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畫的産生早于其他中國畫科（中國畫三大畫科：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據《孔子家語》記載，在周代即有勸善戒惡的曆史人物壁畫。
曾因題材類别的不同分為許多支科：描寫曆史故事與現實人物者稱人物，描寫仙佛僧道者稱道釋，描寫社會風俗者稱風俗，描寫婦女者稱仕女，肖像畫稱寫真。又曾因畫法樣式上的差別分别若幹類别：刻畫工細勾勒着色者名工筆人物，畫法洗練縱逸者名簡筆人物或寫意人物，畫風奔放水墨淋漓者名潑墨人物，純用線描或稍加墨染者名白描人物，以線描為主但略施淡彩于頭面手足者名吳裝人物。人物畫是中國畫裡直接反映現實的畫科。它在展現中華民族審美意識特點的同時也較全面、較充分地反映了政治、哲學、宗教、道德、文藝等社會意識，在中國畫各科中最富于認識價值與教育意義。
戰國秦漢，以曆史現實或神話中人物故事和人物活動為題材的作品大量湧現。戰國楚墓出土的《人物龍鳳》與《人物馭龍》帛畫是已知最早的獨幅人物畫作品。魏晉隋唐是中國人物畫重要發展時期。魏晉時期，思想的解放，佛教的傳入，玄學的風行，專業畫家隊伍的确立，促成人物畫由略而精，宗教畫尤為興盛，出現了以顧恺之為代表的第一批人物畫大師，奠立了中國人物畫的重要傳統。盛唐時期吳道子則把人物宗教畫推進到更富于表現力，也更生動感人的新境地。五代兩宋是中國人物畫深入發展的時期。随着宮廷畫院的興辦，工筆重着色的人物畫更趨精美。宋代城鄉經濟的發展，宋與金的鬥争，社會風俗畫和具有現實意義的曆史故事畫亦蓬勃發展。自南宋受禅宗思想影響，寫意人物畫肇興以來，此後中國人物畫開始朝另一方向發展。從重視教育認識功能，轉向重視審美作用；從為對象傳神，轉向更多地抒發作者的情感。仕女畫、高士畫大量出現。元明清以來，雖較多的文人畫家轉而緻力于山水畫與花鳥畫，但接觸民生，關心國事，接受了具有萌芽狀态反封建意識的文人或職業畫家仍不乏人物畫的優秀創作。明末的陳洪绶、清末的任伯年便是傑出的代表。
中國人物畫曆史悠久，它善于選擇具有認識與教育意義的題材，也能在平凡而廣泛的選材中開掘深意。對于人物美的認識與表現，一般不留意于人體美，而側重“神識風采”之美。為此，中國人物畫家主張以神“君形”，緊緊抓住有利于傳神的眼神、手勢、身姿與重要細節，強調分别主次，有詳有略，詳于傳情的面部手勢而略于衣冠，詳于人物活動及其顧盼呼應而略于環境描寫，或隻寫人物而不圖背景，或背景十分簡略僅出示有助于點明環境的道具，或人物頭面手足寫實而衣着略帶裝飾，或背景用程式化手法而人物精細刻畫。
畫史上最早運用“傳神”評價美術現象的，是東晉畫家顧恺之。顧恺之主張“以形寫神”，重神但不輕形，認為神似須由形似達到。所謂形神，當時是針對畫人物而提出的，也是作為人物畫的審美标準被運用的。。顧恺之說“凡畫，人最難”，說“四體妍蚩本無關妙處”，都是強調傳神很難，畫之妙不在形體而在内在精神氣質。之後，“神”作為繪畫美學命題，就泛指被描繪對象(人)的精神氣質特色，而并沒有更具體的個性的分别。
為了達到傳神的目的，古人對觀察與描繪方法還作了深刻的探讨。顧恺之提出“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接觸了從人與環境的聯系中觀察對象的問題。蘇轼在《傳神記》中提出“于衆中陰察之”的方法，而反對使對象“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斂容自持”的死闆的描繪方式。
在人物活動與環境景物的關系上，抒情性的作品往往借創造意境氛圍烘托人物情态，叙事性的作品在采取橫幅或長卷構圖中，尤善于以環境景物或室内陳設劃分空間，采用主體人物重複出現的方法，把發生在時間過程中的事件，一一鋪叙，突破了統一時空的局限。
人物畫中使用的筆墨技巧與技法一方面服從于形象的結構質感、量感與神情，另方面也要傳達作者的感情，同時還用以展現作者的個人風格。在寫意人物畫中，筆墨互相為用，筆中有墨，墨中有筆，一筆落紙，既要狀物傳神，又要抒情達意，還要顯現個人風格，其難易程度遠勝于山水花鳥畫。被稱為行樂圖的人物肖像畫，一律把人物置于最易展現其氣質品格的特定景物中，具有不同于一般肖像畫的特點。在色彩使用與詩書畫印的結合上，人物畫具有一般中國畫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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