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整本書，我們會發現，書名《施劍翹複仇案》似乎是有些不貼切的，準确地來說，本書是“從施劍翹複仇案說起”。
作者林郁沁在本書的讨論中将施劍翹一案作為引子，探讨的是這樁奇特的案子背後所昭示的輿論、法制等政治性問題。
為了完成這場讨論，林郁沁在書中還提及了包括劉景桂案、鄭繼成案等在内的民國案件。是以施劍翹為父報仇的案件并非是本文想要論述的核心，由此引發的讨論才是真正的重點。
我們對于施劍翹案，或許并不陌生，這樁近一百年前的案子具體情形在當下已經不複被提起了，然而它依舊在通過其他的形式将其影響力持續下去，比如電影。
電影《邪不壓正》中，周韻飾演的關巧紅原型正是施劍翹；另一部電影《一代宗師》中，章子怡扮演的宮二，原型同樣是施劍翹。
事實上，早在施劍翹案發生的1935年，各種題材的藝術作品就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在這些圍繞案件引發的作品中，施劍翹被塑造成了一位“民國俠女”。由此引發的公衆輿論也深刻地影響了該案的判決，同時也是這樁案件引發轟動的原因之一。
先來回顧一下具體的案情，林郁沁在書中通過考證，還原了1935年的這樁複仇案。
案件要追溯到1925年的軍閥混戰時期，當時東南軍閥孫傳芳進攻山東，施劍翹之父施從濱受命迎戰。施從濱戰敗後，被孫傳芳斬首示衆，曝屍三天。
施從濱之女銘記這份血仇，特意将名字由施谷蘭更為施劍翹，試圖為父親報仇。
施劍翹複仇案引發輿論的一個關注點在于施劍翹的性别，她是一名女性。為什麼會由女兒來為父親報仇呢？要知道施從濱是有兒子和侄子等男性親屬的。
人們對施劍翹女性身份的關注，後續也成為了施劍翹脫罪的一大原因。對于為什麼由施劍翹去執行複仇計劃，林郁沁在《施劍翹複仇案》中也有相關論述。
從1925年父親身死到1935年施劍翹手刃仇人，施劍翹足足謀劃了十年時間。她原本打算讓哥哥施中良執行刺殺的任務，但由于施中良不是軍人，很難獲得複仇的恰當時機；随後施劍翹又求助表哥施中誠，但後者也沒有采取行動；1928年，施劍翹嫁給了施靖公，條件是他幫自己實作複仇的願望，施劍翹這一計劃也落空了。
鑒于以上種種，施劍翹成了複仇計劃的唯一執行人。在複仇的最後一年，施劍翹足足跟蹤了孫傳芳一年時間，并得知孫傳芳定期參與主持天津居士林的誦經活動。
1935年11月13日，施劍翹和孫傳芳都迎來了決定命運的一天，那天施劍翹先去往居士林，在确認孫傳芳抵達後，她又傳回家中取出手槍，在誦經活動上，開槍打死了孫傳芳。
在成功複仇之後，施劍翹并未離去，而是向現場群衆分發自己帶來的一大堆油印材料，及至警察到來後，施劍翹歸案自首。
至此，這樁複仇案就已經完成了，但後續對施劍翹的審判同樣引人關注，施劍翹的女性身份，為父報仇的孝義行為，以及她當場自首的舉動都為她赢得了輿論的支援，并最終促成了她被特赦。
在這場輿論推動下的司法審判中，林郁沁認為一種嶄新的公共道德情感出現了——同情。本書的一大主題就是描述上世紀30年代公衆同情的興起。
林郁沁認為，無論是在複仇現場，還是之後的審判過程中，施劍翹都表現出一種傑出地利用公衆輿論的能力（書中寫“這位女英雄展現出了不可思議的在媒體聚光燈下自如地駕馭表演細節、展現自我的能力”），她将自己的複仇行為描述的尤其正當，充分赢得了輿論的好感和民意的支援，并最終在審判中讓正義向己方傾斜。
同時以報紙為主要媒介的輿論形式也幫助塑造了施劍翹的“俠女”形象，在當時甚至有文字表示施劍翹是一位經受過專業訓練、武藝高強的女性，這更符合人們對“俠女”人設的期待。但事實上，并沒有任何資料能表面，施劍翹接受過國術訓練。
施劍翹的複仇行為在輿論的引導下，被塑造成一種正義的行為。但林郁沁在書中也指出，“施劍翹所代表的正義，既不同于建立在道德互利上的傳統儒家正義，也不同于改革派的法治理念，它根植在‘俠義’中”。
由此，施劍翹“現代俠女”的人設被言之鑿鑿地确定了下來，在此基礎上，施劍翹和輿論還進一步豐富了這一“俠女”人設，用“大膽的英雄主義，果決的自信，以及最重要的忠孝的動機”來美化這一形象，讓施劍翹的形象與理想國家的美德重合起來。
當然，在本書的讨論中，林郁沁認為，施劍翹最終被特赦，并非全都是輿論的功勞，而是輿論和當時國民政府相配合的結果。
輿論将施劍翹的複仇行為描述為因果報應，通過暗殺惡名昭彰的軍閥實作了公共正義，它被視為拯救國家的行為和對俠義（公共正義）的表達，施劍翹複仇案被擡高到另一個高度，被賦予了拯救國家的意義。
而在國民政府一方，他們也将這樁複仇案視為一個絕佳的機會，他們通過将刺客褒獎為民族英雄的特赦令來控制事件的陳述。林郁沁認為，施劍翹案和鄭繼成案成為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功能的有力隐喻”，
孫傳芳不公正地處決施從濱的行為說明了20年代的道德和政治混亂，而施劍翹的複仇戲劇性地證明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正常秩序的回歸。
于是，施劍翹複仇案使國民政府得以利用刺客的孝情作為手段，為“新生活”民族主義召集起公衆同情，施劍翹的行為不再是非正義和有罪的，而被視為是一種最高美德，乃至于是“國家英雄主義”。
在這種解讀下，施劍翹被塑造成了一個“忠誠、智慧、勇敢、正義”的俠女人設，滿足了公衆輿論和國民政府的雙重期待，也為其複仇行為賦予了“權力和道德合法性”。是以施劍翹最終得到特赦。
而本書通過對這樁案件的完整解讀，完成了“對民國時期暴力文化的認識，并闡述施劍翹刺殺這類案件如何調和了道德暴力在現代正義中扮演何種角色的論争。”
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沁對施劍翹複仇案的讨論，并沒有因為施劍翹的特赦戛然而止，本書還講述了施劍翹在案件結束後的遭遇，一直到1979年施劍翹因為直腸癌去世。
在複仇案結束後的數十年間，這樁案件仍被數次提起，施劍翹本人以及輿論對上述故事存在不同的講述。而每一次對施劍翹故事的不同講述，都是在處理現實問題和為當下的規劃服務。
由此再次證明，施劍翹複仇案的真相事實上并沒有那麼重要，它背後引發的讨論，以及人們對其的不同解讀，才真正影響了現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