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襲珍珠港：80年前日本帝國主義如何走上“民族切腹”之路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王鵬飛

1941年12月7日淩晨（夏威夷時間），日本以大量海空軍突襲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海軍基地珍珠港，緻使停泊在港内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幾乎全軍覆沒。圖為被擊中的“西弗吉尼亞号”（前景）和“田納西号”戰列艦起火冒煙。人民視覺 資料圖

80年前的12月7日清晨，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率領聯合艦隊運用“赤城”、“加賀”、“蒼龍”、“飛龍”、“翔鶴”、“瑞鶴”六艘航母搭載的414架艦載機突然襲擊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所在的夏威夷珍珠港，重創其主力。偷襲珍珠港後不久，日本正式對美英宣戰，宣戰诏書雲：“今茲不幸與美英兩國肇啟兵端，洵非得已，豈朕本願哉……朕饬政府通過和平談判恢複事态，雖一再隐忍，而彼方毫無退讓之精神，徒事推延時局之解決，近則日益加強其經濟軍事威脅，企圖使我屈從。帝國勢逼處此，為生存與自衛計，惟有毅然奮起，粉碎一切障礙。”字裡行間充滿詭辯，刻意遮蓋了日本對亞洲鄰國侵略的事實，同時也透露出日本向綜合國力遠勝于己的美國開戰，實屬出于非常之舉。日本為何選擇以卵擊石，魯莽地發動與美國的殊死博弈呢？

近年來，人們嘗試重述思想史系譜中“近代的超克”問題（編注：“近代的超克”指的是1942年7月日本13位學者和文化人以“知識性協作會議”的名義舉辦的一次座談會，對日本向英美宣戰從思想上展開讨論和整理），側重于現代性的讨論，闡釋近代日本挑戰歐美秩序的理論性邏輯，或從政治史角度基于近代天皇制理論，分析統帥權獨立導緻的軍部暴走與日美沖突的關聯性，逐漸形成日本帝國主義走向“民族切腹”之路，在宏觀上有其一以貫之的曆史必然性。但上述理論難以解釋日本為何會選擇在1941年12月7日以偷襲珍珠港的方式主動引發戰争的現實原因。80年後的今日，我們不妨綜合國際政治學中的權力轉移理論，重新審視太平洋戰争的軌迹，釋明戰争背後的現實邏輯。

日本的地緣戰略價值與迅速崛起

日本明治維新以降之是以能夠成為東方的帝國主義國家，跻身列強行列，一方面在于精英上司層能夠率先認清世界局勢，在殖民勢力威逼之下倒幕開國進行體制變革。另一方面也得益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美列強在遠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競争。日本在甲午戰争勝利後，恰逢時機地利用了自身在遠東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憑借英美的支援實作了迅速崛起。

20世紀前20年，日本憑借日俄戰争的勝利奪取了對北韓半島的控制權并借南滿鐵路染指中國東北，進而建立起了從台灣島、澎湖列島上溯至北韓、中國東北的廣闊“利益線”。一戰期間日本高舉“英日同盟”旗号對德宣戰，攫取德國在山東、南洋群島等地利益，至此具備了建立海陸二進制帝國的基礎。伴随日本迅速崛起，其擴張矛頭不可避免地将觸及以英美為首的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利益。

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決定了主導國不會心甘情願接受崛起國對自身權力地位的沖擊,更不可能主動的将上司權拱手讓給崛起國。即主導國容忍、接受崛起國權力的擴張取決于客觀環境和壓力變化。最為關鍵的因素，一是崛起國對主導國核心利益的沖擊程度；二是主導國遏制崛起國的能力。是以，在摩擦中尋求與英美的妥協與協調，避免過度沖擊英美的核心利益，成為日本能否維系帝國權力繼續伸張的關鍵。

摩擦中尋求妥協與協調的十年

進入 20 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日美關系波瀾疊起，特别是在海權與中國問題上，從互相猜疑逐漸走向分歧、對抗。在海權問題上，日本通過占領德屬南太平洋諸島，使得日本能夠切斷夏威夷與菲律賓之間的海上通道，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略造成極大威脅。日美兩國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截然相反，日本的立場是獨霸中國，具有鮮明的排他性，而美國則堅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不承認日本所謂的對華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

1921年美國為遏制日本的擴張，首倡召開華盛頓會議，就海軍裁軍、太平洋問題和遠東問題展開國際協商。美國根據《四國同盟》、《九國公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建立起華盛頓體系。

《四國同盟》客觀上拆解了英日同盟，《九國公約》則在公開标榜新外交理念的名義下将中國問題由日本獨霸重新确立為各國列強共治局面。《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則是憑借遠勝于日本的綜合國力與工業潛力讓日本清醒地認識到軍備競賽的界限。此時日本正值“平民首相”原敬内閣時期，原敬深知日美國力差距，是以在外交方面主動謀求對美英的“協調”姿态。

20世紀20年代大正民主運動的發展使得日本迎來了稱為“憲政之常道”的政黨政治期，政黨出于現實而功利的考量以求保住日本的“既得利益”。1924至1927和1929至1931年的六年間，主張适應“華盛頓體系”的币原喜重郎兩度出任外相，主張“協調外交”。所謂“協調外交”的原則是：維持和增進正當權益，尊重外交前後相承主義，以保持同外國的信任關系，改善對美蘇的關系，不幹涉中國内政，用經濟外交代替武力争奪。其中“正當權益”乃是侵略亞洲鄰國而得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權益，謀求“正當權利”的相續相承，充分說明日本實行“協調外交”的底線。

但是“協調外交”在邏輯上存在緻命缺陷。即日本既得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權益與亞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天然相悖的。20世紀20年代末，随着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北伐戰争加速了中國統一的程序，日本通過擁立地方軍閥暗地幹預中國事務的舊法已然失效。1929年世界範圍内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爆發後，日美間摩擦頻生，“協調”的界限日益顯露。面對可能失卻利權的危局，代表國内強硬勢力的陸軍和海軍表露出對華盛頓體制不滿，主張改造國家打破現狀。政黨内閣曾想努力繼續維持“協調外交”，但因自身的諸多缺陷難以應對變局，尤其是《明治憲法》缺乏對政黨權力的保護，統帥權獨立問題又使得軍部權力不受制約，最終隻能無可奈何地目睹軍人勢力擡頭。

軍部暴走與外交孤立的十年

20世紀第四個十年，政黨内閣逐漸失去對軍隊的控制。1930年 4月22日，濱口雄幸内閣從減輕财政負擔立場出發，不顧海軍強硬派的激烈反對，派遣首席全權代表若槻禮次郎前往英國簽署《倫敦海軍條約》，推動海軍裁軍政策。濱口内閣的裁軍政策使得日本海軍保持對美軍力七成的計劃徹底落空，引發軍部及右翼的極大不滿，“協調外交”被斥為軟弱辱權。6月16日，海軍省軍令部長加藤寬治自認《倫敦海軍條約》未能達成對美軍力七成要求，難以守住海疆，向天皇提出辭呈，海軍強硬派掌握主導權。11月14日，首相濱口雄幸遭到右翼分子槍擊，9個月因傷重不治去世。

改造國家打破現狀的思潮在日本社會醞釀着極為兇險的沖動。1931年，陸軍少壯派控制的關東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直接以武力将中國東北強行據為己有，随後扶植僞滿洲國傀儡政權，公然撕毀《九國公約》。軍隊對政治幹涉的惡果逐漸發酵，釀成海軍青年将校弑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變。一系列的暗殺、政變緻使政黨内閣崩塌，謀求以武力解決争端的軍部勢力擡頭。最終“二二六”事後，軍部勢力通過扶植廣田弘毅組建傀儡内閣方式成功上台。

在此期間，日本掙脫華盛頓體制的欲望愈加強烈。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國聯。1934年日本宣布單方面廢止《華盛頓條約》，1935年12月，在《倫敦海軍條約》即将期滿之際日本拒絕續約，1936年1月正式宣布退出裁軍會議，日本一步步邁向了與英美主導的世界秩序為敵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體系的破裂主要原因在于主導國美國能力的分散，立足于全球視角，納粹德國在歐洲的崛起無疑是英美利益攸關的頭等大事，美國在先歐後亞的整體戰略下，在遠東奉行綏靖政策，遏制能力下降，客觀上給予了日本擴大侵略戰争的可能。1937年日本試圖用擴大戰争的方式擺脫危機，蓄意挑起“盧溝橋事變”，緻使中日戰争全面爆發。至1940年日本已經完全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潭，同年美國放棄中立支援中國抗戰并制裁日本。

巨大的實力差距與日本的焦慮

回溯日本崛起曆程及日美開戰前夕背景可見，遠東崛起國日本對體系現狀不滿，明确表示要改變現狀。主導國美國拒絕這一要求，最終日美徹底交惡。可問題在于，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在于體系戰争源于大國之間增長速度的差異。自1939年開始日本經濟因為中日戰争的持久化陷入停滞，美國則以年均10％的速率高速增長，194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GNP）約合92億美元，美國則高達1000億美元，作為崛起國與主導國的日美兩國差距本應是随時間推移愈發縮小，然而在1940年日美兩國的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出拉大趨勢。

單從理論分析，日本上司層本不應該盲動引領日本對美開戰。但是，綜合思想史與政治史的既有觀點，20世紀30年代利用“聖意”口實推翻政黨政治，煽動社會輿論掀起民粹主義泛濫的軍部政治已經喪失了作為責任理性者的政策回轉空間，隻能在強硬外交中激化原有的沖突。另一方面，作為最直接的現實原因，日本石油自給率不足一成，幾乎悉數依賴進口美國的原油。戰備資源的匮乏也加深了日本的戰略焦慮。

至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前夕，日本海軍已經擁有戰列艦10艘，航母8艘，重巡洋艦18艘，輕巡洋艦20艘、驅逐艦129艘，潛艇67艘，其實力僅次于英美海軍，成為世界第三強的海軍。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區，日本海軍現役航母數量達到8艘、美國3艘、英國0艘，日本海軍具備航空兵方面的優勢。但是海軍高層也清楚這一優勢僅是暫時的。

1940年6月22日法國投降後，美國的安全保障壓力驟增，1940年7月19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兩洋海軍法案》，旨在1946年之前令美國海軍總規模擴大70％。日本海軍高層深感到日美兩國工業潛力的差距，預估日美兩國海軍的戰力比将從1942年對美七成、1943年的對美六成、1944年的對美三成呈直線下降，屆時将徹底喪失在太平洋與美國對壘的資本。是以，唯有趁歐洲列強在亞洲殖民地的防衛力量空虛之機，消滅美國太平洋艦隊，圖謀在短時間内奪取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大米、橡膠、錫、石油等豐富戰略資源，通過建構“大東亞共榮圈”盡可能地縮小日美間的差距，才具備持續作戰挑戰美國的可能性。

軍部在圍繞紙面計算出北進與南進的利弊得失後，明确專心緻力于南進方針。1941年4月13日，日本與蘇聯訂立《日蘇中立條約》；5月，大學營海軍部制定《對南方施策要綱》，要求日軍進駐南洋；6 月 24 日，日本海軍着手制定《關于促進南方實施檔案》，指出對法屬東南亞殖民地的權益要求；7月2日，禦前會議通過了《适應形勢改變之帝國國策綱要》，最終确立了積極南進、伺機北進的基本戰略規劃。

在日本的咄咄進逼下，1941年8月美國針對日本施行石油禁運政策，日美兩國徹底脫鈎。鑒于日本的石油儲備将在第二年耗盡，“油表已經成了戰争倒計時的時鐘”，最終迫使日本孤注一擲，選擇對美發動偷襲珍珠港的作戰，拉開了太平洋戰争的序幕，也将日本送上了一條不歸路。

（王鵬飛，天津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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