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法國作家福樓拜誕辰200周年的紀念日，我們特别邀請了“法國福樓拜與莫泊桑友協會會員”唐珍老師為我們講述福樓拜鮮為人知的一面。為什麼說福樓拜是那喀索斯和天生寫手？《包法利夫人》和《薩朗波》是如何創作出來的？
200年前的今天，一個男嬰在法國諾曼底福樓拜家族呱呱墜地，這個男孩（居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2.12-1880.05.08）的出生帶給家庭一段時間的擔憂：這是一個九歲還結結巴巴表達不出完整意思的笨小孩。然而，幾十年後的意外卻難以預料：在19世紀雨果、巴爾紮克、左拉、莫泊桑等法國現實主義作家的行列裡，人們看到了福樓拜的身影，他的文學成就足以與之比肩生輝。
居斯塔夫·福樓拜
法國20世紀的偉大作家馬爾羅相信英靈的精神可以變異，穿透時間與空間，鑽進人們的心靈，感染人們的靈魂。
鑽透别人心靈的力量來自作家自身的感悟，盡管莫泊桑認為福樓拜像木偶的操縱人，在創作過程中，盡力遮掩手中的提線，隐藏自我，然而，福樓拜擺脫自我卻是在全身心投入的過程中實作的。他用攝影師般敏銳的眼力和感覺，去捕捉客觀真實和美的事物加以描述，而不是用主觀意念劃定架構。對福樓拜來說，描述并不輕而易舉。巴爾紮克可能用一個晚上或三個晚上寫出一部作品，而“笨拙”的福樓拜創作《包法利夫人》（1857年首版），有時一個星期才寫出兩三頁紙，一部三百頁左右的作品竟然花去了他五年的時間。慢工有時還會緻使他揮汗淋漓，難以蹴就滿意的篇章。這部作品在他近十年的文學修煉中鑄就而成，而在巴黎小屋兩年（1843-1845年）的讀書積累，更是奠定了他創作的堅實基礎。這一階段的孤獨、煩躁和無望，曾令他煎熬甚至咆哮，然而短期的癫痫症讓他懂得了自我，與家庭的隔離讓他丢掉了對現實的幻覺。對自己文學水準不足的覺悟，迫使他大量閱讀了拜倫、拉伯雷、盧梭、拉馬丁、雨果、薩德等人的作品，分辨出了混濁低劣的表達和荷馬、莎士比亞的高尚激情。漫漫十年的打磨，促成他成功寫出小說《包法利夫人》的幾個篇章，也“明白自己該怎樣做了”。矯時慢物的福樓拜，是以擊敗了世俗宗教對這部作品的指控，成為開創新文學新藝術的先驅。他頂逆潮流，以實在人物為原型塑造出的愛瑪，真實生動，也勾起我們對易蔔生《玩偶之家》（1879年）裡的娜拉，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同名小說首版時間1877年）這些同時代女性小說人物的同情。
《包法利夫人》手稿
福樓拜年輕時認為作家值得贊賞的有三個方面：他們有在讀者身上産生效果的力量，令讀者神魂颠倒，這是讓作家成為詩人和藝術家的威力；他們有對真實與美不可分割的了解，能捕捉真實與事物之間的互相關聯，對細節和幻象的精準描述；他們能做非我化的創作，既隐匿不見又處處顯現，他們以這樣的政策，讓虛構中互相關聯的結果順利抵達終點。他的贊賞标準，也成為自己以後踐行創作的準則。
潛心閱讀培育了福樓拜的文學修養，外出旅行，同樣在他的内心刻下了深深的記憶傷痕，為創作積累了素材。《薩朗波》（原名《迦太基》，1862年）的創作靈感來自他到北非的實地（迦太基）考察，1849年和好友迪康到埃及等地兩年的旅行，也讓他在那裡目睹了金字塔建造過程中奴役制展現出的“對肉體蔑視”的場景，開羅街頭遭受痛打的奴隸，被粗暴販賣的婦女，持杖人的獰笑都令他觸目驚心。他寫道：“我願在各處見聞悲傷痛苦。我聞到檸檬和屍體的味道，看到被打穿的墳墓顯現出腐爛的骨架。”他為阿拉伯語着迷，欣喜自己被阿拉伯人稱作“小胡子老爹”，他穿上努比亞民族服裝，他嘗試烤羊肉、煮羊蹄和古斯古斯而放棄了旅館的咖啡。他欣賞沙漠中的遊牧民族貝都因人，感覺自己可以與他們交融。正是這些真實體驗加之對文獻資料的悉心查閱，才讓他花費四年時間，完成了這部在風俗、宗教禮儀甚至服裝、器皿、房屋都有精确描述的作品，對古代奴隸社會的各種描述和對美女薩朗波的點綴渲染，更離不開資料的積澱和豐富想象力的支撐。
薩朗波
福樓拜一生并不多産，正式出版的隻有五部長篇和三個短篇。後人發現他是個自戀筆迹的狂人，他在給朋友的信裡，信誓旦旦，決不讓自己的書稿付梓，也不願意修改出版社的校樣，他要在自己的手稿上，回顧在文字上抒發的情感，這讓出版社大為頭疼。他的手稿留下了具有文學價值的黃金，他本人也留下了作家中的那喀索斯和天生寫手的形象。
福樓拜家族家底優渥，父親和兄長都是盧昂著名的外科醫生。他不是拜金主義者，也不屑于塗金。他去世後，罐子裡隻有微薄的積蓄。他堅守藝術無償的原則，從未打算靠筆掙錢。他不迎合獻媚，為懂他而不是形成市場的人寫作。他拒絕把《包法利夫人》改編成戲劇，即使損失高出20倍的版權費。福樓拜在25年的出版生涯裡，收益未超出過4萬5千法郎，而雨果的一部《悲慘世界》，最高版權收入就曾達30萬法郎。福樓拜的後來者莫泊桑每年的版權收入也能達到2萬8千法郎，1882年一年他為報紙的撰稿收入就有4萬法郎。福樓拜把自己定義為用筆書寫的人，而不是什麼大家。他說，我有自己的風格，我的風格是不收報酬的，有價值的藝術品必定會具備商業價值。
194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1869-1951），年輕時視福樓拜為自己的方位标。他評價福樓拜的作品優于本人，在實踐非我化的過程中懂得擺脫正常展現個性，在與筆和字詞交集時能夠忘卻自我，能在塑造人物中讓自己遠離自傳，引入客觀真實的形象和事件。但願福樓拜的作品和為人至今還能穿透我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