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劉晨光 編輯 |
“從過去的角度來看,财稅問題都是各國國内的問題,很少在國際上能夠深入研究讨論,并達成共同行動。但是随着全球化,特别是數字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必須擡到國際日程上。” 12月4日,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8屆全球年會上,對于全球稅收政策的新情況,前央行行長周小川如是說道。
2021年7月,20國集團财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意大利就建立更穩定更公平的國際稅收架構達成曆史性協定。這一改革将重塑已經運作近百年的現行國際稅收規則,将對跨國企業全球布局和投資營運産生巨大影響。
10月8日,經合組織(OECD)宣布,136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已同意進行國際稅收制度改革,将從2023年起向大型跨國企業征收至少15%的企業稅。二十國集團财長和央行行長在10月中旬的會議中對全球企業稅改表示支援。
周小川認為,達成協定隻是一個開始,要真正能夠落實還是任重道遠,需要很多研究、讨論,還要做很多協調,才能夠落實。“企業利潤率超過10%就應該和市場進行分享,10%的利潤指什麼利潤,是否能夠嚴格地進行計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有一部分稅收收入應該分享給所謂消費國或市場國的話,最後議定的杠杆是25%,25%的企業所得稅去進行分享。”
周小川坦言,稅收還是需要理論分析,理論依據如果不夠充分,道理就不容易說清楚,協調起來就困難,讨價還價就會有很多。
在周小川看來,納稅和征稅依然是一種博弈。新定的内容還沒有經過博弈,也沒有經過博弈的模拟,要模拟這個博弈究竟是什麼樣的。是以不能輕易地低估在納稅方面相關方的避稅能力,“觀察了這麼多年,全球跨國公司、各種各樣公司,還有一些‘避稅天堂國家’的政府,都非常聰明,也都想了很多辦法。”
“缺少很多國際共同的内容,前些年大家都在說國際會計準則應該慢慢收攏,不同内容合而為一,但目前也還沒有做到。在衡量企業利潤以及許多财務名額方面都是依靠會計準則和審計,是否能夠有一緻的了解,同時有可信的國際審計,目前也都存在不少問題。”周小川強調。
周小川認為,此協定的生成,不能忽略其中的重要背景。“數字經濟是背景之一,其實更主要的背景還是因為一些主要發達國家财政收入不足,支出正在加大,這是全球危機使得支出加大。一方面是這次全球新冠疫情使得支出加大,許多國家财政捉襟見肘,是以也都急于要把财政收入搞上去。雖然說口頭上多數都是講公平競争,稅收公平,實際上稅收不足,赤字問題,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
周小川分析指出,在全球性危機面前,G20研究了兩個方向,一方面是想辦法把稅收鞏固上去,這樣能夠覆寫克服金融危機的需要;另一方面大型金融機構不能大而不能倒,是以必須增強自己的資本,搞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系統重要性銀行。“回顧曆史來講,究竟稅收率應該高一點、低一點,稅基應該寬一點還是窄一點,它也像鐘擺一樣,會向左擺,到一定程度向右擺,然後再走回來。”周小川說。
周小川認為OECD本身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OECD還是比較擅長财稅,真正在财稅方面,OECD還是做了很多研究,應該說沒有全球性的财稅協調機構,OECD在這方面起了作用。”
不過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形成對跨國公司的打擊。“在一系列動作之後,跨國公司的聲音變弱了。”
“這次對最低所得稅率的競争做了終結,定了15%的最低企業所得稅稅率,一方面有促進公平競争的效果,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可能存在副作用,”周小川強調OECD應該站位更高一點,不僅應該考慮财稅問題,考慮發達國家國内預算平衡的問題,乃至考慮救助危機和救助疫情的需要,同時還應該考慮和其他重要經濟現象的關系,特别是和全球化的關系。
對于跨國公司,周小川認為,總體而言跨國公司也是全球化的重要基石,如果沒有這麼多跨國公司,也不會有今天的全球化。
“當然跨國公司也會有在稅收方面做很多文章,避了不少稅,也造成了一些扭曲,一方面應該予以糾正;但是也要防止保護主義情緒,純粹的民族主義情緒利用這點,在做這些政策讨論的時候實際上向保護主義傾斜、向民族主義傾斜。”
如何加強研究來改善全球性的稅收?周小川總結了OECD的幾個合理方面:“首先,要在經濟活動發生地來征稅,也就是說盡可能要在經濟活動發生地來設定子公司作為獨立納稅人。”
再者,要研究廣義的廣告收入,究竟它的收益方式是什麼。“這個是數字經濟帶來的非常明顯的變化,也是大家所說的所得稅分享内容裡面很多是廣告收入,這個還需要做很多研究。”
此外,周小川強調,稅收在各國之間的配置設定将來會是老大難問題,因為各國都會為自己的利益力争。探索怎樣的一個配置設定機制是未來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如果強調全球公平競争,不管是從貿易投資,還是從稅收,還是從很多方面來講都是重要的,但是不要想象說稅收方面鼓勵公平了,事情都解決了,其實更重要的方面是不同國家、跨國公司、數字平台公司如何争搶市場佔有率,在價格競争上采取了各種不同的手段,這些必須要解決好。”周小川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