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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隐士過着怎樣的生活?探索隐士的田園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隐士過着怎樣的生活?探索隐士的田園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朝代更疊最頻繁的一個時期,由于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争,湧現了很多隐士。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隐士過着怎樣的生活?探索隐士的田園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南下入侵,我國小農經濟受到沖擊,中國處于分裂狀态。但另一方面,政局地動蕩卻促進了我國民族融合及江南經濟地開發。同時魏晉南北朝文化繼承了秦漢文化的堅實基礎,令加之佛教等西域文化地傳入,使得此期文化包容并蓄、燦爛繁榮。

随着社會思想的活躍,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書法乃至園林建築、詩歌,在這一時期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以園林的變化最為顯著。對于魏晉南北朝隐士田園文化地研究對今後魏晉南北朝山水園林、文學藝術、思想文化等方面地研究都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簡單、安詳的田園隐居生活

1.質樸、簡單的田園生活形式

謝靈運在《過白岸亭》中自述自己,萬事堅守自然本性,不受外界誘惑,長期過着松散自由的隐居生活。阮籍也是追求質樸本性,他認為繁瑣地說各種是非界限、違背樸質而追求文飾的人,是迷惑糊塗的一類人。嵇康隐居山陽,志在保持樸素本性、養護純樸、保全純真。

甯靜、安詳的田園生活環境。

田園生活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就是甯靜、安詳。“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陶淵明選擇了與山水為伴、沒有車馬喧嚣的靜逸生活,選擇了躬耕壟畝、自食其力的田園生活。

謝靈運則由衷喜歡遠離鬧市、居于山中的生活。他描述自己居住的環境“居非郊過”,栖于山中,隐者和外界互不往來。他認為,居于山中比起繁華鬧市别有一番風味,與居住于城市京都的寒來暑往都一樣,卻摒棄了城市建築的豪華,而向着純樸的反方向發展。

盡管山中的交通不太友善,但隻有居住在山巒溝壑,才能達到人生完美的境界。因為,山中雖清靜、寂寥,但是各種紛纭也随之了然斷絕(“山中兮清寂,群紛兮自絕”)。

在山中居住,有許多空閑時間,追求自己所追求的諸多事情,并研究精深、靜心考慮、欣賞其美(“幸多暇日,自求諸己。研精靜慮,貞觀厥美”)。雖然所擷取的外界資訊并不多,但所獲得的真理卻使人高興、喜悅(“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

陶淵明《歸田園居五首》之二,向我們描繪了一幅恬靜的田園生活景觀。偏僻的鄉村少有車輛往來,也少有交際應酬的俗事。白天微掩柴門,空明之心不容塵念俗想(“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陋巷阻隔,門前亦沒有深深的輪印,故人之馬車也隻好空歎窮途(“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2.蓑衣素食的田園生活

隐士的衣着少有如謝靈運“車服鮮麗”(《南史·謝靈運傳》)的,大多數隐士生活較清苦,且追尋返璞歸真,衣着較為簡陋。材料多為獸皮,古代人少獸多,除狐皮價值較高外,鹿皮等均屬中下等。

用草、麻這樣的自然材料的亦不占少數。式樣方面來說,多遵循舒适、簡單原則,沒有禮服。隐士在飲食方面食素者居多,一部分是因為經濟原因,另一部分則是出于養生目的“服食辟谷”。

3.就地取材、自給自足的田園理念

除隐士的飲食、服飾方面具有就地取材的特點外,他們的田園生活更是以就地取材、自給自足為理念,這一點連生活富足的謝靈運也不例外。在《山居賦》中,謝靈運詳細描繪了其自給自足,其樂無窮的田園生活。

屋舍的材料均就地取材,有黃泥屋子(“黃屋實不殊於汾陽”),茅草屋子(“葺骈梁于岩麓”),木屋(“飛漸榭于中沚”),在石門居“倚石構草”。生活上,首先廣泛用到的材料是南方處處可見的竹。

生活取水是将整根毛竹打通,然後一根根連接配接起來,從遠處引取澗水(“激澗代汲井”)。食竹筍(“抽筍自篁”),用箬葉作鬥笠或包棕子(“箬于谷”),秋冬用收獲的竹子制作管樂笛和鑰(“秋冬蕧”)。

所用的繩索是白天所拔茅草制成(“晝見搴茅,宵見索绹”),鏟除茭白雜草,用剪下的香蒲制作成草墊子,或作為喂養牲口的幹草(“芟菰翦蒲,以薦以茭”)。自己燒制不同式樣、功能的陶器(“其灰其炭,鹹各有律”)。

六月采集花蜜,八月采集栗子(“六月采蜜,八月撲栗”)。在野外尋找蔓草,獵涉葡萄科植物蘡薁,自己釀制山清酒,既令人大開眼界,又大飽耳福。飲品還有謝靈運自己在北面樹梢上摘取鮮葉制作的飲料(“陰标”)。

在高高的樹林中尋找桑實(“慕椹高林”),在野花椒的根蔸上剝取陸英(“剝芨岩椒”),在向陽的山崖上挖掘茜草(“掘蒨陽崖”)。備物為繁,略載靡悉。”如此種種,所具備的物品繁多,簡略記載,後再詳盡分述。

陶淵明喝着春酒,吃着自己栽種的後園蔬菜,伴着從東邊吹來的零星小雨、微風吹拂,讓人心覺舒暢(“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與同為隐士的謝靈運相比,陶淵明并不闊綽,不可能修建氣勢恢弘的園林,但他卻最接近自然體味自然山水之美。

他所居住的上京園林屬于山水田園式園林,此種園林貴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中國園林是由建築、山水、花木等組合而成的藝術品,山貴有脈,水貴有源,山水融合而成。上京園林的選址就突出展現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造園思想。

選于崇山峻嶺、大河湖波的包圍之中,避免了因資金不足沒有修建假山、溪流的不足,卻将更真實、更自然的山水取為己用,也展現出了中國園林追随自然山水的特色。

這種就地取材,借景造園的方法既節約了人力、物力,又為園林的遊憩生活及景色增添了豐富的内容,這些都是人工園林所不能給予的。

二、淳樸、熱情的田園交際生活

言行社交田園化,主要展現在:鄰裡和睦、互相幫助方面。鄰裡生活是田園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充滿溫馨和睦。

謝靈運因生活富足,經常款待鄉鄰。如,他提供飯菜及茶酒,用以酬謝勞工、商賈與掌管山林和畜牧的官員(“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春秋二季,均有盛情的招待,清晨黃昏均須有充足的供給(“春秋有待,朝夕須資”)。

他還積極地幫助窮苦人民,既供耕田人吃飯,亦供采桑蠶人購買衣服(“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請廚藝好的廚師做出豐盛佳肴,并采藥材給人救治疾病(“藝菜當肴,采藥救頹”)。鄰裡之情淳樸,永初三年,宋武帝劉裕死後,因受權臣徐羨之、傅亮等人的排擠,謝靈運被外放到當時荒僻之地的永嘉(今浙江溫州)任太守。

他懷着滿腔的悲憤被迫離開京都前往永嘉,他的親朋、鄰裡送他至萬山,詩人寫下《鄰裡相送至萬山》以為留别。陶淵明隐居之時,周圍農人生産之時會提醒他該耕作了(“農人告餘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疇”)。

隐居于園田居時,在靜僻的羊腸小道上,鄰人撥開草叢互相往來(“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大家見了面從不談世俗之事,無非是議論桑麻的生長等農事(“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三、勤勞質樸的田園勞作生活

有不少隐士本來隻是一介書生或仕官,很少接觸農事勞作。但是,歸隐後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農業勞作,竟成了農學專家,更有甚者著書立著。這點在魏晉南北朝這樣的亂世甚少,但明末清初的不少農學家均為隐居不仕者。

如,《補農書》的作者張履祥。當然,這與亂世有關,深處亂世農業生産不可能得到很好的發展,隐士們也都是自給自足而已。

魏晉南北朝時期,隐士生産勞作田園化主要展現在:他們灌園育蔬,辛勤勞作上。阮籍在請辭太尉蔣濟招納之時,曾稱“方将耕于東臯之陽”,還稱自己“負薪疲病”。

可見,阮籍隐居之時,不僅躬耕田野而且還砍柴勞作。謝靈運登上山嶺砍伐木材,清除榛樹等灌木、砍伐掉多餘的竹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向秀“又共呂安灌園于山陽”(《晉書》)。

陶淵明最初隐居上京之時,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收獲頗豐(“朝為灌園”、“戮力東林隗”、“車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

春秋代謝,有務園中,載耘載耔,乃育乃繁”)。在園田居他同樣辛勤勞作,在南山下種豆(“種豆南山下”),早晨起來便去鏟除田中荒草,披着月光才扛鋤歸來(“晨興裡荒穢,帶月荷鋤歸”)。經常來往于窄窄的田埂之上,因為其上草木茂盛,詩人的巾帶常常被露珠沾濕(“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陶淵發自内心的肯定勞動價值,無論收成怎樣,躬耕都是件令他欣愉的事情(“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在上京園林他為自己開辟西園,種植葵菜,在西疇躬耕壟畝,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辛勤耕作。

他享受勞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交流,以及辛勤耕耘的樂趣。如他描畫“既耕亦己種,時還讀我書”,充滿樂趣的勞動增加了上京園林生活的浪漫情趣,也激發了陶淵明田園文學的創作熱情,産生了他充滿田園氣息的獨特作品。

四、意境高雅的田園休閑生活

1.吟詩作賦

從文學方面來講,絕大多數隐士都是擁有非凡才學、精通琴棋書畫的知識分子,隐士詩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據學者韓兆琦統計,如果把隐士所寫詩及他人所寫的與隐士或者隐居生活有關的詩加起來,其總量将占中國古代詩歌之三分之一。

謝靈運說他的詩作隻是叙述山野之中的草本、樹木、河流、山石、谷物、莊稼之屬(“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凡是心的所思所想,可略舉大要,即略舉大要,扼要論述,進行充分地發揮(“凡厥意謂,楊較以揮”)。

陶淵明在隐居之時更是寫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千古名句。陶淵明臨清流而賦詩,嵇康“臨清流,賦新詩”。

2.撫琴作曲

琴,在隐士的生活中,通常扮演的是知音的角色。他為他們寂寥的隐居生活添加樂趣,去除煩惱。同時,亦是他們高尚情操的展現。

如嵇康《琴賦》所說,非心胸寬廣者不能與琴嬉玩。非沉穩安詳之人,不能與琴閑适相處。非豁達開朗的人,不能與琴一樣無貪無欲。非極為精明的人,不能和琴一起辨析理事(“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

琴聲能夠陶冶情操,同樣的琴聲卻帶給人們千差萬别的感受(“其餘觸類而長,所緻非一”),道路不同,但所達目的地相同(“同歸殊途”),或文采橫溢,或質樸無華(“或文或質”)。琴聲對人們的感化作用是宏大的(“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晉書·謝靈運傳》記載:“彈琴詠詩,自足于懷”,《山居賦》描繪他在始甯别業“敷文奏懷”,用心彈琴,以抒發情懷。

阮籍夜晚睡不着時,便坐彈鳴琴(“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生活與上京園林的陶淵明,閑暇之際與琴為友,以琴聲相伴,生活意境高雅(“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曰琴曰書,顧盼有俦”、“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嵇康“素琴揮雅操”、“但當體七弦,寄心在知己”。

3.把酒言歡

借酒消愁是隐士生活的一部分,把酒言歡亦是其中一部分。以酒聞名的隐士非陶淵明莫屬,他的詩裡幾乎篇篇有酒。詩情畫意的田園生活環境醞釀了隐士們把酒言歡的氛圍,他們以酒會友,将飲酒演變為田園生活的一部分。陶淵明喜好飲酒,因雖然沒有揮金遊樂的生活,但濁酒卻可潤澤他的生活和心靈(“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為平淡的田園生活增添樂趣。

陶淵明将飲酒以上升為一種生活品味,他将馨香含露的菊花放在酒中,看花瓣漂浮于酒中,繼而賞酒、品酒。在品酒過程中體味、思考人生(“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他的朋友們常常帶着酒壺來拜訪他,與他在樹下把酒言歡,樂此不疲。

總結

隐士首先得符合最基本的标準,即“隐”。如白居易《中隐》所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無論是隐于野,還是隐于市或隐于朝,隻要有隐的心境或行為都應算隐。其次,隐士要符合“士”的标準,具有一定的知識與技能,并非鄉野村民,而是有德行操守的知識分子。

真正的隐士是“俗人”,是在多種生活形式可選的情況下,主動選擇的“隐”。對于隐士這個群體的人生觀争議頗多,對此,本人頗為贊同蔣煜星先生的觀點。他認為,‘隐士’的含義,是清高孤介,潔身自愛,知命達理,視富貴如浮雲。這雖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但不同于悲天憫世和佛教的思想,隐士的人生觀,雖不積極,卻是樂觀的。他們對于生命的熱愛、山水的欣賞、生活的悠然充分展現了他們是心底樂觀的一個特殊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