都一一仔細檢查。如此折騰到拂曉，總算發現了混在一堆木炭、粉塵中的幾顆藥丸大小的不規則物件，摸上去硬硬的，聞着有點兒像是膠木燒過後的化學氣味，卻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破案後據陸卯才交代，這就是美國研制的當時世界上最新式的定時縱火器，其内部零件和外殼全部是由當時還屬稀有的進階塑膠制成的。

不過，專案組諸君當時不可能知道這一點，隻是認為這些散發着異味的顆粒必與這次失火有關。于是，由詹子興帶領的第二撥偵查員替代文材生幾人上場了，召集棺材鋪的老闆夥計共十四人開了一個座談會，專門了解昨天一整天的營業情況以及店裡是否來過除本店以外的任何外人。

座談下來，偵查員對四個夥計說到的—個角色産生了興趣。那是昨天下午四時許，有一個頭戴禮帽式銀灰色薄篾絲草帽、身穿淺色亞麻衣褲的中年男子走進了“關記棺材店”，開口要見一下老闆。當時，關大興正好出去了，便由賬房徐先生接待。徐先生跟對方聊下來，得知對方想為老父親訂制一口上好的壽材。通過談話，徐先生感覺這男子于壽材方面很是陌生，連起碼的材質特性都說不清楚，更别說按民間習俗必須在壽材各面以及棺蓋上雕刻的各類圖案的不同寓意了。對方隻堅持一點，這口壽材材料要好，五六百萬甚至更高都沒關系，他可以先付定金。

舊時生意人講究誠信，“關記棺材店”的老闆關大興是個見過世面的人，自然更注重這一點，是以他平時經常說“和氣生财”，并引申開去産生了另一觀點——本店賺得的每一筆鈔票必須是買賣雙方都開開心心的。是以，徐先生當然不可能貿然收定金，而是堅持讓對方熟悉一下本店的産品，他指着店堂裡正在油漆的十來口棺材說，這裡面有多種檔次的，先生你可以先看一下，也可以到其他棺材店去看看、問問，然後再作定奪也不遲。那男子表示“這樣也好”，于是就去看店堂裡的那些棺材。

舊時經商對規矩頗有講究，比如有句話叫作“醫不讨病，藥不跟賣”，意思就是做郎中的不能盯着病家要求為其治病，開藥店的不能跟在人們後面像叫賣小吃樣吆喝着叫賣推銷自己的藥品。棺材行業也有規矩，顧客登門，店方隻需提供棺材檔次報出價格就是了，其他由顧客自己定奪，顧客不清楚的可以向店方咨詢，店方卻不能主動向顧客提供這方面的服務，尤其不能像其他行業那樣陪同顧客一口口檢視棺材并熱情介紹。現在，徐先生對這個男顧客也是這樣，說過之後就任由他自己去檢視那些棺材。那人看得很仔細，不但裡裡外外看，連棺材蓋的背面也一一檢視，甚至還趴到地面上檢視棺材的底部。這種看法，徐先生還從未碰到過。

那男子看了足足二十分鐘，重新傳回賬房間跟徐先生聊，着重了解了關于高檔壽材的用材、制作工藝以及工匠水準等情況，最後說他要跟家人商量一下，回頭再來聯系。他告辭離開時，已經到棺材鋪關門的時候了。

偵查員根據徐先生等人所說的那個主顧的身高、外形和臉容，懷疑就是目前專案組方面還不知姓名的跟嚴德頤接頭的敵特分子，而這家夥進棺材店的用意就是放置定時縱火器，可能是利用趴在地上佯裝檢視棺材底部時把定時縱火器放置于木架子與棺材的縫隙間的。這是一條值得追查的線索，偵查員自是要向徐先生等四個當時在場的店員反複詢問所有細節。一個店員突然想起，那個男子在檢視一口棺材時嘴裡曾經嘟哝過“阿彌陀佛”。

口誦“阿彌陀佛”，這是什麼意思？莫非那主兒是信佛的，或者竟是個和尚？

這時，徐先生也想起了一個細節：那人從進店到離開，頭上那頂涼帽一直沒有取下來過，即使趴下檢視棺材底部時，也是用手抓着帽子邊沿，以防掉落。

一行偵查員傳回駐地，詹子興立刻讓把之前每天的監視記錄取來，結果發現在偵查員的監視記錄裡，不論是華光醫院、郭汝椿曾居住過的薛公館，還是現在的新址，出現過的各色人等中，都曾有過和尚的身影。專案組經過讨論，認為他們的那個對手，可能隐藏于某座寺廟中僞裝成和尚甚至真的就是和尚。

這一情況報告給杜貴寶處長後，杜處長經過考慮，下令對整個成都市的寺廟進行秘密調查。

八、落網

專案組對如何在全市寺廟中秘密查訪敵特分子進行了讨論。

當時成都市區和市郊接合部大小寺廟總共有上百家之多，要把這些寺廟一一查到，其中有的可能還要用不同的方式調查幾次，不但工作量大，而且在這過程中稍稍一個不留神兒，沒準兒就讓敵特分子發現了。畢竟我在明處，他在暗處，況且他做賊心虛，有時明明是—般群衆也會被他誤以為是便衣。

不過，這活兒再難也得迅速落實。大夥兒一番研究下來，決定采取兩項措施：一是去市警察局治安處查閱全市寺廟的檔案，那裡面不但有目前各寺廟的僧人人數，還有戶籍登記資料以及照片；二是如果上一項調查未能達到預期效果，那就把“關記棺材店”那幾個跟疑似敵特分子打過照面的夥計(賬房徐先生不算，因為他直接跟對方喝茶說話作過交流，必會被對方認出)化裝後由偵查員陪同前往各寺廟轉悠着辨認。

8月22日，“關記棺材店”那三個跟疑似敵特分子打過照面的夥計由偵查員陪同，前往市局治安處戶政科，辨認不久前由警察局統一組織拍攝的全市各寺廟所有僧人的照片，看是否有那個登門聲稱要訂制壽材的男子。後來的事實證明，陸卯才的化裝術還是比較到位的。前面說過，他已經作為寺内僧人被萬竹寺住持鐵真法師上報給警方，獲得了成都市戶口，上報時貼在登記表上的那張照片确實是其本人的，是他的真實面容。可是，他去棺材店放置定時縱火器的時候，卻是化了裝的。這一化裝，就使他的臉容與警察局戶籍底卡上的照片大相徑庭了，關老闆手下那三個夥計自然認不出來。

接着，專案組啟動了第二個措施，由偵查員陪同着棺材店夥計化裝成香客、遊客前往各寺廟轉悠，尋找那個疑似敵特分子。可問題是，陸卯才去棺材店是化了裝的，在寺院裡卻是以真實面目示人，夥計們看照片認不出來，看到他本人，自然也是認不出來。況且，調查當天這厮和寺裡的另一個和尚受鐵真法師的指派前往另一寺廟結算借用的賬款了，根本就沒和來調查的偵查員照面，結果就被認為敵特分子不在萬竹寺。

三天過去了，全市各個寺廟都辨認過了，并未發現疑似敵特分子的蹤影。這下，專案組上下都吃不準了，尋思難道之前的分析出了偏差？詹子興說，那就讓咱們再重新分析一下吧。8月24日晚上，專案組舉行全體會議，正式組員和抽調來協助偵查的非正式組員二十多人齊集在二分局的小會議室裡開會研究。最後得出結論，那個去“關記棺材店”訂制壽材的男子應該是個和尚或者躲藏在寺廟裡有着正式僧人身份的假和尚，他之是以進了店堂還不敢脫下頭上戴着的帽子，那是因為生怕露出光頭特别是光頭上燙着的香疤，以免别人把他與“和尚”聯系起來。

那麼，往下應該如何調查呢？專案組決定，除了繼續派出由棺材店夥計與偵查員組成的小組去寺廟訪查外，另外物色數名曾經出過家的同志化裝成外地來成都的雲遊僧人，前往各寺廟遊訪，通過跟寺廟的下層僧人接觸進行訪查。

專案組的這個計劃如果放在現在實施，要在本市公安系統找幾位曾經做過貨真價實真和尚的警察，其難度可能不亞于在警察中發現個把奧運會冠軍什麼的，可是，在1950年那會兒，這并不算難。當時的警察隊伍裡，别說曾經做過和尚的了，就是當過喇嘛的也有。當天，專案組就通過杜貴寶處長調來了三個曾經有過寺廟出家經曆的本局同志，其中一位還是三分局刑偵隊副隊長。

詹子興親自跟這三位同志談話，交代了使命，随即剃了光頭，換上僧衣，每人帶上一個裝着雲遊必需物品的肚包，懷裡揣着從市局存放繳獲、沒收物品的庫房裡找出來的和尚專用派司——度牒，反正那上面是不貼照片也不寫年齡的，橫看豎看都能對得上。

專案組的這個措施，陸卯才能否躲過呢？

第一天，讓他在無意間躲過了。那天，化裝成僧人的便衣老郁去了萬竹寺。老郁是湖南益陽人氏，少年至青年階段曾在當地寺廟做過六年和尚，之後又在江湖上雲遊過兩年。八年的和尚經曆，别說讓他化裝和尚了，就是做個住持也合格。是以，他懷揣着一紙湖北石首(益陽毗鄰石首)二神廟的度牒，以“清化”的法名拜谒鐵真住持時，縱然鐵真老奸巨猾，也不可能對其産生任何懷疑。于是，老郁就得以順利地在萬竹寺待了下來。晚齋時，他留意了一下前往用齋的僧人人數，和市局治安處提供的該寺僧人人數相符，再看各人的舉止，也都與尋常和尚一樣。其實，那天陸卯才就坐在離老郁不遠的位置，他已經聽鐵真告知來了個雲遊僧，便暗自留意，發現并無異樣。因為之前也曾來過雲遊僧，是以他也就沒有生疑。

第二天，老郁按照規矩，向監院領了份活兒，和幾個小和尚前往寺院後面的山上去檢查有無松動的石頭，以免下大雨時發生泥石流。這活兒不吃力，有點兒像遊山玩水，老郁就跟小和尚聊天似的了解本寺的相關隋況。萬竹寺的住持鐵真法師是個“保密局”不在編的特務，可是，該寺的其他和尚都不是特務，即使那個曾跟蹤嚴德頤的乾靈和尚，雖是鐵真的親信，也并不知道住持的特務身份，更不知道陸卯才是派遣特務的秘密。不過，陸卯才是幾時來萬竹寺的，這些和尚卻是知道的。這樣，老郁跟他們聊下來，就獲得了一條重要資訊：前不久，萬竹寺曾接納了一名新僧人。

當天，老郁就通過專案組預先設定好的傳遞管道把這—資訊傳了出去。專案組接到該資訊後，當即決定，次日出動武裝人員把守住萬竹寺與外界的全部通道，全寺辨認，一旦發現嫌疑分子，立刻拘拿。

這樣，陸卯才就迎來了他的最後一個自由日子。早晨，當全寺僧人進入齋堂用早齋時，專案組十幾名偵查員悄然包圍了齋堂，僧人隻顧專心用齋，竟然沒有發現異樣。當他們用完齋準備離開時，這才發現齋堂的門口都已被便衣警察守住。鐵真見狀不妙，随即提出抗議。他剛站出來，就被文材生和另一偵查員扭住，二話不說給铐上了。這倒并非專案組已經掌握了鐵真的罪證，而是事先分析情況時就已認定，如果敵特分子潛伏該寺，那麼當家掌門的鐵真十有八九有涉，是以必得拿下予以審查。

鐵真一落網，混在人群裡的陸卯才随即被指認出來。警方對全寺進行搜查，在鐵真的僧房裡搜出了陸卯才用于執行密裁使命的無聲手槍、子彈、定時炸彈、定時縱火器、毒藥等。據鐵真交代，這些東西都是由不知姓名、身份的敵特分子在陸卯才到萬竹寺前就已經送到的。

鐵真和陸卯才被押回市局後，各自交代了罪行。專案組得知，陸卯才曾化裝成尋常路人兩次在北書院街郭汝椿新址門前進行過觀察，競讓他發現了對面煙紙店裡有埋伏，于是，他就想通過縱火把蹲守的偵查員引離，這樣，他就可趁機下手行刺了。棺材店着火時，陸卯才就混在混亂的人群中，密切注意着煙紙店，可是，偵查員并未上當，他隻好失望而去。陸卯才還交代，如果當天警方不采取逮捕行動，次日他準備化裝成抄電表的勞工前往北書院街郭汝椿的新址去實施投毒。

1950年12月28日，陸卯才、鐵真被成都市軍管會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其他涉案者嚴德頤、葉金寶、乾靈和尚分别被判處有期徒刑。對于警方來說，“6.28”案件的偵查工作是圓滿結束了，可是，作為該案的衍生線索——比如嚴德頤的特務上司、給鐵真和尚運送特工器材以及寄發指令等的潛伏特務，後來雖然組織過專門調查，但始終未能獲得任何線索。這對于杜貴寶等老公安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