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之227：“二戰”中的天津猶太人

不正常人類百科：老故事

不知道什麼緣故，我是這樣的悲哀；一個古代的童話，我總是不能忘懷。

天色晚，空氣清冷，萊茵河靜靜地流；落日的光輝照耀着山頭。

那最美麗的少女坐在上邊，神采煥發；金黃的首飾閃爍，她梳理金黃的頭發。

她用金黃的梳子梳，還唱着一支歌曲；這歌曲的聲調，有迷人的魔力。

小船裡的船夫感到狂想的痛苦；他不看水裡的暗礁，卻隻是仰望高處。

我知道，最後波浪吞沒了船夫和小船；羅累萊用她的歌唱造下了這場災難。

——引自海涅《羅累萊》這首題為《羅累萊》的詩，是猶太詩人海涅最優美最著名的作品，它被譜上曲子，一百七十多年來被廣為傳唱，即使在希特勒統治時期，海涅的作品被焚禁，納粹仍不得不以“無名詩人”的字樣取代海涅的名字，允許這首歌的流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批猶太難民避難中國，進入天津，這首歌也唱到了天津。

現在，在德國，這首歌已經成了和平生活的象征，《羅累萊》也成為萊茵河的象征。

一、飛來的史料

2002年2月19日，我收到了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39份史料影印件。那天，正是春節七天長假之後第一天上班，稿件、信件、報紙大樣，整一天被文字狂轟濫炸，到了打開家門的時候，已經對一切有墨迹的東西深惡痛絕。我無意間擡頭，卻看見了它——一隻大16開的牛皮紙信封，安靜地躺在樓梯拐角的窗台上，封皮上大筆大畫地寫着“宋安娜收”。我立刻大叫起來。“真的是它！它真的飛來啦！”我抱着它沖進房間，顧不得脫鞋換衣服，抄起剪刀果斷地剪開封口，一篇篇查驗，絲毫不差，正是我所登記的那39份。算一算，距我在史料館填了“複寫申請”至收到它，僅僅二十五天。而在這二十五天裡，我一直對它的到來将信将疑。東京到天津不通火車，它必須飛越太平洋，“飛來之物”在漢語裡向來隐含着虛無缥缈、不可信實的貶義。

我開始收集關于天津猶太人的相關資料時，有朋友告訴我，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存有13卷猶太人在中國的檔案。正好這年我受日本外務省之邀，參加了“中國知名文化人訪日團”，在東京将有六天的停留時間，便利用這個機會，請組織這次活動的東京大學教授靳飛先生和天津市外辦有關同志幫忙，敲開了史料館的大門。

坐落于東京都港區麻布台的日本外交史料館1972年開館。現任館長小原育夫先生曾做過日本駐廣州的領事，聽說來了中國客人，便熱情地接待。他手持一份介紹提綱，侃侃而談，不用翻譯，中國話講得極其道地。一打聽，原來卻是哈爾濱生人，生于北而執業于南，與中國的淵源可以說橫貫南北了。小原先生說，史料館儲存着明治維新至1945年“二戰”結束期間幾乎全部的外交記錄，共48000冊供人公開查閱；另外，戰後外交記錄11000冊，原件還在外務省，史料館做了影印件，也分16次陸續公開了。2000年4月，日本頒布《資訊公開法》，要求所有政府部門能公開的都要向公民公開，日本國民要求外交知識為國民共有，他們也正在加快日本外交文書的出版。2002年是日中友好條約簽訂二十周年，史料館已将條約的談判記錄向一家報紙提供，準備不久就會公開。小原先生還說，成田首相于戰後五十年發表講話，就日本對中國和北韓的侵略表示深刻檢討，提出政府要推動亞洲曆史資料的整理。内閣決定成立亞洲曆史資料中心，2001年11月這個中心正式設立，史料館正加緊将有關資料拍成資料膠片，提供給中心。

小原先生沖我微微一笑，說：“史料館向所有人士開放，包括中國公民。”

走進閱覽室，拿出護照例行公事之後，我擁有了一台電腦。13卷有關中國猶太人的檔案均已拍成微縮膠卷，從業人員幫我插入軟碟，我開始查閱了。電腦螢幕上映出一行行日文、俄文，大多是七十多年前日本外務省就中國猶太人問題的往來檔案，還有俄文報紙的相關報道。從業人員又遞過來一份“複寫申請”，要求登記姓名、住址、複制目的，項目十分詳細。在複制用紙一欄内，甚至列出B5、A4、B4、A3任選。我在A4上畫了圈。然後我得知，隻要再将我需要的頁碼按編号填在申請表格内，就一切妥當了。

真的就“一切妥當了”嗎？外務省派來的翻譯田中小姐轉述從業人員的解釋：史料館的複制與送達工作交給了一家專業公司來做。他們将按照我所要求的頁碼影印史料，然後通過郵局郵寄到我登記的位址處，郵件到達後才收費。

我的位址在中國呀！

沒有問題。從業人員說。

他認真地檢查我的位址，有幾個字因為寫連筆了，他在旁邊重新抄寫了一遍。看着他那一絲不苟的樣子，我隻能抱着試試看的态度了。

沒想到一試竟就成功。後來問過日本的學者，他們也常去外交史料館查閱史料，複制資料也都是這個程式，但資料能夠送達中國，對于他們，也是第一次聽說。如今資訊社會，國際郵件已司空見慣，難得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諾，所謂“一諾千金”，這個“金”的純度該比農耕時代更難求。飛來的史料令我如托千金。當然，這個重量還包括史料館從業人員的服務品質。

而我所選的這39份史料影印件，全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存留的有關猶太人在中國活動的密電和相關報道。檔案和報道大部分是俄文和日文，經過專業翻譯人士的努力，我看到了如下文字：

機密第254号

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駐海拉爾

領事代理三村哲雄

駐滿洲國

特命全權大使植田謙吉殿下關于避難猶太人赴支那事件從德國被驅逐的30名猶太人于上月24日乘滿鐵國際列車進入滿洲裡，在滿洲裡停留一夜分别奔赴支那的各個地方。上述人員在滿洲裡的情況相信您已經得知，不過，由于當地憲兵隊又獲得最新的情報，故通報給您以供參考。

本件抄送至外務大臣

附記

一、到達滿洲裡的時間從德國被驅逐的30名避難猶太人聲稱要在中北支那地區求職，于是乘坐11月24日17點50分到達的滿鐵列車入滿，在滿洲裡停留一夜後乘同一列車于25日經由山海關赴支那。

這些猶太人透露說他們沒有固定的職業，漫無目的地決定要去支那。還有一部分人流露出想在哈爾濱新京方面住下來的意向，但基于外務省關于猶太難民進入國内調令的旨意沒有允許，經請示讓他們奔赴了支那。

二、旅行者的态度在滿洲裡停留期間雖無法認定有特别的動靜，但該地區外事辦的人員及相關人員透露了他們的如下言行：

德國對于猶太人的鎮壓早在與意大利合并之前就開始了，此後逐漸地蔓延到了整個國内。原本就受到德國人的歧視對待，自從發生了槍殺駐巴黎、德國大使及書記事件以來又進一步迅速惡化，最終導緻了遭大量驅逐的處置，以至于我們也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了。

根據最初的旅美協定，從維也納赴柏林經美國領事館發給簽證後就可以申請了，可是有許多想赴美旅行的人最終未能達到其目的。據此，他們想入滿後在哈爾濱或大連等地再次請求美國領事館，如果在滿洲國内還不能發給的話，就預定奔赴上海請求當地美國領事館發給簽證。

居住在天津的猶太人約600戶共計1800多人，可算是人數衆多，而且這些人大都有供自己生存的職業。是以，原以為即使在中國沒有熟人，依靠這些同胞也可以求得職業，開拓出新天地。可是，與預期結果相反，他們在許多事情上都遇到挫折，故而才有了要赴美的意向。

德國當局在他們離開之際，不問男女老少，每人一律隻允許攜帶去往目的地的車票及相當于現金10馬克（約15元）、所持物品1000馬克（約1500元）的行李物品，超出部分不許攜帶。是以，讓他們直接在中北亞支那地區從事商業活動是很困難的。

還有就住宿等其他相關事項作了如下問答：

辦事員：作為國鐵方面可提供一輛備用客車，以充當乘客休息的地方。但是該車輛的定員為20名，超出的人員到旅館投宿。

猶太人：我等身無分文，無錢投宿。“八六”警察曾跟我們說，到了滿洲裡就能為全員在列車上提供住宿等一切友善。然而事實卻相反，對此我們感到很遺憾。希望現在就能再為我等提供一部車輛。

辦事員：對于不能進入本國的外國人，隻要認定是沒有攜帶金錢，需要公或私方面救助的，就可以根據違反“外國人入境管理規則”，請你們迅即撤離本國。

猶太人：那我們就根據協定住到“旅館”。

辦事員：車票為大連經天津到上海的，不過也要經過山海關。

猶太人：如果是這樣的話，退票的問題在什麼地方解決呢？我們原打算乘坐大連—上海線路的……

當翻譯譯到這段對話時，他特意告訴我，從辦事員語氣看，他們當時的态度非常蠻橫。

二、“恐怖之夜”

這蠻橫穿越七十多年曆史時空，跌落到我的電腦鍵盤上。

我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1938年。德國納粹政府逮捕了1.7萬僑居德國的波蘭籍猶太人，用悶罐車将他們拉到德波邊境。10月28日深夜到29日淩晨，首批猶太人被德國武裝部隊趕出邊境。面對波蘭邊防軍的機槍，他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其中，猶太裁縫格林斯潘不幸身亡。11月7日，格林斯潘年僅17歲的兒子赫舍爾隻身闖進德國駐法國大使館，意欲刺殺德國大使，為父報仇。三等秘書恩斯特·馮·拉特出來接見，青年連開五槍，拉特當即斃命。11月9日黃昏，納粹黨老戰士在慕尼黑舊市政禮堂聚會，紀念啤酒館暴動十五周年。拉特死于猶太青年之手的消息傳來，希特勒立即離席與戈培爾低語，然後匆匆離去。戈培爾回到餐廳，宣布元首決定：拉特之死已經引起部分地區反猶騷亂，這些騷亂既不是黨策劃的，也不是黨組織的，但不必加以制止。在場的納粹黨頭目心領神會，紛紛跑去打電話，緊急指令通過電波傳遍德國各地。當晚，納粹分子在全德搗毀猶太人财産，猶太人聚居區大火熊熊，猶太人的住宅和店鋪遭到洗劫，無數猶太會堂被付之一炬，許多奔逃的猶太人被暴徒殺戮，上萬猶太人被送進死亡集中營，大批猶太人被迫背井離鄉，淪為難民。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恐怖之夜”。

“恐怖之夜”作為“二戰”期間納粹迫害猶太人罪行的一個标志永遠地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但納粹對猶太人實行大規模迫害卻并不始于這一天，而是在它一上台就開始了。

納粹首先在文藝領域掀起排猶惡浪。1933年5月，他們開始大肆焚燒猶太著者的書籍，馬克思、恩格斯、李蔔克内西、伯恩斯坦、列甯等人的著作都在禁書名單上。文藝場所禁止猶太人進入，音樂廳和歌劇院的門上，赫然挂出了“猶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惡浪很快波及教育界，從幼稚園到大學，猶太人都被禁止擔任教職。

此後，一系列排猶法令紛紛出籠。1935年9月15日，納粹黨代表大會準許了《德意志帝國公民法》和《日耳曼種族及榮譽保護法》。公民法規定，隻有日耳曼血統的國民才是帝國公民，從此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種族保護法規定，禁止猶太人與德國公民或日耳曼血統的公民結婚，或發生非婚姻的性關系；禁止猶太人雇傭45歲以下德國公民或日耳曼血統的女仆；禁止猶太人使用德國國旗的顔色和其他規定顔色，如若違犯，就會被送入牢房，其中大多數人将被處以死刑。

随着以上兩個法令的實施，德國境内的猶太人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猶太人被強迫遷移進猶太人居住區，禁止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發生接觸。

猶太人的住房必須張挂大衛星章，猶太人外出必須佩戴大衛星章。猶太人不得跨出指定區域。猶太人不得乘坐有軌電車和公共汽車。猶太人晚8時以後禁止外出。

猶太人獲得食品要使用印有“猶太”字樣的供應卡。魚、面粉制品、雞蛋、牛奶等生活必需品被切斷供應。

“恐怖之夜”以後，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猶太人的财産在“恐怖之夜”損失慘重，而猶太人大多數都投了保險。面對巨額賠付金，納粹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由保險公司支付的賠償金将由國家全部沒收，部分返還給保險公司；然後再向所有猶太人社團征收10億馬克的“罰款”，“償付這次騷動所造成的損失”；此外，禁止猶太人獨立從事任何交易，甚至出賣勞務也被認為是非法的。會議達到高度共識：要把猶太人從德國的經濟生活中徹底排斥出去。

德國猶太人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要生存，隻能離開德國；與此同時，納粹修建了一個又一個猶太人集中營，它們正張開血盆大口，吞噬着猶太人的生命，這讓猶太人逃亡的渴望更加急迫了。

戰後，據不完全統計，在歐洲共有600萬猶太人被殺害，其中400萬人死于納粹的集中營。

中國對猶太難民說：“歡迎！”

我看到逃亡、逃亡，随着納粹鐵蹄踐踏歐洲更廣闊的腹地，猶太人逃亡的人數越來越龐大。

但是……

英國政府自1937年秋後便嚴格限制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美國對猶太難民關閉了大門；日本駐立陶宛科夫諾領事館的杉原千畝在十九天裡簽發了6000份簽證，但日本政府對猶太難民的寬容政策是有前提的，難民隻能在日本滞留二十一天，二十一天以後必須離境；隻有中國打開了大門。中國對猶太難民說：“歡迎！”

猶太難民避難中國，有兩條途徑：一條是由海上，乘船曆經風浪颠簸在上海登陸；另一條是走陸路，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國”入關，進入天津。

于是，便發生了“關于避難猶太人赴支那事件”，我也便看到了日本外務省記錄這一事件的曆史檔案。

正是這頁檔案，為我掀開了天津猶太難民這一龐大群體的冰山一角。

至今沒有準确的數字表明，“二戰”中究竟有多少猶太人逃來中國避難；至今也沒有準确的數字表明，在那個倉皇的大逃難人流中，究竟有多少人進入了天津；我隻能從能夠找到的史料、從能夠覓到的蛛絲馬迹中去尋找答案。

我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答案，隻是一些感受，感受那命懸一線的驚恐，感受那驚魂甫定的倉皇。

當人被死亡追逐并且無處藏身時，有什麼比一片安全的立足之地更重要的嗎？

翻閱天津猶太協會上世紀40年代的成員登記表，我找到了這樣的記錄：

泰來飯店居住過的猶太人：别拉門，男，67歲，商人，1940年來中國；格林士天，男，43歲，商人，1935年來中國；克波蘭，男，63歲，商人，1937年來中國；高幹，男，68歲，包工，1944年來中國；叩布立次，男，40歲，商人，1936年來中國；中央大樓48号住過猶太商人以似别以給一家，男主人34歲，女主人28歲，他們有兩個女兒，一個4歲，一個2歲，全家于1931年來到中國；43号住過咖啡店經理毛根夫婦，他們于1936年來到中國；49号住着一位60歲的家庭主婦，她隻身一人，1941年進入中國，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親人。

維多利亞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大樓3号、13号、16号均住過猶太人，其中有1941年來中國的家庭主婦，有1941年攜母親、妻子一起來中國的公司雇員，有1941年扶老攜幼與老母和4歲兒子一起來中國的商人。

這些人毫無例外，全都是“二戰”期間來到天津的猶太難民。他們從納粹的魔掌下逃脫，曆經千難萬險來到天津。在那些客房和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他們驚魂初定，慶幸死裡逃生，然後打開行囊，安排往後的生活。這些客房和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往往是中轉站，待他們漸漸熟悉了天津的環境，謀到一份工作，或找到某種經商的途徑，他們會将目光放開，天津五大道和小白樓地區充滿歐陸風情的街道和裡巷便進入視野。于是，他們走出客房，走出中轉站，在天津真正安下了家。小白樓協長裡、先農裡、寶山裡、養和裡、江夏裡“二戰”期間都有猶太人的家庭居住過。

這些記錄還表明，天津的“二戰”猶太難民分兩種人群：一種由于納粹的迫害從歐洲各地逃來中國；另一種則由于日本侵略軍占領東北，大批日本浪人湧入“滿洲國”，霸占猶太人的财産，槍殺綁票，原居東北的猶太人生活與經商日益艱難，于是紛紛南下，落腳天津。

兩個猶太難民群進入天津的時間段略有前後。原居東北的猶太難民逃來天津的在20世紀30年代初，以1931年日軍占領東北為時間标志；原居歐洲的猶太難民逃來天津的，在1938年左右一直持續到40年代初期，以1938年11月9日納粹制造的“恐怖之夜”為時間标志。

從目前居住在海外的天津猶太人零星的回憶裡也能覓到難民們的蹤影伊莎貝爾·瑪納德（IsabelleMaynard）在她的自傳《中國夢——一個猶太人在天津長大》中記述了兩個有關猶太難民的情節。

猶太人勃瑞沃曼是個藥劑師，他與母親、妻子和女兒一起生活在德國。1939年，他隻身一人輾轉來到天津，寄住在舊英租界37号路（今重慶道）一個猶太人家庭裡。很快，他的怪癖引起了周圍猶太人的關注。他渾身上下衣衫褴褛，胳膊肘和袖口處都已磨破，頭上戴的淺頂軟呢帽沾滿污漬，腳上穿一雙打滿更新檔的鞋。他害怕與人交往，躲避着所有的人。他害怕陽光，習慣在黑暗中生活，隻有黑暗才能給他安全感，隻有在深夜裡，他才能自如地進食和行走。關于他的種種猜測和傳說在天津猶太人界不胫而走。他經曆了最慘痛的命運打擊。就在那個“恐怖之夜”，他外出辦事一夜未歸，當他在第二天早上回到家裡時，全家人都不見了，被人帶走了。被誰帶走了，他不知道；帶到哪裡去了，他也不知道。他隻知道他的母親、妻子和女兒再也沒有回來。一夜之間生離死别，巨大的痛苦鞭打着他，他像瘋了似的沖到了大街上。在這之後，關于他的傳說出現了兩種版本。有的說他沖上大街以後殺了一個人；也有的說他一下子殺了許多人，他會調劑毒藥并且擁有諸多藥品，他在納粹的飯鍋裡下了毒。納粹瘋狂地搜捕他。在朋友的幫助下，他躲進一個黑暗的地窖，一藏就是一年。漫長的三百多個日夜，他與老鼠為伍，靠朋友從地面上一個小洞系下食物來維持生命。與世隔絕，他幾乎忘卻了自己是人的身份，而像身邊無處不在的老鼠那樣生存，饑餓驅使他在黑暗中尋找一切可以咀嚼的物品。漸漸地，他的眼睛隻能在黑暗中才有視力。

藥劑師勃瑞沃曼後來得到天津猶太人界的幫助，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猶太俱樂部的衣帽間做服務生。衣帽間裡邊有一間小屋，他在那裡安頓下來，從此在天津用漫長的歲月治療心靈創傷。

位于小白樓的維多利亞咖啡店裡有一個四重奏小樂隊，其中小提琴手、猶太人勃曼也來自德國。戰前，他是柏林愛樂樂團的演奏家，為逃避納粹的迫害來到天津，與他的夥伴們組成小樂隊，靠在餐館裡為食客表演樂曲來賺取部分生活費用。維多利亞咖啡店裡的收入不足以彌補家用，勃曼還要另外再打兩份工。他和夥伴們走遍天津的大街小巷，在婚禮和有錢人家的宴會上演奏；他還開設了小提琴課程，收取授課費。他将自己的時間安排得很緊，人們總能看到他流着汗演奏，看到他飛快地抹去臉上的汗水而不丢掉任何一個音符。他的琴弦上總是缭繞着多瑙河的波聲和維也納森林的氣息。對故鄉的思念讓他的心經常隐隐作痛。

藥劑師和小提琴手是我目前能夠搜集到的零星個例。像這樣的故事，在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應當很多，隻是時間太久遠了，它們大多已經被埋藏在曆史的那些不為人知的角落，一旦有機會被發掘出來，它們所蘊涵着的生命意義将感動世界。

難民的大量湧入使天津猶太人數迅速增加。1932年，從東北流落津門的猶太人日益增多，天津猶太慈善協會曾于11月16日在西湖飯店召開慈善跳舞大會，用籌集到的款額資助猶太難民。當時的《益世報》還專門報道了這條社會新聞。據上個世紀30年代末期美國出版的《猶太年鑒》記載，1935年在天津的猶太人數達到3500人，這基本可以看做是第一次猶太難民潮後天津猶太人的數字，到了1940年前後，第二次猶太難民潮來臨，但可惜的是，随着這次難民潮進入天津的猶太人數字卻至今沒有确切的統計。

三、“二戰”期間的“天津猶太人現象”

“二戰”期間，進入中國的猶太難民落腳東北、華北和江浙沿海等城市，以上海、哈爾濱和天津為最多。

北有哈爾濱，南有上海，天津居于兩城之間。北距哈爾濱，南距上海，天津與這兩座城市的距離幾乎相等。

正是這“相等”耐人尋味。

“二戰”期間是世界猶太人遭受大規模迫害的時期，在上海和哈爾濱的猶太人都受到相當程度的迫害。東北早于天津淪陷，日軍和日本浪人在哈爾濱胡作非為，猶太人經商、生活變得日益艱難，大批猶太人紛紛南下，形成由北向南流動的猶太難民潮。在上海，日本侵略軍設立了虹口猶太集中營，強迫猶太難民在集中營内生活，嚴格限制他們自由出入，使上海猶太人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而天津猶太人的命運卻産生了耐人尋味的現象：

“二戰”時期納粹思想甚嚣塵上，在外國僑民中歧視猶太人的現象時有發生，但天津沒有出現社會性的排猶傾向，也未發生大規模的排猶事件。

“二戰”時期，天津猶太社群在惡劣環境中不僅沒有被摧毀，反而得到長足發展。社群主要公益建設項目，如猶太俱樂部和猶太會堂相繼落成，結束了天津猶太人長期以來租借戈登堂舉行節日慶典和宗教活動的曆史，并使天津猶太人第一次有了自己固定的社交活動場所。兩個公益建築的落成使用，為提升天津猶太人的民族意識、凝聚天津猶太人的社會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

這可以稱為“二戰”期間的“天津猶太人現象”。

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現象呢？

第一，“二戰”期間天津還基本保留着租界的格局，尤其是英法租界，日本占領軍在太平洋戰争爆發以前，對那些地區沒有控制權，而天津猶太人多數生活在英法租界，雜居于多國僑民之中，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社群生活秩序；

第二，“二戰”期間由于猶太難民增多，天津的猶太社群得到擴充壯大，猶太協會利用日本政界、軍界對天津猶太人政策的搖擺不定，為保持社群穩定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約瑟夫·巴隆斯基（JosephBaronsky）在“二戰”期間擔任天津猶太會堂的拉比。據他的孫子索爾·畢祿林（Sol.Birulin）回憶，天津淪陷後，祖父的牧師身份得到日本侵略當局認可。每當出現有關天津猶太人的事情或問題，他都會被叫過去，作為聯絡員或猶太人代表，解決問題。

索爾當時隻是個孩子，還不很明白大人們的事情，但他清楚地記得祖父每次從日本人那裡回來總是愁容滿面。他抱怨、不滿，卻不得不按照日本人的指令去做。索爾記得這樣一件事：日本占領者指令猶太人和其他非猶太天津人必須到日本人開的雜貨店買東西。每個家庭都發了一個小冊子，用來記錄這個家庭在日本人雜貨店裡買了多少東西。猶太民族有自己的飲食習慣，他們習慣去猶太人開的食品店購買食品。為此，拉比巴隆斯基很氣憤，但他又不得不執行日軍的指令，當然，收入都會直接進入日軍當局的腰包。索爾還記得祖父要定期參加日本人組織的行遊。每次行遊過後，他都跟家裡人發牢騷，說不願意和日本人有過多的接觸，也不喜歡參與日本人的事情。當然，這些話他隻能在家裡說說，不能到外邊去說。就是在巴隆斯基及社群其他上司者的積極努力之下，天津猶太社群決定興建會堂，從籌款到建造，沒有受到日本占領軍的阻撓。

由此可見，當時天津猶太社群的負責人，對日本占領當局采取的是“維持”政策。

我手頭存有一份日本外務省檔案，透露出當年日本對猶政策的隐晦與微妙。

5363秘自哈爾濱大正十年四月

内田外務大臣松島總領事

第76号

當地猶太人中比較穩健的“猶太複國主義者”團體提出，将來要在巴勒斯坦建設猶太國的主張。該團的團長認為，考慮到巴勒斯坦地區的風土酷似日本，是以覺得有必要在該地區采用大陸的農業方法。為此，他們有意派約20名猶太青年到日本留學兩年，以研究大陸的農業方法，然後再讓他們回到巴勒斯坦。他們的這種願望雖然沒有以任何形式向本官提出申請，但據說已向我陸軍處表露了其意向。但是猶太人具有不喜歡勞動的國民性，上面所說有可能隻是其表面的理由，他們還有可能在大陸進行過激的宣傳，毋庸置疑的是我們理所當然地應阻止其行為的發生。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考慮，如果他們的目的真是進行宣傳的話，就會想盡各種辦法進入本國，以達到宣傳的目的。此次如以研究農業方法為名讓他們一起進入本國的話，就可以對其進行嚴密監視，而且如果有什麼不軌行為，可采取驅逐、對行為人采取取締等方法，相信反倒變得容易了。

此外，關于此次猶太人團體旅行護照的簽證方法，當其向貴館提出申請時，希望能充分考慮本官所持态度。

四、“河豚計劃”

東京大學教授靳飛先生将他收集到的一些有關“二戰”期間日本政府對猶太人暧昧态度的資料從東京寄給了我。這些資料涉及日本外務省一批失落的檔案，尤其是李嘉所著《蓬萊談古說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中《河豚計劃——日本人夢想中的猶太國家》，使我對“5363秘”号檔案的時代大背景有了進一步了解。

戰後二十餘年，有人從東京神田的一家舊書店買回一批外務省舊卷宗。那是日本戰敗投降、美軍占領時代于混亂中由外務省流入民間的秘密檔案。這批檔案後來落到駐在日本的美軍軍中猶太拉比.托卡耶手裡。幾年後，托卡耶将它編撰成書，在美國和歐洲同時出版，書名為《河豚計劃》。

“河豚計劃”是“二戰”中日本政府一套高度機密的政治謀略。

日本在占領了大陸東北，拼湊起“滿洲國”傀儡政權，發動“盧溝橋事變”，在進一步大舉侵華的同時，曾制訂過一套代号為“河豚”的秘密計劃。這個計劃拟在大陸東北劃定一大片被日軍占領的土地，收容100萬從歐洲逃亡出來的猶太人，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亞洲的以色列”。

日本當局之是以将這個秘密計劃代号為“河豚”，是因為它像河豚一樣既是一道珍馐美味又含有劇毒，搞得好一本萬利，搞不好便會弄巧成拙。日本當局曾寄希望于“河豚計劃”能夠一箭三雕：争取在美國的猶太人團體和知名人士，消除、減輕美國對日本的敵意；以此來聚斂全球猶太人的财富，特别是美國猶太财團的巨額美元援助，購買日本所需要的軍用物資；在大陸東北強化日本勢力，遏制蘇聯。

給這個秘密計劃冠名“河豚”的日本海軍大佐犬冢惟重說：“這一套計劃非常像河豚。假如我們真有烹饪這一道菜的手藝，假如我們能毫不松懈地警戒猶太人的狡詐的天性，假如我們能繼續不斷地集中注意于這種事，千萬小心不使猶太人運用他們祖傳的聰明的手腕，推翻桌面，倒過來利用我們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假如這件事辦成功，我們必可為我們的國家和我們敬愛的天皇陛下做出一道沒有比這更鮮美而富于營養的菜啦。但是，隻要我們一不小心而失手，它會以最可怕的方式來毀滅我們。”

“河豚計劃”狡詐陰險的本質昭然若揭。

“河豚計劃”聚集了一批日本軍界、政界乃至實業界的所謂“知猶派”，于上個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蠢蠢欲動，自日軍占領東北後便肆無忌憚地着手進行。

日本實業界巨頭、日産創辦人鲇川義介首先提出借用猶太人的财富開發大陸東北。1932年，他應當時滿鐵總裁松岡洋右邀請“視察”東北之後，便提出了這個構想，立即得到關東軍的贊同。1934年，他在外務省的官方雜志上發表論文《招請50000猶太人到滿洲開發的計劃》，日本媒體争相轉載，一時形成輿論熱點。

此後，關東軍開始改善與東北猶太人的關系，安撫留居東北的猶太人。1937年，軍中“知猶派”安江大佐協助哈爾濱猶太人組織了“遠東猶太人大會”；1938年、1939年繼續舉辦，共舉辦了三次，上海、天津和神戶等地的猶太人團體都派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發表聲明，願與日本合作，建立“亞洲新秩序”。

1938年12月5日，在東京召開的“五相秘密會議”将“河豚計劃”國家政策化。出席會議的總理大臣近衛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陸相坂垣征四郎大将、海相米内光正海軍提督和藏相兼工商相池田成彬，這五個人加上天皇，組成了“二戰”期間日本國運決策的最高集團。會議決定：“大陸顧及本國之急需外資及對美國關系之改善，亦不可步德、意後塵而拒絕猶太人。”

“五相秘密會議”使“河豚計劃”進入緊鑼密鼓的操作階段。1939年6月，由犬冢、安江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石黑共同草拟出長達90頁的報告書《導入猶太系資本之調查分析》，以接受猶太移民來中國開拓居住地為中心，以居住在上海的中東系猶太富商，如哈同、沙遜等的資本為對象，再進而吸引在歐美的猶太金融集團的投資。

“五相秘密會議”之後，日本的對猶政策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一方面，日本政府默許它在歐洲的領事館和駐俄羅斯大使館發簽證給少數猶太難民，使他們能夠由西伯利亞經海參崴到達神戶。在從歐洲逃出的78.5萬猶太難民中，有4600人是走這條漫長而寒冷的道路，靠“河豚計劃”的餘蔭，得以進入日本，後來又輾轉到達上海而進入中國的。

另一方面，日本人利用種種途徑試圖接觸美籍猶太人，想出售他們的“河豚計劃”。日本選擇的第一個買主是全美猶太社會發言人、世界猶太協會會長史蒂芬·懷斯。懷斯與羅斯福總統交誼甚厚，日本人認為他對美國政府的決策有着很大的影響力。1940年1月，日本商人田村光三受命前往懷斯的事務所拜訪。“河豚計劃”能否推行，全靠這次會談成功與否了。懷斯是一位具有強烈正義感的人，對日本侵略中國非常憤慨。他對田村說，日軍占領南京，屠殺中國平民30萬，任何外國人決不願意住在日軍占領的土地上，因而斷然拒絕了田村的遊說。

日本陰謀家用十幾年時間與精力制訂的“河豚計劃”，就這樣不堪一擊，頓時瓦解。

受“河豚計劃”影響，天津日軍對猶太人奉行“懷柔”政策，天津猶太社群負責人對日軍也對應采取“維持”政策。

1937年至1939年，在日本占領軍的扶助下，三次“遠東猶太人會議”均在哈爾濱召開，天津猶太社群也派人出席了會議，并在會上作了《天津民團業務報告》和《天津避難民問題報告》。

會議選出了第三屆遠東猶太人代表大會議員十三名，天津的代表有三人當選：達維爾·埃夫列莫維奇·哈賓斯基，48歲，無國籍，皮毛商；尤達·莫依塞維奇·貝奈爾，55歲，無國籍，從商；喬伊·莫裡斯，48歲，美國籍，從商。

天津猶太人代表向會議提供的《天津避難民問題報告》指出，1939年12月8日，已有169名歐洲避難民申請者獲準來天津居住，還有128人未定。持許可證抵達的人已有56名。天津猶太公會附屬的避難難民委員會将盡力解決有關避難民的一切問題，如入市許可的請願、就業、财力援助等……（見滿鐵調查部《第三回極東猶太民團代表大會概觀》）

利用日本政府的“河豚計劃”，天津猶太人在戰争的陰雲籠罩下，謹慎而機智地推進社群建設，小心翼翼地維護着自己的安全。

雖然“河豚計劃”破産，但日本軍界、政界始終沒有徹底放棄利用猶太人的想法。

1944年春，天津的猶太俱樂部突然來了幾個日本軍官。

“你們都過得好嗎？”他們的語氣十分和藹，“你們在此是否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厚待？對自己的宗教生活有什麼基本的要求？”

猶太人迷惑不解，隻能答道：“一切都很好。”

這幾個日本軍官随即離去。

幾個月之後，預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俱樂部收到一份電報，稱來自北平的一個日本進階使團下周六将抵達天津，讓猶太社團的一位官員去迎接。

當時負責天津猶太人公會的别洛卡曼（ZeligBelokaman）是個高大結實的西伯利亞人。電報令他十分恐怖，以緻在火車站接到該使團團長日高富明大佐及其随員時一直忐忑不安。将日本使團迎至俱樂部後，在餐廳盛宴款待，當中的長桌上擺滿了俄式菜肴：熏鲑魚、涼拌洋芋沙拉、鵝肝醬，外加一瓶120标準強度的冰鎮俄國伏特加。食物是用來助酒興的，而别洛卡曼等要借酒探明來者的意圖。日本軍官開懷暢飲，幹杯祝諸位健康。可就在毫無迹象的情況下，日高富明突然起身，發表了一通演說。

“這場戰争進行得為時太久。美國人遭殺害，猶太人遭殺害，日本人也遭殺害。日本和美國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似乎沒有必要繼續這場愚蠢的戰争。我們知道猶太人在美國有巨大的影響，羅斯福總統就是猶太人，他的進階顧問也是猶太人。我們相信你們能夠影響羅斯福，使這場戰争迅速而适時地結束。我們請求你們向在美國的同胞發表廣播講話，告訴他們實情——在日本統治下猶太人并未受到虐待，日本對猶太人恩禮有加。這樣或許能設法結束這場戰争。”

日高落座後，所有在場的猶太人目瞪口呆。這會不會是個圈套，試探他們是否忠于日本人？日本人期待得到怎樣的回答？他們默不作聲，一個勁兒地斟酒。

幾分鐘後，日高又一次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臉上泛着酒性發作的紅光。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用手敲着桌子大叫道：“夠了！夠了！現在應該回答了！”

别洛卡曼緩緩起身，仿佛他下面的一番話已經考慮了十天而不是十分鐘。

“我們猶太人比你們更了解我們的美國同胞，日高先生。倘若我們對他們發表廣播講話，他們肯定十分驚訝。也必定要問：為什麼不是在兩年以前或兩個月以前？他們會認為廣播講話的原因是日本現在衰落了。假定他們如此推斷，就不會做出如你們所期待的那種反應，相反，他們會更猛烈、更有力地向你們進攻。也許，這并非對你們最有利。”

日高仔細傾聽，接着與随員們交換意見。最後他說：“你的回答很好，我将報告東京。但是，如果我們請求你發表廣播講話，你會怎麼樣？”

别洛卡曼回答：“絕對立即執行，但并非照你說的那樣講。”

宴會在這種明确的答複後結束。日本使團傳回北平。天津的猶太人從此再也沒有聽到有關日高的消息。

五、“來自奧地利的白求恩”

天津于1937年7月底淪陷。日本侵略軍占領了英法租界以外的全部市區，并多次封鎖租界，在英法租界出口處設定鐵絲網和檢查崗，嚴格控制出入，盤查來往行人，搜身、逮捕，将租界出口變成了鬼門關。

租界猶如孤島，物價飛漲，生活必需品奇缺。猶太人與天津人民一道，忍受着戰争帶來的災難。

面粉很難買到，即使買到，也常常被蟲蛀或黴爛。燃煤幾乎斷了供應。為了取暖，幾家猶太人擠到一個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生一個爐子。有個主婦發明了通過燃燒動物糞便取暖的方法，猶太家庭一傳十、十傳百，大街上的馬糞、狗糞在一個早晨身價倍增。食品店忽然來了一批蜂蜜，猶太主婦們呼朋喚友、蜂擁而至，頓時搶購一空。

1939年7月，連日霪雨，海河上遊河水猛漲。日本人隻顧下鄉“清剿”，并增兵去打八路軍；替日本人辦事的漢奸們又隻顧為虎作伥，搜刮民脂民膏，哪裡顧得修河整堤，進入8月，狂風暴雨下所有堤埝都不堪一擊。大水沖進市區，天津被洪水淹沒。天津猶太社群的青年組織貝塔（Betar）号召救災，猶太青年積極響應。集合的指令是通過口頭傳播的，因為電話網線已經被大水沖毀。猶太青年們紛紛走出家門，乘船集中到猶太學校，有人烤面包，有人做蠟燭，有人找平底船，還有的撐船在街上漂來漂去，将生活急需物品發放給大家。人們從家裡的窗戶把籃子放下來，猶太青年往籃子裡給他們放進去面包和蠟燭，按需供給，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一視同仁，許多天津市民都受到他們的赈濟。

一些天津猶太人還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地幫助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有的還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争的前線。德籍猶太人基爾茲大夫（WolfZilz）和俄羅斯猶太人裡奧·萊溫（LeoLevin），合夥在英租界租了一個倉庫，專門給從淪陷區跑出來的中國學生作避難所，并幫助他們從天津投奔未占領區，掩護愛國學生離開天津參加抗日軍隊。

奧地利籍猶太醫生理查德·傅萊（RichardFrey），在抗日戰場上被中國軍民譽為“來自奧地利的白求恩”。他千辛萬苦逃出天津，到達晉察冀解放區，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上司的八路軍，随軍行醫，救助八路軍傷員。

傅萊于1920年生于奧地利維也納一個普通職員家庭。他同情底層人民，參加了維也納勞工運動并于1937年加入奧地利共産黨。1938年，法西斯德國吞并奧地利，傅萊的名字被列入蓋世太保的黑名單，随時都有被捕殺的危險。這年12月，在奧共地下組織的幫助下，他緊急轉移到意大利，然後輾轉來到中國。

傅萊到中國的目的隻有一個：找到八路軍，走上反法西斯戰争的前線。

傅萊的從軍之路曆經磨難。他從歐洲乘遠洋輪船停靠香港時，聽說宋慶齡正在香港，便在停靠的半天時間裡下船去尋找。香港那麼大，他又人地生疏，結果無功而返。1939年1月15日，輪船抵達上海。上海是當時進入中國無須簽證的自由港。傅萊揣着口袋裡僅有的五個馬克，來到位于虹口的一個猶太難民接待站，運用他的醫療知識為難民服務，同時千萬百計尋找投奔八路軍的途徑。這年春天，為了就近打聽八路軍的消息，他毅然北上，先後在北平、邢台和天津從事醫務工作。假期，他還專程跑到北戴河，想進山尋找冀東八路軍，不想碰上日軍的封鎖線，隻好悄悄退回。1940年，正在天津德美醫院化驗室工作的傅萊結識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會任職的進步人士美國人哈本德。哈本德與中共北平地下黨有秘密聯系，将傅萊反法西斯的執著精神傳達給了中共黨組織。1941年秋，經過北平地下黨的安排，傅萊在地下交通員的掩護下終于來到八路軍平西抗日根據地司令部。

傅萊的名字“傅萊”這兩個字，是聶榮臻司令員按照譯音，為他取的。

傅萊來到白求恩衛生學校，從事醫療教學和戰地救護。他工作熱情高漲，并且很快就融入到革命隊伍中。僅用了半年時間，他就能用中國話與戰士和農民交流了。由于敵人的封鎖，抗日根據地藥品奇缺，瘧疾流行。傅萊也在“打擺子”，仍然以頑強的毅力支撐着身體，向中醫求教。他找到一套用針灸治療瘧疾的辦法，又找來許多縫衣針，到作戰部隊試驗、推廣，許多戰士通過他的土法治療恢複了健康。1944年，傅萊來到延安，在延安醫科大學從事傳染病内科教學。毛澤東親切接見了他，當面誇贊他是個“洋中醫”。可見傅萊的事迹在我抗日根據地流傳之廣。

解放戰争時間，傅萊帶着聽診器和X光裝置，跟随野戰軍轉戰華北。解放天津的戰役打響了，這位從天津走出的國際主義戰士，又回到他抗日征程的起點。他冒着槍林彈雨搶救傷員，為天津的解放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六、黑市買賣國籍

下面的這個場景我無法看到，就是伊莎貝爾本人當年也沒能看到。她隻是聽，以一個少女的敏感和纖細，聽。我猜想，那時女孩一定就在隔壁，隔着一道薄薄的牆壁，牆壁的另一邊，有一群猶太男子。

“紳士們，讓我們去拿葡萄牙人提供的官方檔案吧。我們現在的檔案已經無效了。”

女孩父親的聲音：“可我們會惹日本人生氣的。日本人會認為我們站在葡萄牙人一邊。”

“這就是我們猶太人全部的麻煩！我們拿到真正的護照就會好些，日本人會尊重我們。”

女孩父親：“可那要花錢呀。我聽說一個葡萄牙護照至少要8萬元。”

“那樣一切不就自由了嗎？當然需要花錢啦。可是我們将會有正式的檔案證明身份，不是什麼都說明不了的小卡片了。‘無國籍人士’，去他的吧！”

“我聽說某某已經買了一個葡萄牙護照，他稱自己為葡萄牙人。”

笑聲。

“我說‘玫瑰就是玫瑰，猶太人就是猶太人’，不論他給自己買了什麼，沒有一個人會認為他是葡萄牙人。”

“紳士們，紳士們，我們确實需要正式的官方發的護照！葡萄牙大使館正開了價向我們提供呢！我們難道要放棄這個機會嗎？”

“我們需要想一想。下一次開會再定吧。”

這個場景發生在當年法租界路易斯街的一個僻靜角落。

那是間不為人注意的簡陋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由兩家猶太人合住着，擁擠、淩亂，仿佛主人随時都準備卷鋪蓋走人。這場景猶太人太熟悉了，奔逃前的猶疑、惶恐，全部生活都染上倉皇的顔色。

天津猶太人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俄羅斯。他們在俄國十月革命後逃來中國，從此失去國籍，被稱為“無國籍人士”。他們如果想離開中國，必須取得某一國國籍，然後才能申請簽證。黑市買賣國籍很快便在猶太人社群中悄悄盛行起來。

戰争！等待猶太人的仍然是牢獄和逃亡這一切開始于1941年12月8日。

前一天，日軍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當晚，羅斯福總統對日宣戰，太平洋戰争爆發。

1941年12月8日，鋪天蓋地的大雪席卷津沽。大雪從清晨降落，雪片猶如手掌般大小，一如手掌般有力，咝咝地敲打着街邊人家的窗玻璃。有一個猶太人很早便被大雪吵醒了，他透過窗玻璃往外看，窗玻璃被雪糊住，隻剩下中間圓圓一個洞。他哈一口氣在玻璃上，就看到了以下景象：

街對面英國領事館大樓上每天早晨迎風飄揚的英國旗不見了。

往日裡那些肌肉強健、頭戴無檐帽站崗的印度衛兵也不見了。

平日總是關閉着的厚重的大門現在大開着，卻沒有汽車進出。

威嚴的大樓此刻像個疲憊的寡婦，等待着宣讀她剛剛死去丈夫的遺囑。

這個猶太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此之前，雖然天津陷落，但日本人始終沒能取得對英法租界的控制權。就在這一天，日本軍隊進入租界，對天津實作了實際意義上的全面占領。

早上7點半。猶太少年賽穆爾·米勒像往常一樣走在上學的路上。積雪很深了，每走一步，腳下都吱吱嘎嘎作響。響聲讓少年漸漸興奮起來。從博羅斯道（現煙台道）福康裡他的家到文法學校，每天要走三十分鐘，登上牆子河上的小橋，就能看見學校灰漆鐵門上方的雕花花飾了。很奇怪，這條路他天天走，今天卻不尋常。不尋常在哪裡呢？少年來不及細想，吱吱嘎嘎的聲響催促着他，不知不覺，他越走越快，後來幾乎小跑起來。他本不想跑，但有股神秘的力量催促着他，推動着他。鞋底與雪摩擦的聲音越來越大，響聲刺耳。啊，是周圍太靜了，街上幾乎沒有人。偶爾有個把行人，卻都低頭急行，仿佛害怕看見周圍，害怕與擦肩而過的人對視。

出事了。賽穆爾對自己說。當他走過英國兵營，看到那裡擁擠着許多日本士兵時，他的心怦怦地像要跳出胸腔。出事了！

文法學校大門外已經擠滿了學生，從7歲到18歲不等，這些往常從未安靜過一時一刻的學生，此刻鴉雀無聲。他們擁擠在校門外，與校門保持一米多距離，再不肯向前一步：校門内外有十幾個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在走動。

塞穆爾擠進人群，一個同學壓低了聲音告訴他：日本人占領了學校，我們不能讀書了。身邊一個女生帶着哭腔兒說，我們的校長被日本兵趕了出去！

文法學校校長伍達爾（J.E.Woodsill）是個猶太人，也是位受人尊敬的校長。此刻，他正與妻子達芙爾和6歲的兒子一起被日本兵趕出了學校。學校被迫停辦。幾周之後，文法學校改為日本女子學校。

戰争終于逼至眼前。

等待猶太人的仍然是逃亡。尤其是那些取得了英美國籍的猶太人。

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軍在天津大肆搜捕英美人士，以“敵僑”的名義把他們投入山東濰坊監獄，有的就幹脆押在憲兵隊的監獄裡。1945年3月2日的《紐約時報》報道了天津猶太人斐士（EmilSigmundFischer）死于天津日本監獄的消息。

斐士原為奧地利籍猶太人，1865年生于維也納，在維也納、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裡約熱内盧做銀行家，1892年定居紐約。1894年，他來到中國，在上海從事銀行業，1898年返美，仍居紐約。1906年，斐士來到天津，從事進出口貿易。他的經濟活動比較廣泛。他當過經濟學講師、公立會計、宣過誓的查賬員、房産管理人和德華銀行首席會計。1909年，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清政府設遊美學務處，在清華園建肄業館，由他承包建築工程。他在天津還參與了政治活動。1911年，他作為秘書随清朝政府的使團出使英國，參加了喬治五世國王的加冕典禮。1919年至1922年，他參與了北洋政府對天津德國、奧國财産的管理。在經濟、政治活動展開的同時，斐士還撰寫了許多著作。1909年，他在天津出版了英文版書籍《北京及其近郊指南》，獲得1915年舊金山P.P.I.E金獎。1924年該書經過修改得到再版。1925年，他的英文版插圖本《神聖的五台山——關于從太原府經過五台山到蒙古邊境的現代旅行》一書在上海出版。1928年，天津出版了他的英文版《日鮮華遊記》，該書42頁，附有圖檔及地圖。1935年，他的英文版《乘汽車從滬至長沙》在上海出版。1941年，他在天津又出版了英文版新書《1894～1940年在華旅行記集》，全書340頁，附有圖檔及地圖。這部書出版不久，他就被占領天津的日軍逮捕，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由美國經辯論投票特殊準許加入了美國國籍，是以被日軍視為“敵僑”，關押在日軍的監獄裡，直到1945年2月21日逝世于獄中，終年80歲。

戰争，帶給天津人和猶太人同樣的賜予：災難。在戰争的災難中，天津人和猶太人将心靈和命運聯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