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之145：寒夜涉外大劫案

不正常人類百科：幾十年前的案子，大家當故事看就好了

一、劫案突發

1950年2月10日星期五，農曆臘月二十四，春節的腳步已悄然臨近。冬天的夜晚來得早，七點多鐘，天空已是漆黑一片。那時候，夜生活内容遠不如現在這樣豐富多彩，尋常百姓家裡擁有一台舊收音機已經值得炫耀一把了。是以，這等寒冷的冬夜，絕大多數人家都是選擇窩在家裡，早些睡覺歇息。除了南京路、淮海路、外灘、北站、十六鋪碼頭之類的熱鬧地帶還燈火輝煌，為夜上海做點綴，其餘地段的馬路上通常都是車輛寥寥，行人稀少，隻有裝在木頭電線杆上瓦數很低的路燈散發着昏黃的光。

位于市區南側的盧家灣區高雄路上，疾步行走着三個男子，一式草黃色的軍用羊毛風衣，頭戴同樣顔色的絨線帽，臉上被白色大口罩遮擋得嚴嚴實實。從抗戰勝利那年冬天開始，上海灘街頭這種裝束的行人已經成為馬路一景，那都是二戰結束後美軍的剩餘軍用物資，連同軍毯、面粉、奶粉、壓縮幹糧、藥品等交由聯合國駐華救濟部門作為戰後救濟物資處理了。是以，民間此類東西甚多，甚至無家可歸的乞丐也披着髒兮兮的全羊毛軍毯在馬路上行乞。而眼前這三位一路走來，雖然落入過在馬路上巡邏執勤的警察的視線，但誰也沒覺得有什麼特别之處，自然也就不會想到要把他們攔下盤問一番。

三男子行至高雄路213号門前，駐步四下觀望。213号是一幢平房民居，正中一間，兩側前後兩間，如果從上方看去，其形狀宛似一個去掉了中間一豎的“山”字；前面有一個不大的院子，以竹子編成的籬笆為院牆。213号民居的主人在這一帶小有名氣，人稱“外國老闆”——并非他的長相像外國人，而是真的外國人：瑞典人亨利克·本格森。他在上海開着一家五金行，後面還有一個被稱為“作坊”的車床、刨床、鑽床、電焊等裝置齊全的小工廠。“外國老闆”娶的妻子也是外國人，不過不是他的瑞典同胞，而是加拿大女子，名叫愛莉。愛莉給本格森生了兩個女兒，正在上寄宿國小。這當兒是寒假，孩子沒去上學，都待在家裡。此刻，當厄運即将降臨時，兩個女孩兒正在自己的卧室裡看書。

213号的院門早已關閉，三個男子來到門前，為首的做了個手勢，另外二位一左一右站在兩側，為首的便不輕不重地敲門。敲了幾下，裡面傳出愛莉的聲音，說的是上海話：“啥人？”

敲門者答稱：“我是鄰居老曹，我女兒出嫁了，我來送喜糖。”

本格森一家雖然在高雄路上住了十年有餘，但跟中國鄰居基本不接觸。不過，他們熟悉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以前也曾遇到過鄰裡們分發結婚喜糖、生子紅蛋、造屋糕點的事。是以，愛莉并不感到奇怪，盡管她腦海中一時搜尋不到“老曹”這樣一個鄰居。于是，她連丈夫也沒告訴一聲，就走出屋子打開了院門，面對着戴着大口罩的“老曹”滿臉笑容地表示歡迎。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開門揖盜”之舉，進而使三個強盜輕松進入了現場。

正在書房裡的本格森聽見妻子去了院子，也聽見了愛莉發出的短促驚呼—一她馬上就被強盜制止了，卻并未往遭遇搶劫上聯想，但他還是從書房走到了客廳，正好和三個挾持愛莉的強盜劈面相遇。他大驚之下，還沒來得及做出任何反應，已被對方的手槍逼住：“不許動！”

很快，本格森全家四口被集中在客廳裡，夫婦倆在交出身上的錢包、首飾、手表、眼鏡、鋼筆後，擠坐在被轉了個向面對着牆壁的長沙發上。那個“老曹”站在本格森的背後，冰冷的槍管在其後腦勺上頂了一下，不過說話語調卻很是溫和：“本格森先生，請你放心，我們不是來傷害你們的，我們隻是對你的财産感興趣，隻要你肯配合我們，保證你們全家四口毫發無損！”

本格森用點頭加“唔唔”表示願意配合。“老曹”問：“除了我們已經拿到的東西，你還有什麼财産？”

本格森說還有幾件皮衣、皮鞋，都是世界名牌，花了不少錢買來的。于是，“老曹”就讓兩個同夥去卧室取來，放在客廳中間的那張長方形餐桌。上，接着問：“還有呢？”

“還有幾塊手表、懷表，在書房的抽鬥裡。”

表很快就被取來了，一共五塊，都是舊的，也放在餐桌上。“還有呢？”

“我女兒她們有些積蓄下的零花錢，在她們的卧室裡。”

孩子的卧室被搜了一遍，值錢的隻有兩個動物形狀的儲蓄罐，都被取來了，但“老曹”讓同夥仍舊送回去，說小孩子的财物他不感興趣。“還有呢？”

“沒有了。你們不信，可以徹底搜一下。”

“老曹”就讓兩個同夥搜查，每間屋子都搜了個遍，果真沒有發現其他值錢的财物。于是，本格森再次體會到了左輪手槍頂在後腦勺上的那份恐怖：“本格森先生，你在上海灘混了二十來年，上海話也說得跟尋常老上海幾乎沒有差别了，想來有句老話的意思總是明白的——‘敬酒不吃，吃罰酒’！剛才我說過，隻要配合，可保證你們全家毫發無傷，這是敬酒。往下的意思，想必你是明白的，我也就不說了，你自己說吧！”

本格森回答：“我的家庭财産都在這裡了，其他，那就是我那家五金行……”

“呸！”“老曹”勃然大怒，奇怪的是槍口卻離開了本格森的後腦勺，沉聲道，“得了吧！誰不知道你已經把北京路上的五金行盤給了别人，準備帶着家小回瑞典去了？人家支付給你的錢呢？都藏哪裡去了？”

本格森這才知道自己并非對方随機選擇的作案目标，而是有的放矢，定定神道：“五金行确實轉讓給别人了，款子呢，人家也已經打過來了，不過，我沒取錢，直接通過銀行劃到瑞典那邊的賬戶去了。”

對方沉默，本格森也不開口。靜場片刻，“老曹”重新開腔了：“好吧，我權且相信你。不過，醜話說在頭裡，若是此言不實，我絕不會放過你全家！到那時，不但要讓你們全家上西天，而且會死得很不利索！聽清楚了？”

本格森一個勁點頭：“清楚了。”

“老曹”對同夥下令：“你們把東西收拾一下。”

本格森聽見背後窸窸窣窣一陣輕響，“老曹”一聲“拜拜”，三個強盜出門而去。

二、一個嫌疑人

上海市人民政府警察局盧家灣分局接到報案後，值班副局長劉煜随即向分局治安科發出出警指令，治安科當即通知刑偵隊派員出警(當時，分局刑偵隊是由治安科上司的)。由于該案受害人是瑞典僑民，屬于涉外案件，根據市局“涉外刑案随發随報”的規定，劉煜當即向市局值班室打電話報告了情況。

盧家灣分局的五名刑警趕到本格森家，勘查現場并向本格森夫婦詢問了被劫的一應情況。那時的刑事勘查技術落後，上海之前由于列強租界巡捕房引進了國外方式，在當時算是比較先進的，但也無非就是提取指紋、腳印，檢查撬痕，查找案犯遺留物之類。本案由于是被害人上當受騙而“開門揖盜”，案犯沒有撬門砸窗，好在案犯大意了一點兒，總算讓刑警擷取了每個人的腳印和指紋。這兩種痕迹眼下當然沒有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先留着存檔吧。

這次搶劫使本格森遭受了以下損失：女式兩克拉鑽戒一枚、18K金項鍊(帶十字架佩飾)兩條、24K金項鍊(帶心形佩飾)兩條、24K金戒指一枚、男女手表四塊、懷表三塊、男式18K金眼鏡架構一副、男女皮裝四件、人民币三百四十二萬元(此系舊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三百四十二進制，下同)。兩個女孩兒儲蓄罐内的錢，案犯沒有劫走，上面留下了案犯的清晰指紋。

八個多月前，上海剛剛解放。在最初幾個月裡，治安形勢甚為嚴峻，刑事案件特别是搶劫案件頻發，據《上海地方志》記載，最多時全市一天内發生上百起搶劫案。之後，經過公安機關和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聯合打擊，刑案發生率迅速下降。進入1950年後，警方已經控制了治安形勢的主動權。而就在這當兒，忽然發生了這樣一起涉外搶劫案，案犯還是持槍上門作案，被劫财物價值不菲，這絕對是一起足以引起市局上司重視的大案了。為此，案發十多小時後的次日上午十點，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李士英下達指令：由市局、盧家灣分局精幹刑警組成專案組對“2·10”搶劫案進行偵查。

當天中午十二點，市局派出的以黃明山為首的三名刑警趕到盧家灣分局，與分局五名刑警會合，專案組正式成立。分局抽調參加專案偵查的刑警就是昨晚出警進行現場勘查的那五位，黃明山三人聽他們介紹了現場勘查的情況後，仔細閱讀了被害人陳述筆錄。下午兩點，專案組在盧家灣分局駐地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之前，盧家灣分局刑警已經給全市分局分别去電，要求各分局在各自的轄區内協助進行銷贓布控。

衆刑警一番漫談式的發言後，話題漸漸集中到案犯在實施搶劫時對本格森的逼問上。根據本格森夫婦的陳述，那個自稱“老曹”的強盜頭曾反複盯着本格森轉讓五金行所獲得的款子逼問。這說明案犯是有目的而來。昨晚盧家灣刑警在向本格森了解案情時，曾問過五金行轉讓後一共獲得了多少錢款，本格森以“不便透露”為由拒絕回答。如此看來，那筆轉讓款不會是小數目。案犯既然是沖着本格森的這筆錢款來的，那麼他們事先肯定知曉本格森将北京路上的五金行盤給他人準備回國之事，似乎可以以此作為切入點進行調查。

于是，專案組長黃明山說，事不宜遲，我們這就開始調查吧。在座同志一共八位，留下兩人值守，其餘六人分為兩撥，一撥去找本格森了解轉讓五金行之事，注意要尊重他的意願，他願意回答就回答，不願意回答絕對不能勉強；另—撥先去工商局，把接盤的那個下家的姓名、位址查到後，向其進行調查。

刑警金運旺、魏南福、小胡三人去找了本格森。果然如黃明山所估料的，本格森拒絕透露轉讓五金行之事，說這是商業機密，不便告訴警察，請三位先生了解。

另一路刑警老費、老解和諸葛嘉三人先去了工商局，從過戶檔案裡查到本格森轉讓五金行的那個下家名叫蔣佩純，住新成區重慶南路如福裡。刑警還從過戶檔案裡查到了五金行的轉讓金額：人民币七千六百八十萬元。在解放伊始經濟形勢非常嚴峻的上海灘，盡管老闆多如牛毛，但能夠一下子拿出這麼一大筆錢買下一家商行的老闆不是很多。那麼，這個蔣老闆是怎樣一個人呢？工商局同志說不了解此人情況，建議刑警去五金行業公會打聽。三刑警在五金行業公會了解到以下情況——

蔣佩純是浙江甯波人氏，1911年十三歲時到上海法租界“大福字五金行”做學徒，滿師後不久“大福字”倒閉，他就去了一個法國老闆開的貿易洋行當“跑街”(推銷員)，由于腦子活絡，口舌伶俐，很受法國老闆的器重。七年後，法國老闆回國時，幫助蔣佩純用多年的積蓄開了一家隻有一個門面的五金店鋪。蔣佩純就以此作為其事業的起點，漸漸發展起來，到抗日戰争爆發時，他已經在上海灘擁有三家五金行和一家五金工具制造廠，成為上海五金行業裡頗有名氣的一位老闆。抗戰時期，蔣佩純曾為新四軍提供過被日軍嚴令禁銷禁運的物資，他的工廠還替活躍在上海郊區青浦、浦東的新四軍顧複生部、朱亞民部修理槍械、教育訓練技術勞工。

三刑警于是認為這個蔣佩純是一位進步人士，如果有什麼情況，相信他是肯透露的。離開五金行業公會的時候已是下班時間，但老費三人還是決定立刻去北站區蔣佩純經營的那家五金工具廠向其調查轉讓五金行之事。他們匆匆趕去，卻是白跑一趟。蔣佩純去蘇州出差了，得明天上午才能回來。

2月12日上午，老費、老解、諸葛嘉三人二上北站區，終于找到了蔣佩純。蔣佩純是個爽快人，也沒有本格森那樣的關于“商業機密”的總諱，聽說是調查接盤北京路上的那家五金行的事情，馬上點頭說有這事，是今年元旦後開始接觸洽談的，談了兩個禮拜達成了基本意向，又用了五六天時間清點貨物、核價，最後才做賬、簽約，轉讓價就是在工商局登記備案的那個價格：人民币七千六百八十萬元。這個金額折合新版人民币七千六百八十元，在當時乃是一筆巨款。正值陰曆年尾，各家老闆銀根都很緊，蔣佩純的幾家五金店的賬戶上加起來也沒有這麼些錢鈔，而本格森要求必須在2月8日前把款子付清，蔣佩純多方籌措才湊夠了這個金額，于2月7日中午把款子打進本格森的賬戶。

偵查員問，這件事有多少人知曉呢？蔣佩純說知道這項交易的人不多，大緻上是以下幾個範圍的人：一是屬于他經營的那四家五金店鋪的倉庫、财務部門的管理層；二是五金行業公會，隻有向他們備案并由公會出具公函證明此項交易合法有效，工商局方可受理過戶登記；三是工商局的經辦人員；四是位于外灘的中國銀行，因為本格森要求把款子劃入他在該銀行的賬戶。蔣佩純一邊說着，一邊喚來總賬房(即負責四家店鋪的财務主管)張先生，讓他把上述四個範圍的人員姓名一一寫下來。張先生寫畢，剛要告退，被刑警喚住向其了解情況。

張先生名宗德，五十多歲，曾留學日本，學的是财政，經曆不凡，曾先後在松滬護軍使衙門、法租界洋行、公共租界工部局、日僞政權和國民黨警察局幹過财務工作，人民政府接管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後因年齡大而被清退，經朋友介紹到蔣佩純這裡做了總賬房。雖然他一直幹的是财務工作，但其社會閱曆很是豐富，人也機靈，當下一聽就明白刑警是來調查案子的，于是開腔道：“老朽鬥膽問一句，不知三位警官先生此行是不是來調查與什麼案子相關的線索的？如果無須保密，是否可以說明一二，讓老朽梳理一下思維，或許能夠提供一絲半點兒線索也說不定。”

刑警老費于是就告訴了蔣、張關于本格森宅第遭遇搶劫之事，當然說得極簡單。蔣佩純聽着驚得伸出了舌頭，張宗德倒是若無其事的樣子，這老頭兒一聽刑警要了解與本格森的那筆交易，腦子裡已經冒出一個名字來了。當下，就說出了這個嫌疑人的姓名：張鏡大。

張鏡大是張宗德嫡親的侄子，二十八歲，以前在内河輪船公司的客運小火輪上做輪機員，二十歲學徒滿師，一口氣做了五年。因為沾染了賭博惡習，晚上經常通宵達旦賭博，睡眠不足，白天上班時就時不時瞌睡一會兒。當時的小火輪，是由前面駕駛室的舵手操縱方向舵，需要變速、停車、倒車時則手拉舵鈴通知輪機間的輪機員，輪機員按照鈴聲訓示操作。是以，輪機員是不能打瞌睡的，因為航行中随時可能會遭遇相撞、擱淺、觸樁等險情，能夠避免與否有時就在數秒鐘之間。輪機員一打瞌睡，那就容易發生事故。張鏡大就是因為瞌睡而未能及時減速導緻小火輪出了一樁重大事故，撞翻了一艘農用船，死了三個人。這種事故如果放在現在，是要吃官司的。張鏡大出事時是1947年，當時還沒有為此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公司作了賠償了事。不過，張鏡大的飯碗自然砸掉了。

張鏡大失業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做起了專業賭棍。不過，賭場上是沒有常勝客的，“久賭必輸”乃是一條基本規律。張鏡大不久就輸得找不着北，不但吃穿沒有基本保障，還欠了一堆債務，被債權人逼得有家難回。于是，就夥同幾個狐朋狗黨幹起了無本買賣，舉凡偷盜詐騙、敲詐勒索、持械劫道之類的歹事兒都一一沾邊，據說還是頭兒。這樣，到了1948年3月，張鏡大終因偷竊被國民黨浦東洋泾區警察分局拿下。因為那案子案值不大，要追究以前犯的事兒呢又無從下手，最後判了一年六個月徒刑了事，押往提籃橋監獄服刑。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對在押刑事犯仍是按照之前國民黨法院的判決書執行，是以張鏡大這官司一直吃到1949年9月下旬方才結束。

除了上述刑事犯罪前科之外，還有現實内容——張宗德因為曆史上有過在舊政權和租界機構及日僞政府幹過财務工作的經曆(當時稱為“曆史污點”)，新中國成立後始終小心翼翼過日子，夾着尾巴做人。他這一輩共有兄弟三個，總共生了九個後代，但男丁卻隻有張鏡大一個，是以他是把這個侄子當兒子看的。他家住公平路，就在提籃橋監獄旁邊，侄子在監獄服刑時，他每月必去探監。張鏡大被釋放那天，他又設宴為侄子壓驚，席間諄諄教誨，提醒張鏡大從今以後要走正道，不能觸犯人民政府的法律。張鏡大當時表示自己在監獄裡天天參加政治學習，讀報、廣播一日四次教育，比吃飯還多一次，這些都懂，今後一定改邪歸正。問他打算以什麼謀生，他說自己有操弄機器的技術，準備搞家機修社。張宗德大加贊賞，并許諾如果碰到啥困難不能解決的，可以找他。為表示自己的誠意，張宗德當場掏出五十萬元鈔票塞給了侄子——這筆款子相當于他月薪的四分之三哩！

張鏡大之後就開始忙碌，張宗德也不知他在忙碌些啥。元旦時大弟張宗寶即張鏡大的老爸去他家做客時，他問起侄子的近況，張宗寶也弄不清楚，說兒子有時一個禮拜不回家，有時呢整整三天不出門，不過是待在家裡睡覺。這樣，到了六天前即2月6日，那天中午張宗德正跟蔣老闆商議向本格森支付五金行轉讓款的事兒時，張鏡大忽然來了，說是快過年了，是來給伯父拜早年的，手裡提了幾樣廉價禮品。張宗德是何許人，尋思這等近的親戚關系，拜年哪有不上家裡而跑到廠裡來的？再一看禮品的包裝，就知道這小子手頭甚緊，料想這四五個月來沒啥發展。

當時，蔣佩純因為已經籌措到了款子可以支付給本格森了，心情極好，當下就對張鏡大說：“一會兒我有幾個朋友過來，我已經在對面飯館訂了酒席，你也難得過來看你伯父，留下來陪你伯父喝杯老酒再走吧。”正說着，幾個朋友未了。那兒位都是蔣佩純的同業好友，蔣佩純接盤本格森的五金行時頭寸軋不攏，就向他們商借，今天是送支票來的。當下，就把支票一一傳遞，由張宗德登記後收下，出具借據，由蔣佩純當着他們的面一一簽名後分交各人。整個過程，張鏡大都看在眼裡。

張鏡大原本對于蔣老闆邀請他吃飯極表感謝，那時尋常百姓都是經濟拮據，能在人家裡蹭一頓家常便飯已經不錯了，被邀下館子那更是一生中為數不多的幸遇了。可是，他這時突然說另有事情要去辦理，就不吃飯了，然後看着張宗德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張宗德就問他有什麼事，他吞吞吐吐地說手頭有點兒緊，想向伯父借點兒鈔票。張宗德問需要多少，他答稱三四十萬吧。張宗德身上隻帶了些零錢，當下就向蔣老闆提前支取了年終獎金五十萬元給了侄子。張鏡大謝過，匆匆告辭而去。

這件事，當時誰也沒有在意。但張宗德出于對侄子的關心，打算春節三兄弟碰頭時要跟大弟張宗寶說一下的，讓大弟查清楚張鏡大借錢幹什麼，當初說過的機修社開起來沒有。現在，刑警登門來調查，張宗德腦子裡馬上冒出了張鏡大，尋思侄子當時在場聽說了本格森轉讓五金行以及明天要把款子打入其賬戶之事，别是聞之心動，糾集同夥前往打劫？或者他自己不出面，卻躲在幕後讓同夥出面作案？

當下，老費、老解、諸葛嘉三刑警聽張宗德如此這般一說，立刻對張鏡大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向張宗德問明其侄子的住址後，随即傳回盧家灣分局向組長黃明山作了彙報。黃明山也認為張鏡大似有嫌疑，于是就讓老費三人加上另一刑警小胡前往張鏡大住所傳喚其人。

這時已是中午時分，老費四人執行任務心切，隻恐夜長夢多，當下去食堂拿了幾個饅頭，啃着就上路了。張鏡大家住楊樹浦區隆昌路，離盧家灣區有點兒遠，偏偏分局唯一的那輛小吉普出了故障不能出車，刑警就隻好坐公共汽車前往。倒了三趟車趕到楊樹浦分局隆昌路派出所，跟所上司一說，人家便喚來戶籍警小許。聽說專案組刑警是來傳喚張鏡大的，小許說我正琢磨着這小子最近多半在動壞腦筋，看來還真讓我猜對了！刑警便問是怎麼個情況。小許說據鄰居反映，最近一段時間這個姓張的家裡雜七雜八的人進進出出不斷，遂扳着指頭說了幾個，都是诨号，無非“刀疤”、“招招毒”、“三拳頭”、“一隻鼎”之類。

刑警們讓小許頭前帶路，先把張鏡大傳喚到派出所再說。于是，一行五人便前往張家。登門一間，張鏡大不在家。哪裡去了呢？家人稱其午後出去的，去哪裡沒說，隻說晚飯前肯定回來——這天正好是他老爸張宗寶的生日，他要回來給老爸慶生。于是，刑警就決定守株待兔。

守了兩個多小時，張鏡大回來了。當時，刑警坐在他家客堂裡，客堂門關着，但門旁邊的窗戶開着一條半尺寬的縫兒通風透氣。張鏡大正好是從窗戶那一側過來的，從窗縫兒裡看見家裡坐着好幾個人，其中一個是穿警服的戶籍警小許，立馬轉身就逃。待到屋裡那五位聽見動靜不對起身奔出門追趕時，他已經竄進了馬路對面的一條小弄堂。這一帶的小弄堂多且雜，其分布與小型迷宮有一比，張鏡大從小生長于此，地形極熟，一轉眼就沒了影！

三、本格森再次遭劫

專案組随即全組出動追捕張鏡大。次日上午，張鏡大在十六鋪碼頭準備乘船逃往南通投奔一個遠房親戚時被蹲守的刑警抓獲。

昨晚，刑警已經對張家進行了搜查，未曾搜得贓物以及作案時案犯所穿戴的衣帽和左輪手槍等。是以，此刻對張鏡大的訊問就顯得至關重要。專案組長黃明山、副組長魏南福親自出馬。訊問之前，刑警對他進行了一番政策宣傳，張鏡大顯出一副很配合的樣子，表示一定老實交代，争取獲得從寬處理。交代時倒也痛快，可是，交代出的卻是另外一起案件，作案時間、地點也與“2·10”搶劫案不符。

張鏡大交代，他自從去年9月下旬從提籃橋監獄釋放後，最初确實是想聯絡兩個朋友開一家機修社，可市場調查下來發現，要想搞這麼一個項目，光靠他的小火輪輪機技術還遠遠不夠，得有一位機修技術高超的“老銅匠”(舊時滬語将鉗工稱為“外國銅匠”，這裡的“老鋼匠”指的是進階鉗工)加盟。物色這樣一個對象的難度倒還不算特别大，主要是經濟上無法承擔。這種級别的“老銅匠”，每月至少要給人家開一百萬元薪水，這叫張鏡大上哪裡去籌措？是以，張鏡大隻好放棄了這個創業計劃。這當兒，以前的那些狐朋狗友邀他去打牌——其實就是賭博，他禁不住誘惑，重新邁出了當初走向堕落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接下去的第二、第三步也就顯得“正常”了。張鏡大終于又開始了以前幹過的偷盜、詐騙之類的營生。

前天晚上，張鏡大夥同其三個狐朋狗友前往滬北潘家灣的一家肉莊，冒充派出所叩開了門，将已經宰殺正準備次日出售的兩頭肥豬給搶走了。兩頭肥豬三四百斤，他們為此還動用了一條偷來的小船。贓物已于昨天上午運往近郊北新泾鎮集市上出售，由于居民都在準備年貨，賣得很快，到中午就賣完了，贓款四人平分了。

黃明山、魏南福等人大失所望之下，内心還有一絲僥幸，盯着張鏡大追問其2月10日那天晚上在幹嗎。張說在朋友“一隻鼎”阮順川家與另外兩個他叫不出姓名的男子賭博，從2月10日下午六點左右開始一直到次日清晨五點方才結束，他輸了七萬多元。刑警再問：“那麼，2月6日中午你幹什麼去了？”

張鏡大算了算，答稱去向其伯父張宗德借錢了。往下自然就要問到為什麼謝絕飯局邀請匆匆離開呢？張鏡大的解釋是，他那天去找伯父的目的就是為了借錢，之前因為擔心伯父攆他，是以對蔣老闆的飯局之邀一口應諾。待鈔票到手，他就不想吃這餐飯了，因為他那天下午還有牌局，事先約好了的，是以就謝絕了蔣老闆的飯局之邀。

訊問結束後，專案組随即出動，按照張鏡大供述的同案犯的位址，将參與搶劫肉莊的另外三個案犯一并抓獲。三犯交代的情況與張鏡大一緻。與此同時，另一路刑警對張鏡大供述的2月10日晚上及2月6日下午的牌局情況進行了調查，均系事實。于是，張鏡大的作案嫌疑就此排除。

專案組折騰了這麼些時間，替北站分局破獲了一起搶劫案，自己手頭的“2·10”搶劫案卻未能擷取一絲一毫的線索，一幹刑警心裡自是不爽，卻也無可奈何，隻好重新再分析案情。議來議去，沒有新思路，還得走之前已經走過的路數，全組刑警分成四路重新查摸可能與本案有涉的線索。這次案情分析會是2月13日将近午夜時結束的，組長黃明山剛剛宣布散會，就傳來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案犯二闖本格森宅第，再次對這個瑞典僑民進行搶劫！

“2·10”搶劫案的被劫财物，以當時的立案标準已經屬于“巨大”，但未曾使本格森傷筋動骨，因為這僅僅是他的一部分财産。而且，有一點他沒有向刑警實話實說：在被劫的财物中，有一部分首飾其實是假貨。如此，“2·10”搶劫案的被劫财物案值就要打一個不小的折扣。是以，本格森遭劫後内心其實并未感到特别難過。

其後，本格森夫婦加緊做回國準備，除了購買禮品、紀念品之外，最重要的是去外灘中國銀行辦理兌換黃金的手續。上海解放伊始，民間還可以自由買賣黃金、銀元和美元，甚至形成了一個聞名全國的黃牛市場，黃牛黨對此稱為“黃白綠”。這樣過了沒多久，人民政府一看金融秩序給黃牛黨折騰得一片混亂，于是決定采取嚴厲打擊手段。1949年6月中旬，由淞滬警備司令員宋時輪将軍主持的打擊行動拉開了帷幕，軍警聯手行動，将大批黃牛黨控制于證券大樓，抓捕數百名案犯。行動當天，上海市軍管會頒布了禁止民間私自買賣黃金、銀元、外币的規定，不論何人，如有“黃白綠”要出售的，必須去銀行；違反者輕則教育、拘留、收容，重則逮捕法辦，直至槍決；不論輕重，非法交易的“黃白綠”一律沒收。這個規定，對于尋常市民來說無所謂，他們手頭如果有“黃白綠”，當時銀行的收購、兌換價還是比較合理的，也吃不了虧；但是，對于準備回國的外國僑民而言，那麻煩就來了——他們的财産中有不能随身攜帶的部分，比如房産，比如像本格森那樣的五金行，以及人民政府禁止攜帶出境的文物之類。這些财産當然可以出售，可是，根據人民政府的規定，對方隻能以人民币跟外僑賣方結算。

人民币攜帶出境後就不能使用，本國銀行也不會給兌換。那麼，這個難題應該怎麼解決呢？政府當然有解決方法：準備回國的外僑可以用人民币向銀行兌換黃金。當然，這種兌換需要僑民提出申請，經上海市軍管會财政委員會審查，确認準備兌換的這些人民币屬于合法收入，并且警察局已同意離境(主要是防止有些外籍涉案嫌疑人逃逸)。當然，就像我們現在去外國旅遊離境回國申請退稅一樣，外僑離華時要把攜帶的黃金與一應審批手續交海關查驗，如果不符，沒收當然沒商量，拘捕的也有。是以，對于當時外僑最多的上海市來說，光這項工作也花了軍管會和政府不少精力。

本格森在蔣佩純把轉讓款劃至他的賬戶後，次日就開始進行兌換黃金事宜。之前的審查手續都已經辦理了，這是最後一關：向外灘專管外僑金融的中國銀行申請兌換黃金。銀行對于外僑的此類申請是有規定的，按輕重緩急等情況予以考慮，當然，國籍也是一個因素，友好國家的僑民可以批得快一些。一般說來，從遞交申請到最終同意兌換，沒有兩三個月時間是批不下來的。不過，瑞典僑民本格森卻是一個例外，2月8日交申請書，兩天後就通知他去填表格，又過了三天就可以兌換黃金了。這背後有一個原因，将在下文交代。

這天是2月13日，下午兩點多，本格森和妻子去了中國銀行，把全部轉讓款兌換的八十兩黃金拿回家後，盡管沒有想到上次那三個強盜會再次登門，但出于本能性的防範意識，還是密藏起來。

入夜後，天空飄着蒙蒙細雨，伴随着不大不小的西北風，氣溫雖然在零度以上，但感覺比平時晴天的零下三四度還冷。遇上這種天氣，江南人家尋常百姓如無必須要做的事情，都早早就鑽被窩了。本格森一家人鄉随俗，也不例外。本格森夫婦這天晚餐時喝了一些酒，是以睡得很熟。不知過了多久，本格森被人推醒了。最初一瞬間，他還以為是在夢中，但随即就真真切切地感覺到真的有人在推自己。他還沒來得及反應，那隻大手已捂住了他的嘴巴，手電光随之閃亮，同時他感覺到一個細管狀硬物隔着被子頂在肋間。那個曾經使他膽戰心驚的聲音又在耳畔響起來了：“本格森先生，為了你全家的生命安全，請不要叫嚷——包括你的妻子！”

借着手電光，本格森認出來了，對方正是上次搶劫時那個領頭的“老曹”。這時，愛莉也醒了，正要驚呼，被丈夫喝止：“别叫！也不要動！”

“老曹”說：“出聲不可以，動是要動一動的，你們穿上衣服吧，總不見得就在床上回答我們的問題吧。”

于是，本格森夫婦被三支手槍逼着匆匆穿上了衣服。“老曹”說：“本格森先生，還是像前幾天我們拜訪你們時那樣，到客廳裡去說話吧，得把你家兩個公主叫起來。注意，不能叫喚，否則我這把手槍也會吭聲的！”

很快，一家四口又被強迫擠坐在客廳裡的那張長沙發上。在強盜進入主人卧室之前，沙發已經被他們悄無聲息地轉了個向，像2月10日那樣面對着牆壁了。“老曹”開腔了：“本格森先生，你太不夠意思了。上次我們來拜訪你時，你說轉讓五金行的款子已經劃到瑞典去了，當時我們相信了你，沒動你一根汗毛。沒想到，你騙了我們！那筆款子你根本沒劃到瑞典去，而且人民币也不可能劃過去，對不對？這話就不說了，現在咱們重新開始。根據我們掌握的可靠情報，今天下午兩點多你們夫婦倆已經把這筆款子兌換了黃金拿回家來了，是以我們今晚冒雨再次前來拜訪。你要性命，就把黃金交出來；不要的話，黃金還是保不住，我姓曹的不信搜不出！”

本格森暗自叫苦，卻隻是搖頭，說沒有這事。“老曹”用槍口頂着本格森的後腦勺反複逼問，無效。于是，就對兩個同夥說：“搜！”

這是四天裡的第二次搜查，強盜已經有點兒熟悉這裡的櫥櫃箱鬥了，是以進行得很快。可是，依然一無所獲。“老曹”下令：“把他們都綁起來！”

一下子要綁四個人，本格森家裡沒繩子，強盜也沒帶。不過，“老曹”有辦法，他讓同夥把床單用刀子割成條當繩索使用。一家大小四口都綁上後，兩個孩子的嘴也給堵上了。然後，本格森夫婦就被告知：“如果不交出黃金，今天就要殺了你們。不用槍，用刀；不是一刀緻命，而是上百刀碎割！你們兩個誰先試試？或者先拿哪個女兒來開刀？”

本格森不吭聲，他的妻子也不吭聲。“老曹”，把刀架到愛莉的脖頸上：“先試你吧！”

愛莉吓得瑟瑟發抖：“我說……”

“愛莉！”本格森大喝一聲，還想說什麼時，被“老曹”用手槍柄在腦袋上砸了一下，頓時見紅。六年級的大女兒見了，流着眼淚拍打沙發。強盜以為這是表示憤怒，先沒在意，但接着那四年級的妹妹也做起了同樣的動作。于是，一個強盜頓有所悟：“行了，就藏在這沙發下面！”

三強盜遂将四人連拖帶扯地弄翻在地闆上，把沙發墊子拿掉，手電照着一陣亂摸，果真找到了蓋闆，打開一看，下面有一口扁盒形狀的微型保險匣。“老曹”道：“他媽的！藏得倒好！”

強盜從本格森身上搜到了鑰匙串，上面有保險匣的鑰匙。可是，光有鑰匙還不行，還得掌握密碼。問本格森，他不吭聲。于是，強盜就盯住了愛莉。“老曹”說：“你要知道，我是一個不喜歡使用暴力的人，除非像剛才你丈夫那樣一定要逼着我發火我才不得已下手。現在，這玩意兒已經到我手裡了，你們把密碼說出來也罷，不說出來也罷，東西我肯定要帶走的，隻不過一個是打開後把裡面的黃金帶走，另一個是連這玩意兒一并帶走，我帶回去後肯定有辦法打開，是不是？黃金一樣不屬于你們了，你倒不如把密碼說出來為好。”

愛莉不吭聲，一個強盜說了聲“等等”，去衛生間端來一盆冷水，對愛莉說：“我數到三，你如果不說，這盆水就澆在你身上！”随即就數，數到三後見愛莉沒有反應，真的把一盆冷水劈頭沖愛莉倒下來。愛莉尖叫一聲，被“老曹”把嘴捂住：“這法子好！把他們都拖進去，用冷水澆！”

本格森馬上說出了密碼。強盜打開保險匣，裡面果然藏着下午從銀行取回來的那八十兩黃金，以及六件外國式樣的白金、黃金首飾。

強盜拿了贓物離開後，被綁着的本格森爬起來，用反剪的雙手給兩個孩子扯掉堵嘴的碎布，孩子們于是大聲呼救……

四、案情分析

本格森住宅二次遭劫的消息由盧家灣分局值班室向專案組緊急通報，專案組八名刑警披上雨衣，撲進了冰冷的雨夜之中，踩着自行車直奔高雄路213号。

現場勘查表明，三個強盜是從院門上方攀越而入的，他們把醫用膠布黏在客廳的窗戶玻璃上，打碎玻璃伸手進來拔掉插銷，一人攀窗而入打開屋門放其餘同夥進來。稍後，刑技人員對現場采集的指紋、腳印進行鑒定，确認作案者就是2月10日那三個案犯。

這兩起涉外搶劫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關注。次日上午，專案組正在開案情分析會時，分局上司陪同兩位市局來人進來了，那二位是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揚帆和市局刑事偵查處副處長馬朝漢。專案組長黃明山是馬朝漢的老部下了，以前在山東解放區時就是在馬朝漢的上司下做偵查工作的，當下就反應過來市局上司班子已經決定由馬處長來負責專案偵查了。

果然，揚帆向大家拜過早年後，就宣布市局黨委的決定：由馬朝漢擔任專案組長，黃明山、魏南福擔任副組長。馬朝漢跟衆刑警打過招呼後說：“我還帶來了兩位同志——老何、大羅，他們會駕駛汽車、摩托，市局上司充分支援專案組的工作，特地抽調小吉普、三輪機車各一輛交由專案組使用；另外，偵查工作中如有需要，可以不經市局協調直接從全市各分局抽調警力。”衆人一聽，就知道此刻面臨着的這兩起案子分量之重，已經等同于那些危害人民政權的反革命敵特大案了。

前面說過，上海市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以來至當年年底，刑事案件頻發，其中尤以搶劫案件為甚。當時戰争剛結束，民間遺留着不少軍用槍支，是以案犯作案時往往喜歡真槍實彈。之前曾發生過針對德商的搶劫殺人案，盡管财物損失不如本格森的大，不過，那個德商作為該案的被害人可是徹底地被害了。當時市局也曾派刑警前去參加專案偵查，不過，專案組長依然是分局的，揚帆也沒去專案組督促。那麼，這次發生的本格森被劫案為什麼受到市局的這等重視呢？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後，至當年年底，全世界共有十個國家宣布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其中亞洲兩個國家：北韓和蒙古；歐洲八個國家：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民主德國(東德)和阿爾巴尼亞，全部是社會主義國家。1950年1月18日，亞洲的又一社會主義國家越南也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新華社、《人民日報》為此都釋出了“重要消息”。其實，另一個比這還重要的消息已經産生，不過還沒有發表，那就是中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于四天之前的1月14日收到了瑞典王國外交大臣緻中國外交部長的第一份電報。這份電報中提到，瑞典政府鑒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有效地控制着中國大部分領土的事實，現決定在法律上承認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是以建議瑞典和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瑞典是資本主義國家，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主動提出要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這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絕對是一樁特大新聞。不過，中央當時出于政策方面的考慮，未向外界公布這個消息，并迅速跟瑞典方面達成一緻：兩國在正式簽署建交協定之前，均對外保密。是以，瑞典也未向外界透露這一消息。

早在1950年1月12日，外交部就派出一支三人調查小組前往旅居外國僑民最多的上海市調查僑民回國(當時稱為“遣返”)情況，包括僑民回國的意向。辦理回國手續事宜以及遇到的問題、政府方面和民間對于外僑遣返之事的做法及看法，等等。這個決定是由周恩來親自作出的，說是為今後遣返外僑工作提供一些經驗。該小組抵達上海時，中國方面還沒收到瑞典王國的那份電報，是以，調查中對于瑞典旅滬僑民遣返情況沒有專項計劃。待到1月14日周恩來收到瑞典外交大臣的那份電報盾，這位一貫主張“外交無小事”的新中國首任外交部長馬上意識到赴滬調查小組應當對瑞典旅滬僑民在上海的生活狀況、待遇以及回國等情況進行專項調查。為此，周恩來于1月17日晚親自跟調查小組組長宮焰通了電話，親口下達了這個訓示。

這樣，調查小組就對在滬的工作内容作了更動，也延長了在上海的時間。經調查小組與上海市軍管會、上海市政府外僑事務處協商，由外僑事務處專門抽調了一名幹部負責協助調查瑞典在滬僑民的一應情況。調查小組于2月10日結束工作，當天晚上，發生了“2·10”搶劫案。

次日上午，調查小組正準備回北京，接到了外僑事務處關于“2·10”搶劫案的報告。這當然是一樁必須了解清楚的事情。鑒于中央對中瑞建交談判事宜的保密要求，周恩來1月17日向調查小組布置對瑞典在滬僑民情況的調查任務時，沒有透露瑞典外交大臣緻電主動提出建交建議之事，調查小組并不知道此舉意昧着什麼。不過，他們遵照周恩來的叮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嚴格注意保密。是以，此刻調查小組不便直接出面向上海市警察局了解“2·10”搶劫案的情況，隻能由外僑事務處替他們了解。

2月13日，由調查小組起草的關于“2·10”涉外搶劫案的專題報告送到了周恩來的案頭。當晚，周恩來就緻電上海市長陳毅，訓示必須盡快偵破該案。陳毅之前并不知道“2·10”涉外搶劫案，但是知曉正在與瑞典政府進行建交談判情況的，當下馬上領悟了該案的重要性。陳毅連夜向上海市警察局李士英、揚帆二局長傳達周恩來的訓示。不過，李士英、揚帆當時沒有料到，其時案犯已經在實施對本格森家的二次作案了。

在這種背景下，案犯的再次作案，對于警方而言，其震驚與重視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這就是揚帆親自前往盧家灣分局與專案組成員見面并參加案情分析會的原因。

當下，專案組對案情進行了分析。這回，因為沒向刑警吐露全部相關情況而吃了大虧的本格森吸取了教訓，昨晚刑警勘查現場時就已經把轉讓五金行之事竹筒倒豆子說得清楚明白。本格森在2月8日至13日這幾天裡一共去了三趟外灘中國銀行：第一趟是2E8日，是因為前一天下家蔣佩純已經把全部轉讓款劃入了本格森的中國銀行賬戶，這天是去銀行辦理申請兌換黃金手續的。當時，銀行接待人員讓本格森後天再去一趟，因為銀行在準許兌換後需要本格森填寫一份表格。這樣，本格森就在2月10日又去了一趟中國銀行。接待人員讓他三天後也就是2月13日下午來銀行領取兌換的黃金。于是，本格森在2月13日三赴銀行。

黃明山等人在談話中了解到，本格森這三次去銀行，第一次是單獨前往，空手未帶包；第二次、第三次均攜妻子愛莉一同前往，兩人分别帶了公文包、坤包，第三次去時兌取的那八十兩黃金就是裝在本格森的公文包裡帶回家的。那麼，是使用什麼交通工具前往外灘的呢？本格森說2月8日那天他是從北京路五金行步行去外灘的。2月10日、13日那兩次是從家裡過去的，又是夫婦同行，是以他叫了計程車。

專案組認為昨晚案犯顯然是有備而來，已确鑿掌握了當天下午本格森從銀行取回了黃金。那麼，案犯是通過什麼途徑掌握這一情況的呢？刑警首先想到了銀行内部洩密。不過，往下細想又覺得這方面的可能性似乎極小，理由如下：其一，這段時間裡，每個月都有去外灘中國銀行兌換黃金準備回國的外僑，其中不乏比本格森兌換的多的資本家，如果說銀行内部有入跟案犯勾結起來作案的話，那為什麼不去搶兌換黃金更多的對象呢？一樣幹一回強盜活兒，當然是獲利越豐厚越值得幹嘛。其二，2月10日本格森遭劫時，案犯開口問的是轉讓五金行的那筆款子藏哪裡了。這說明盡管案犯知曉本格森轉讓了五金行，賬戶裡打進了一筆巨款，可是并不知道他沒有去取款，而是準備兌換黃金帶回瑞典。這也是案犯并無銀行内線的證明，否則，内線不會不告訴他們。是以，刑警認為銀行内線和強盜勾結作案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除此以外，案犯是否還有其他途徑能夠知曉2月13日下午本格森夫婦去銀行兌取黃金的情況呢？分析下來是有的，比如計程車司機。本格森夫婦那天是乘坐計程車往返的，那麼，計程車司機應該知道他們去銀行辦理金融事務，當然不一定知道他們是取黃金，不過八十兩黃金(十六兩一市斤的老秤)折合五市斤，五市斤的分量裝在一個公文包裡，應該一眼就可以看出“沉甸甸”了，況且又是從銀行裡出來的，那還不一估一個準？

一直光聽着沒有說過話的揚帆開腔了，說這一點需要調查。揚帆大概還有話要說的，這時分局秘書股來人請揚帆去接聽電話。片刻，揚帆匆匆傳回，說同志們對不起，我有急事要走了，大家分析得很好，繼續下去，這個案子必須偵破，中央都在等消息呢！

揚帆走後，衆刑警繼續讨論，有人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案犯2月10日登門搶劫沒有搜得轉讓款，其後了解到外僑回國須帶黃金這種硬通貨，料想本格森必定會去銀行兌換，于是就派人蹲守在外灘中國銀行門前，等本格森去兌換後，當晚立刻實施作案。

專案組根據上述分析，決定同時采取以下措施進行偵查：一、對2月13日往返于本格森住宅與外灘中國銀行之間的計程車進行調查，看司機是否有參與作案向“老曹”等人提供資訊的嫌疑。二、調查2月13日及之前數日中國銀行門口是否有可疑對象出沒。三、加強全市銀行、首飾店鋪、舊貨行和地下“黃白綠”市場的贓物布控。

五、發現贓物

案情分析會結束後，組長馬朝漢随即宣布人員分工，立刻進行調查。這次調查從2月14日午後開始，一直進行了三十多個小時。2月15日晚，專案組全體刑警回到駐地，對調查情況進行彙總。

先說贓物布控。當時因為刑案頻發，市局治安部門已經聯合全市各分局、派出所組建了一個贓物布控網。全市無論哪個區隻要發生侵财性質的刑案，任何一個派出所都可直接跟市局電話總機聯系，請求啟動布控程式。市局電話總機房有專門的話務員擔負此項工作，接到布控要求後，立即給各分局、派出所撥打電話通報，然後，派出所民警就通過電話或者直接前往本管段内的相關店鋪落實布控。像“2·10”和“2·13”搶劫案這樣的大案，更是上下重視，各分局、派出所不但即刻落實，而且每天要向專案組這邊通報一次布控效果。專案組也派出刑警化裝潛入浙江路橋畔的“黃白綠”地下黑市進行秘密查訪，可直到2月15日晚，還是沒有發現案犯銷贓的情況。

再說對2月13日本格森夫婦乘坐計程車情況進行的調查。這活兒由刑警金運旺、老何負責。兩人原以為這件事頗有些難度，因為當時計程車是不給乘客開發票的，通常乘客也不會留意車輛牌照什麼的，是以擔心本格森夫婦無法提供線索。哪知過去一說，本格森馬上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了計程車司機的姓名、公司以及電話号碼。本格森向刑警解釋，這個名叫林羽的司機在祥生汽車公司工作，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經跟他相識，他平時需要叫車時，都是打電話叫林羽的車。

刑警于是就去祥生公司調查。祥生汽車公司是當時上海最大的一家計程車公司，本案發生時，祥生公司尚是私營企業，但已經有了工會。當下，金運旺、老何便去找了公司工會負責人秦阿四。機修工出身的秦阿四是中共黨員，屬于政治可靠的老勞工。他聽刑警說明了來意後，笑着說你們找我正合适！為什麼呢？因為林羽與秦阿四是自幼就在一起玩耍的發小，後來又一起進了祥生公司做汽車修理工學徒。滿師後，林羽被老闆周祥生點名調去開計程車了。秦、林兩人住得近，到現在還經常來往。據秦阿四介紹，林羽是一個絕對老實的人，而且沉默寡言，不擅交往，是以常被一些外國客人看中，頗有一些固定客戶，是以，林羽的收入是祥生公司計程車司機中最高的一位。林羽生了兩個兒子，老婆是浦東洋泾鎮上一個資本家的女兒，老丈人還時不時給他們送錢送物，兩口子的經濟條件相當不錯。

刑警聽了上述介紹，幹脆直截了當請教秦阿四，林羽是否會卷入搶劫案件。秦阿四連連搖頭，說他可以擔保，林羽絕對不會做出觸犯法律的事兒來，在舊社會尚且不會，到了新社會那就更不可能了。刑警想想還不放心，又了解了林羽平時的交友情況以及親戚包括其浦東妻子方面的社會關系，沒發現地痞流氓、無業人員之類的可疑對象。

然後，就要說到案發前外灘中國銀行附近是否有可疑對象出沒的調查了。這項調查肯定比較煩雜，是以投入的刑警有魏南福、諸葛嘉等六人。他們分頭找了銀行的門警(類似于現今的保安)、門口的流動小販、臨時泊車等候主顧的黃包車車夫，以及每天都會出現的那些“小黃牛黨”。所謂“小黃牛黨”，跟現今火車站附近倒騰火車票的那些票販子差不多，兜裡放上兩枚銀元，手插在兜内故意弄出叮叮當當的聲響，向外界發出欲以高價收購“黃白綠”的信号。這是違法行為，不過就像現在的票販子一樣，打也打不盡。是以，對于警力緊張的警察局來說，基本上也就隻好眼開眼閉了。六刑警的調查結果是，所有調查對象都說沒有發現那幾天銀行門前有可疑對象。

三個方向的調查都未能擷取線索，案件偵查回到了原地。次日，2月16日，除夕。專案組原定上午再次開會讨論案情的，可是，會議竟沒舉行，因為線索出現了：發現贓物！

贓物是一塊舊懷表，早在2月13日下午就出現了，隻不過未被發現。那麼，前面說過的警方已經建立起來的遍布全市各區的那張龐大的布控網怎麼沒有發揮作用呢？因為贓物出現的地方并非舊貨行，而是中央商場的一個修理鐘表、打火機、眼鏡等日用品的小店。

中央商場位于黃浦區南京東路、沙市路一帶，最初的核心位置在一條名喚“中央弄”的小弄堂裡，一直到抗戰爆發時，也不過寥寥數家賣雜貨的攤位。到二戰結束，黃浦江上停泊着大量美國軍艦，艦上的軍人在等候回國期間，閑着無事，上岸逛街，順便把軍用物資以及個人生活用品拿來出售。中央弄與外灘隻隔着一條馬路，美國大兵上岸後走幾分鐘就到。攤販們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者不拒，大批收購，就地轉手出售。短短半月之間，原先不過個位數的攤位竟然膨脹到中央弄裡塞不下，延伸到附近的馬路上。一批批美國大兵也不必拿着東西過來出售了，常常是還沒上岸，碼頭上就有人揮手大叫着“哈羅”了。一個占地數萬平方米的百貨集市就此形成，由于該集市最初是從中央弄發展起來的，是以就稱為中央商場。

一段時間後，美軍都回國了，軍用物資沒有了，但中央商場反而更加紅火了。為什麼呢？原來上海灘的居民已經習慣于逛中央商場，順便把自家不需要的物品拿去出售，換一些自己需要的日用品回來。交易中，常常發現有的東西外相看着不錯，卻有些小故障不能使用，諸如鋼筆的筆尖秃了、鬧鐘的發條彈簧松了等等，丢棄舍不得，于是就有了修理攤，當場拿去修理，修好後就地出售。就這樣，中央商場發展成為上海市最大的買賣和修理舊貨的中心。1956年，中央商場公私合營，統一管理，繼續發揮着其獨特的優勢，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到頂峰階段，隻要人們想得到的商品，到中央商場總能以難以想象的便宜價格淘到；大大小小的家用物品壞了，如果到中央商場還不能修理的話，那上海灘就再也找不到能夠修好的地方了。中央商場的大名，不但上海乃至周邊江浙地區，全國都知曉。當時外地赴滬的出差人員都會到中央商場一遊，空手而來，滿載而去，就像如今的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一樣。

本案發生時，中央商場還全部由大大小小的個體經營者在打理。在沙市二路上，有一家隻有半個門面的小店，店主姓尤，四十來歲，甯波人氏。當時中央商場所有的修理店鋪都遵循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顧客拿來的東西，隻能修理，不能收購、代銷；修好的東西不能就地出售，要賣也得賣給專門經營舊貨的店鋪。反之，經營舊貨的店鋪也是這樣，哪怕店鋪主人昨天還是中央商場聞名的修理師傅，今天改行搞買賣了，就不能再接修理活兒，即使義務的也不行，所有這類活兒都必須由經營修理的店鋪去做。是以，老尤這個修理小店在中央商場開了三年，從來幹的就隻是修理活兒。2月13日下午一時許，老尤的鋪子裡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穿着一件黑色卡其布夾風衣，與風衣相連的帽子戴在頭上，一個大口罩擋住了大半張臉。口罩可能有點兒厚，這位仁兄說話顯得有些甕聲甕氣：“老闆，我有塊舊挂表不走了，想請你修一修。”

那人掏出一塊舊懷表，正是“2·10”搶劫案中的贓物之一，但當時老尤卻不知道。如前所述，中央商場的修理店鋪按照行規是不收任何舊貨的，是以2月11日上午轄管該處的黃浦分局南京東路派出所隻對全商場的舊貨店鋪下達了布控通知，未曾通知修理店鋪。當下，老尤接過這塊滬語稱為“挂表”的懷表，打開後蓋看了看，說這塊表是瑞典貨，已經蠻老了，起碼有六七十年了，不過修好後再用個十來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于是，對方就問價錢。老尤說五萬元吧，一口價。對方想了想，接受了。于是，老尤就給對方寫了一張收據：瑞典老舊挂表一隻，2月16日下午取貨，修價五萬元。對方屈指算了算，說2月16日是除夕，你這裡也開門？老尤說中央商場全年無休，到時候你來拿就是了，修理費取貨時再付。

老尤這筆生意做得蠻劃算的。原以為這麼老一塊表，拆開後多半會有多個零件不能使用，得調換，如果沒有合适的代用零件，還得臨時制作。哪知拆開後發現所有零件都完好無損，之是以不走，是因為長久沒用，又沒加油，零件互相“咬住”了。現在用汽油清洗一遍，加些縫紉機油就熊走了，聽聲音競像新表無異。這點兒活兒，在老尤這樣的熟練工手裡，不過三個小時就解決了。三小時掙五萬元，這是交好運了。

本來，到2月16日下午，那人把表取走的話，這個線索就沒了。但專案組的運氣也不錯。2月15日上午，南京東路派出所派來了兩個民警，他們來商場不是為調查贓物，而是為了落實節日期間商場的防火措施。這兩位民警會同商場警務室的三個民警，一起在商場巡視，不看其他，單看防火情況。派出所來的那二位民警中，有一個是老尤的老鄰居家的兒子小王，兩家是世交，平時管老尤叫“爺叔”的。小王每次來中央商場，都要順便看看老尤。老尤的鋪子正好在拐角上，處于民警巡邏的中間位置，是以就坐一坐，抽支煙，聊上幾句。這天也是這樣，小王幾人經過老尤的鋪子時，大家就駐步，人多沒法坐，就在門口站着抽煙說話。這時，有一個主顧前來取修好的懷表。付過修理費後，老尤給他取表。這人在鋪子門口站着，看着老尤從抽鬥裡一塊塊尋找他那塊懷表，可能性子急，也可能天生有些饒舌，老尤每拿一塊就嚷嚷，說不是他的。老尤拿到那塊贓物表時，他說就是這塊。老尤說不是，你那塊是瑞士表，這塊是瑞典貨。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和小王一起來的另一位派出所民警老唐原是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黃浦分局的刑警，解放後留用了，讓他到派出所當治安警。“2·10”搶劫案的布控通知就是他負責傳達的，是以對本格森2月10日被劫的那幾件贓物的特征了然于心。老刑警聽老尤說到“瑞典表”，心裡不由一動。待老尤把瑞士懷表交給主顧，将其打發走後，便讓老尤把瑞典表拿給他看。打開表蓋，一個被“U”字包圍着的鈴蘭圖案赫然在目。這個特征，本格森跟刑警說得清清楚楚。

專案組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中央商場。刑警問明了情況，派人拿了這塊懷表去請本格森本人鑒定，同時留下兩人待在老尤的修理鋪子附近蹲守，如果那修表的主兒提前來取表就将其拿下。

本格森一看懷表，說正是被劫财物之一。這就好了，守株待兔等候那主兒吧。刑警從除夕中午一直蹲守到下午鋪子關門，次日上午又去，等到下午一點多，目标終于出現了。老尤按照刑警事先的關照，收錢給表。那主兒把懷表放進口袋剛要離開時，已經被刑警一左一右夾在中間，铐上铐子。把嫌疑人帶到盧家灣分局專案組駐地後，先拍照片，立刻沖印，派人拿去請本格森夫婦辨認；另外指派四名刑警前往嫌疑人的住所搜查。

嫌疑人姓單名菊福，上海本地人氏，三十二歲，住提籃橋區明善坊29号。單菊福以前的職業是開舊貨店鋪，專門收購舊衣服，分門别類整理後出售，從中賺取差價。他這門職業還是祖傳的，其舊貨鋪早在前清光緒年間其爺爺手裡就已開張，兩代人傳下來，沒有發展，也沒有衰敗，由單菊福慘淡經營。其實，抗戰勝利後，大量洋貨充斥上海市場時，他本可以抓住機會，可是，單菊福對此竟然不感興趣，而是成了一名“一貫道”的狂熱信徒。幸好這人天資有限，基本上屬于幹啥敗啥，人家“一貫道”沒看中他，是以幾年混下來還是最低檔次的普通信徒。正當他為此忿忿不平的時候，上海解放了。接着就是清算“一貫道”的罪行。警察局之前查摸情況時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中都有單菊福的名字，最初還以為這是一條大魚，收網時就把單菊福作為骨幹分子逮了進去。哪知調查下來，發現這主兒是個龍套角色，看着滿舞台都是他的身影，真要落實罪行時卻是一樁也沒有他。于是，關了一個月後放人。

總算有驚無險。單菊福走出看守所大門時長出了一口氣，暗忖總算沒吃官司，往下什麼都不想了，就好好經營舊貨鋪子養家糊口吧。可是，“一貫道”不是白參加的，總得付出點兒代價一一他回家後才知道舊貨鋪子已經被工商局封掉了，說有規定像單菊福這樣的對象是不能從事舊貨鋪、刻印章、旅館、印刷業之類的特種行業的。單菊福尋思總得找一份活兒做，否則一家人吃飯問題怎麼解決？

活兒很快就找到了，是給一個開公司的親戚打雜。因為薪水不高，單菊福又謀了第二職業，到河南路橋畔的地下舊貨市場去收購舊貨，以鐘表、眼鏡、打火機等為主，收購後拿到修理鋪去修理，修複後賣給舊貨行或者個人。當時，根據規定出售舊貨需要出示戶口本或者派出所的證明。單菊福劍走偏鋒，不使用者口本，也不去麻煩派出所，而是去了區工商局，說你們查封了我的舊貨店，現在我沒有工作，靠賣掉店裡的舊貨過日子，你們得給我出一個證明，讓我揭不開鍋時随時可以去賣舊貨。工商局不知底細，真的出具了證明，單菊福就憑着這張證明穿行于全市多家舊貨店鋪之間，把收購後修複的東西夾雜于自己的舊貨中間一并出售。

2月12日傍晚，單菊福下班路過河南路時順便去那個地下黑市轉了轉，沒發現有什麼值得買下的貨。準備離開時，被一個身穿藏青色中山裝的男子喚住，說這位先生我剛才看你在鐘表攤那裡轉悠，想是對舊表有興趣，我這裡有幾塊舊挂表，不知先生是否願意收購？單菊福便讓對方拿出來看看。表一共有五塊，其中懷表三塊。單菊福畢竟是祖傳三代的收舊貨世家，當下一看就知道這幾塊表别看外相很差，其實隻要拆開用汽油洗一洗，更換損壞的零件，照樣能走能用，于是就問了問價錢。雙方讨價還價，最後以十萬元一塊成交。

接下來，就應該跑中央商場找修鐘表師傅了。單菊福知道河南路這邊的地下黑市出售的東西大多來路不明，就不敢把這幾塊表一古腦兒全部拿過去修理，而是隻拿了其中的一塊。沒想到，最終還是出事了。

訊問結束，前往請本格森夫婦辨認照片的刑警回來了，說本格森夫婦看過照片，稱單菊福并非登門搶劫的強盜。

前往單菊福家搜查的那四名刑警折騰得有些苦，因為單家堆放着許多舊貨，他們得一件件檢視。最後，也就搜得了單菊福在河南路黑市收購的那幾塊舊表。他們離開單家時，外面的爆竹聲已經響成一片，這才想起此刻正是千家萬戶合家歡聚吃年夜飯的時候。

專案組分析了單菊福的口供，結合本格森夫婦的辨認結果和搜查情況，初步否定了單菊福涉案的可能。次日，1950年2月17日，大年初一。專案組全體出動，帶着單菊福前往河南路黑市尋訪幾天前銷贓的那個家夥。河南路黑市每逢節假日，買賣者比平時都會顯著增多。像春節這樣的大節假，通常人們手頭都有點兒錢鈔，大人小孩兒都會來這裡淘便宜貨。一幹刑警在這裡一連轉悠了三天，過了一個終生難忘的特殊年假，可是白辛苦了一回——案犯并未露面。

六、總理限元宵節前破案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春節，國家規定休息三天，2月20日年初四上班。這天上午八點多，市警察局上司還在局機關各個科室給同志們拜年的時候，一個北京長途傳來了周恩來的訓示，要求上海市警察局必須在正月十五元宵節前破獲涉外搶劫案。

這下，可以想象專案組的壓力了。好在市局上司李士英、揚帆等老革命都了解刑偵工作的特殊性，沒有施加壓力，甚至也沒來盧家灣分局，隻是把專案組三個正副組長召到市局，當面傳達了來自北京的最高指令。組長馬朝漢代表專案組表态：一定不辱使命，元宵節前拿下這個案子！

馬朝漢等人傳回盧家灣分局後，召集全組刑警傳達了周恩來的訓示，說時間緊迫，咱們閑話就不說了，直接談案子吧，請大家讨論一下，下一步該怎麼走？

衆人議下來，認為在目前這種線索全無的情況下，隻有重新回到起點來考慮怎樣查摸本案線索了。所謂的起點，就是“2·10”搶劫案發生伊始是如何分析案情、尋找偵查突破口的，也即從本格森向蔣佩純轉讓五金行有哪些知情人來進行調查。當時專案組所面臨的情況是，蔣佩純積極配合調查，向刑警提供了與此事相關的所有資訊，刑警為此還抓過一個嫌疑人張鏡大。可是，本格森卻拒絕提供相關情況，甚至連轉讓價是多少也以“商業秘密”為由拒絕透露。看來，這回的調查要以本格森為主來進行了。當然，蔣佩純那裡也得重新過濾一遍，運氣好的話或許能夠有意外發現。于是，專案組就作了分工，先派四名刑警分别去找本格森、蔣佩純了解情況。

副組長魏南福和刑警小胡兩人去找了蔣佩純，先跟其談了一會兒，沒有收獲；又請那個曾大義滅親提供過其親侄子涉案線索的賬房先生張宗德和蔣佩純一起聊了一陣，也沒有收獲，隻好無功而返。

另一副組長黃明山和刑警老何去拜訪了本格森。本格森遭了兩次搶劫，全部家當都給強盜劫走了，想回國暫時也動不了身——說得寒碜些，連旅費都成問題，更别說回瑞典後如何生活了。之前，他見警方又是贓物又是照片的似是離破案追贓不遠了，心裡滿懷着希望。此刻見專案組副組長黃明山親自登門，還以為案子已破，是來通知他去領取被劫财物的。待到聽說是來了解線索的，不禁沮喪萬分，但還是強打精神按照專案組的要求說了一番情況。黃、何聽下來，對其說到的兩個對象産生了興趣——

一個名叫程望海，原是五金行的一個店員，三十歲，祖籍安徽合肥，出生在上海。程家有祖傳的武藝，其祖父據說當過清朝軍隊的六品軍官。傳到程望海這一代，武功已經大不如前，但程憑此亦能徒手打敗三五條大漢。本格森與程望海的相識就是由于程的武功。

1939年，淪陷後的上海灘治安一片混亂，汪僞“七十六号”的特務青天白日也敢闖進租界作惡。一到夜晚，那更是這些惡人打劫有錢人的好時候。那年10月，本格森從北京路五金行下班，騎了一輛自行車回家的路上，在公共租界和華界的交界處被兩個“七十六号”便衣特務攔下，以檢查派司為名準備行劫。本格森當時年輕，血氣方剛，出于防範需要，身上是帶着一支手槍的。當下，話不投機便拔槍。但他其實不谙此類動作，遇到的又是兩個受過訓練的特務，槍剛亮出來就被對方踢飛，随即人也被摔翻在地。就在這時，不知從哪裡蹿出一個漢子，以閃電般的動作連踢帶打把兩個特務打倒在地，一邊呻吟一邊求饒。那漢子撿起手槍，騎上自行車，招呼本格森跳上後座踩着就走。

這個人就是程望海，當時才十九歲。本格森當即邀其為保镖。說是保镖，實際上不過是五金行店員的角色，他的工作内容是在本格森外出時随行，待在店裡時就做店員的工作。本格森很陝就發現，這個青年除了有一身不錯的功夫之外，其他方面似乎并不出衆，比如讓他學習五金商品的名稱、用途以及如何接待顧客，他就難能勝任。好在有一身力氣，就相幫做做搬運之類的力氣活兒，反正五金行裡的商品都是沉甸甸的實心貨。

就這樣，程望海在本格森的五金行裡一待就是數年。抗戰勝利後，程望海說要辭工去外地發展，被本格森挽留下來，還給他加了薪水。但本格森很快就後悔了——程望海當時已經結婚，按說應該安安分分過日子，可他卻學會了賭博，而且深陷其中。本格森直到現在也沒想通，像程望海這種智商，怎麼學得會在外國人看來如此複雜的中國麻将？程望海的賭博惡習給他自己、也給本格森帶來了不良後果——每當他賭輸了的時候，五金行裡就會莫名其妙地短缺商品。最初不過沒了幾件鉗子、扳手、螺絲刀、鋼卷尺之類的工具，到後來，連遊标卡尺、萬能表、電表之類當時很值錢的商品也不翼而飛了。本格森終于忍無可忍，當場抓住了這個内賊。可是，此舉不過起到了使沖突公開化的作用。程望海被送進警察局去了，而當時中共大軍已經飲馬長江，隻等一聲令下就要解放江南，那班警察惶惶不可終日，哪裡還管這等小事？再加上程望海在警察局有幾個習武弟兄，那結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甚至比本格森還先回到五金行。無奈之下，本格森隻好召集全店七名店員開會，宣布把程望海開革，如果程不離開，他就把五金行關閉，并請瑞典王國駐上海總領事替他作主，保護其合法利益。五金行一關，大家就失業了，衆店員慮及自己的飯碗，紛紛連求帶動地請程望海離開。程跟其他店員的關系還是不錯的，最後也就點了頭，拿了一筆辭退費走了。

不久，上海解放。市民歡慶解放的歡呼聲、爆竹聲還沒消停，程望海來了，說現在解放了，人民群衆當家作主，他這個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人民重新回五金行來上班了。本格森不想接受，但又不敢，他還真擔心新政權幫程望海這個無産者呢。幸好程望海複工後，不敢再偷竊，他也知道警察局不會像國民黨警察局那樣不制裁他的偷竊行為。可是，他仍舊賭博，赢了就請一班店員吃飯，輸了就借錢，七名店員個個都被借到了，甚至還以“預支薪水”的名義從本格森那裡拿過鈔票。

本格森決定轉讓五金行時，程望海鼓動過衆店員以“老闆這些資産是我們替他掙得的”為名向本格森要求分成，遭到其他店員的拒絕。他是以而忿忿不平，散夥宴也沒參加，甚至連遣散費也沒領取，從此再沒有消息，沒人知道他幹什麼去了。

另一個使刑警感興趣的對象是個叫傑西卡的法國人。三十四歲的傑西卡是仙樂斯舞廳的保镖，他雖是法國國籍，無論體态還是外貌都完全是歐洲男子的模樣，可是作為其祖國的法國土地他卻一步也沒踩上過。不但法國沒去過，甚至除中國江南以外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他都沒去過。他出生在上海，從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上海灘。盡管其父母不斷向其灌輸法蘭西曆史、語言什麼的，可是傑西卡的法語卻遠不及滬語流利。在交際方面，傑西卡也喜歡結交中國朋友，跟本格森這個瑞典佬交友純屬意外。

本格森夫婦喜歡跳舞，兩人每周都會去“仙樂斯”一兩次。跟舞廳保镖傑西卡見面多了，又都是歐洲人，是以也就成為朋友了。傑西卡當舞廳保镖的收入是不低的，可是這個洋兄弟喜好揮霍，與程望海相比，除了有共同的賭博惡習外還更勝一籌——嫖娼。揮霍加賭博加嫖娼，答案就很簡單：債台高築。

傑西卡的揮霍展現在消費上是以喝酒為主。他天生海量，江湖上有個名号喚作“百杯不倒”。而且，他喜歡喝好酒，洋酒華酒那倒沒甚講究。如此，其開銷就可想而知了。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他的債主，五金行老闆本格森也不例外。用本格森的說法，傑西卡是他天生的克星，遇到這個法國佬，他作為生意人的那份精明就扔到黃浦江去了，對方隻要開口告貸，他就會不假思索地掏錢包。好在一般情況下，傑西卡還是很講信用的，借了錢鈔說好哪天還就哪天還，風雨無阻，雷打不動。好幾次，這家夥竟然在約定還債日的午夜跑到本格森府上敲門還錢。因為這一點，本格森夫婦對他還是有些好感的。

不過，這份好感到1950年元旦就蕩然無存了。上海解放後，舞廳生意逐漸清淡。而傑西卡供職的“仙樂斯”元旦前發生了一次小小的火災，老闆決定暫停營業七天，搞内部整修。傑西卡也就放假了，元旦那天他拎了一條火腿，白酒、洋酒各兩瓶到本格森府上串門。本格森讓太太準備晚餐款待這個法國佬。事後回憶，本格森對自己那天席間的一個其實正常的舉動後悔不已，喝着酒瞎聊天時把準備轉讓五金行的事兒透露給傑西卡了；更不能原諒自己的是，他竟然還不假思索地答應了傑西卡的非分之求。

傑西卡的非分之求是，本格森把五金行轉讓後，借給他二十兩黃金，許諾肯定在本格森離滬回國前歸還，而且以高于銀行利率的标準計算利息，利息會以黃金或者美元支付。本格森的酒量跟傑西卡是沒法比的，傑西卡還剛剛起步，本格森已經似在雲裡霧中，聽了對方的要求連想都沒想，馬上一日答應。

過了半個來月，傑西卡再次登門。這時“仙樂斯”已經恢複正常營業，他忙着上班沒打算喝酒，登門拜訪就是為元旦那天所說的借二十兩黃金之事。本格森當天說過之後就把這件事徹底忘掉了，當下聽着還以為是傑西卡故意編造，問了愛莉，方知确有此事。本格森這天沒有喝酒，腦子是清醒的，馬上便後悔了。瑞典人性格直率，他幹脆跟傑西卡實話實說，自己當時完全是一種無意識的應諾，說過就忘記了，現在重新考慮，覺得此事不靠譜，是以就取消這個應諾，并向對方表示歉意。

傑西卡不是一個好脾氣的家夥，對于向本格森商借黃金滿懷着希望，現在聽說本格森要反悔了，馬上大發雷霆。他的憤怒可以說是一種暴怒，暴怒到一直把那碩大的拳頭伸到本格森的鼻梁前，另一隻熊掌則泰山壓頂樣地按住了後者的腦袋，五指緊扣，使本格森的腦袋疼了三天。當然，傑西卡也知道哪怕他把本格森的腦袋揪下來也是無法借到一兩黃金了。是以，最終還是松開了手，留下一句殺氣騰騰的話後離開了。這句話是：“你等着吧，我會讓你為此付出代價的！”

之後，傑西卡沒有再在本格森的視線裡出現過，也沒有給本格森打過電話，而他于去年12月20日向本格森借的四十萬元錢款到1月21日已經過了還貸期，也沒像以往那樣歸還。

專案組據此決定分别對程望海、傑西卡進行調查。

魏南福、小胡、老費負責調查程望海。他們先去了程家所在地的遼陽路派出所了解程望海其人，所獲情況跟本格森介紹的相符。不過，派出所方面說程望海現在的表現似是好些了，至少到目前為止沒聽說過他做了什麼違法之事，派出所幾次抓賭也沒抓到他的現行。于是，又到分局去打聽，分局方面也說沒發現程在解放後有什麼事兒。幾位刑警尋思還得直接跟程望海見見面，當面向其了解最近在幹些什麼、跟什麼人交往等等。

于是就去了程家，從其家人口中得知程望海在做生意，很忙碌，春節也沒有回上海跟家人歡聚。他在哪裡做生意呢？說是在嘉興。具體在嘉興什麼地方，家人就說不上來了。其妻想起小年夜那天丈夫發來過一份電報，就拿給刑警看。電報内容是告知他過年不回來了，要忙到正月十五後。當時電報的價格是每字三百元，自然惜字如金，沒留落款和位址。不過，程望海在嘉興郵局的那紙電報底稿上應該是留有聯系位址的，這是郵電局的規矩。

刑警決定去嘉興調查。時間緊迫，市局撥給專案組的那輛小吉普發揮了作用。刑警當即驅車前往，趕到嘉興後直奔郵電局，查到了程望海留在電報底稿上的聯系位址。過去一看，是一家當時被人們稱為“洋貨行”的百貨商行，新年正在搞促銷，店堂内外擺滿了琳琅滿目的從上海運去的商品，還請來一班中西樂器合璧的樂隊，吹吹打打折騰出很大的動靜。原來，程望海聯絡了兩個朋友，趁着過年從上海運了一船百貨來嘉興這邊做起了臨時買賣。刑警對程望海自2月份以來至今三個星期的活動、交往等情況一一作了調查，最後認為程望海沒有涉案嫌疑。

與此同時，另一路刑警黃明山、老何、老解、諸葛嘉四人對仙樂斯舞廳的法國籍保镖傑西卡進行調查。刑警趕到“仙樂斯”，老闆不在，詢問兩個閑着的舞女這裡是否有傑西卡其人，舞女說有的。問他此刻在哪裡，答稱不清楚，好像已有一段時間沒見到他了。正說着，舞廳管事的黃先生來了，說你們找傑西卡？恐怕沒法見到他了，傑西卡已經辭去了保镖工作，回法國去了。

刑警聽着便急了，問是幾時回國的。黃先生屈指算了算，說是年前七八天動身的，搭乘法國貨輪“巴黎萊莉花号”。正說着，舞廳老闆來了，刑警于是就請其說說傑西卡回國的事兒，這才弄清楚這個法國佬其實早在去年底就已經向舞廳提出辭職了，說是要回巴黎繼承遺産。老闆說這是好事兒，當然支援。不過，你最好再幹一個月，舞廳重新開張時讓那些老舞客看到你這張熟面孔。都說你是個法蘭西美男子，大夥兒這麼多年看下來了，冷不丁兒忽然不見你了，老舞客會不習慣的，說不定還以為我把你攆走了哩。傑西卡想了想，同意了。但這時他已經把租住的房子退掉了，老闆就允許他在舞廳住下來。這樣，傑西卡又待了一個餘月，2月10日離開上海去了法國。

刑警為證明這件事，随即去了海關，查了“巴黎茉莉花号”離開上海的日期，證明是2月10日上午十時二十分駛離吳淞口的。但海關不管貨輪是否搭乘非船員的事兒，于是又向邊防檢查站調查，發現确實有傑西卡離滬回國的記錄。那麼，傑西卡是幾時向上海市警察局提出回國申請的呢？刑警回過頭來又奔市局外事處，那裡的記載表明，他早在去年11月下旬就已經提出申請，半個月後就被準許了。由于傑西卡沒有什麼财産，是以他也沒要求警察局出具證明去銀行兌換黃金。

那麼，會不會是傑西卡玩弄的金蟬脫殼之計，指使“老曹”等人搶劫本格森一家，自己先跑回法國以避免警方的懷疑呢？專案組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可以排除這種可能性，因為傑西卡提出回國申請時，他還不知道本格森轉讓五金行之事，他是元旦去本格森家聚餐時才得知的。而借二十兩黃金的要求，估計屬于當時的靈機一動之舉。至于他是準備借了黃金回國從此不還呢，還是拿着黃金到黑市上去搞投機賺取差價，那就隻有他自己清楚了。

這樣，程望海、傑西卡的嫌疑都排除了。

七、可疑的女教師

2月23日上午，專案組召開案情分析會，總結了“2·10”和“2·13”這兩起搶劫案的共同點與不同點。這兩起案件的共同點是，案犯都知曉五金行轉讓之事及本格森夫婦在2月10日、13日去了銀行；不同點是，案犯在2月10日作案時逼問的是轉讓款而不是黃金，但在2月13日作案時，直接開口就要黃金。

刑警據此分析，事先知曉本格森轉讓五金行，說明案犯應是有條件打聽到本格森資訊的某個知情人；2月10日作案時以為本格森夫婦去銀行拿了款子，13日作案時已經清楚當日去取了黃金，這說明案犯第一次作案時尚不清楚政府對外僑的金融政策，估計不是生意人；案犯知道本格森夫婦2月10日、13日前往外灘中國銀行辦事，說明他們很有可能就在銀行附近守候窺察。專案組于是決定：全組出動，全力尋訪2月10日、13日在外灘中國銀行附近窺察本格森夫婦出入該銀行的那個家夥。

這樁活兒之前已經幹過，刑警曾經跟中國銀行門口的那些小販、修鞋修拉鍊的手藝人、車夫等接觸了解過，沒有查摸到什麼可疑對象，當時就作為不存在這方面的可能而放棄了。此番集中了人馬卷土重來，聲勢頗大，是否能夠取得效果呢？23日這天，刑警遍訪了銀行門口的每個小販、車夫等，沒有任何收獲。次日，專案組仍然全體出動。上午沒有收獲，中午，運氣終于來了，那是刑警老何撞到的。

那天，刑警的午餐是兩個面包。海關大鐘敲響十二下後，老何掏出面包正要吃，面前出現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乞丐。那時候的乞丐跟現在我們在街頭、車站、碼頭、地鐵上每天遇到的要錢的乞丐不同，盯着人乞讨的就是食物，不管什麼食物，隻要能夠填飽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是以舊時滬上對乞丐的稱謂是：讨飯叫花子。當下，這個小乞丐站在老何面前，盯着他手裡的面包垂涎欲滴，老何就把一個面包給了他。

小乞丐謝了又謝，說的是一口上海話。老何找了一處背風的台階坐下，招呼小乞丐坐在旁邊，兩人吃着面包聊了起來。老何得知小乞丐是個孤兒，打從五年前父母去世後就開始乞讨了。然後，就說到了春節前那段時間是否來外灘這邊乞讨過的話題。小乞丐說他平時基本上就在外灘一帶轉悠，運氣好的話能混個肚兒圓，不好的話就隻能半飽。轉眼間，小乞丐已經把一個面包吃光了，老何就把自己吃剩的半個面包也給了他。小乞丐感歎說這是他吃過的東西中第二好吃的。老何随口問第一好吃的東西是啥，沒想到這一問竟然有了意外收獲。

小乞丐告訴老何，過年前大約八九天時，他在中國銀行門前也遇到過一個像老何這樣的好心人，把自己帶的幹糧分了一半給他，那是一種自制的糯米團子，豆沙餡的，非常好吃，又耐饑，是他吃到過的最好吃的東西了。老何聽了心裡便是一動，尋思除了他們這班刑警，還有誰自帶幹糧到銀行門口來活動的？這人從事的是什麼職業？于是就向小乞丐讨教，得知對方是一個賣香煙的阿姨。繼續打聽下去，小乞丐說那個阿姨以前沒有見到過，後來也沒出現過，也就是那幾天。老何心裡盤算，那不正是2月9日到13日這個時段嗎？這個人似乎有點兒可疑啊！

老何向專案組長馬朝漢彙報了這一情況。馬朝漢稍一沉思，下令：找那些賣煙的小販打昕這個女人。

中國銀行門前是外灘賣煙小販的集中點，最多時有五六十個，這天大約有三十多個。老何等數名刑警分頭找小販詢問，證明了小乞丐的說法，不止一個煙販曾在年前看見過這麼一個女人在出售香煙。那麼之前刑警向他們調查時為何不提供這個情況呢？這很簡單，之前刑警調查時是詢問“那幾天是否有可疑對象在現場出沒”，而那個女人看上去很本分，根本算不上“可疑對象”。

那麼，這個女人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隻做了幾天買賣就歇業了呢？刑警遍訪下來，據那些見過這個女人的攤販說，此人年約四十二三歲，稍胖，身高在一米六左右，左側腮幫上有一黑痣。有一個小販曾跟這個女人聊過天，對方稱住在控江路一帶。

馬朝漢立即派刑警老何、小胡兩人前往控江路調查。控江路現在屬于楊浦區，但當時是屬于吳淞區。何、胡兩人過去跟派出所一說，那邊說我們管段裡像這樣的女人成百上千，一時恐怕查不出來。刑警說這是要緊任務，人手不夠，我們馬上給分局打電話給你們調幾個同志來，這是揚帆局長授予專案組的臨時權力。派出所方面一聽這二位刑警有這等來頭，也就不說什麼了，盡力幹吧。當下就派人通知每個居委會派一個人來派出所開會。人到齊後，刑警把要尋找的對象說了說，請大家回去向各居民小組傳達，查找這樣一個女人，一有消息立刻報告。

這樣，到當晚七點多，終于有了消息：第七小組有一個名叫沈秀珍的似與要查找的對象特征相符。刑警随即跟進，可是調查下來的結果是這個女人并不涉案，她臨時去外灘賣煙就是為掙點兒小錢，以便過年時家中餐桌上多幾樣葷菜。線索再次落空，專案組每個刑警都有點兒心慌。當晚，再次開會分析案情，對之前定下的調查方向進行了反複論證，認為沒有問題，于是決定還是圍繞“知情者”這一點進行調查。

2月25日，黃明山帶着刑警金運旺、小胡前往高雄路213号再度拜訪本格森夫婦，指望從兩人的陳述中捕捉到哪怕一丁點兒的蛛絲馬迹。三刑警登門時是上午九點多，走到門口正好本格森夫婦送客出來。客人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女子，有着一張比較耐看的瓜子臉，梳着兩條長辮子，與刑警劈面相遇，從容點頭，微微一笑，回身向本格森夫婦道别，款款而去。

刑警進屋後，本格森告訴他們，剛才那位客人是他們小女兒艾米莉的班主任唐老師，是來家訪的。黃明山聽着覺得有些不解，都要回國了，老師還來搞什麼家訪？還沒想好是否要問一問時，愛莉又補充說，這個唐老師很好的，寒假已經來家訪過四五次了。金運旺出于職業的敏感随口問了一句：“以前放假時她也是家訪好幾次嗎？”

“不，以前假期就來一次，剛放假的時候來的。”

如此，刑警就覺得這個唐老師似乎有點兒反常，互相交換眼色後，便盯着這個話題往下聊了，并把艾米莉也請過來一起談話。一番交談下來，刑警便對唐老師産生了懷疑——

2月4日放寒假後，唐老師次日來家訪，當時本格森正在外面奔波，愛莉帶着大女兒去醫院看病了，家裡就艾米莉一人。老師跟學生聊到如何完成寒假作業時，艾米莉就告訴老師将舉家回國之事，是以寒假作業就不必完成了。唐老師聽着略感意外，說這事兒以前沒聽你說過嘛。艾米莉說這是父親決定的事兒，聽說他最近正準備轉讓五金行。唐老師離開後，愛莉和大女兒回家了。愛莉聽說老師來家訪，也沒當回事，更不關心小女兒跟老師聊了些什麼。

搶劫案發生後，刑警幾次三番來本格森家調查，唐老師也接二連三地來家訪，除了關心艾米莉回國後學習成績、語言能否過關等情況外，還對本格森夫婦遭受搶劫之事表示慰問，詢問破案情況，令本格森夫婦很是感動。

當下，刑警一聽就覺得這個唐老師似乎關心得有些越位了，随即決定對唐老師進行外圍調查。

唐老師名叫唐紅蔚，二十八歲，上海郊區南彙縣人氏，已婚，其夫系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記者，生有子女各一；夫婦倆均系1948年參加地下共青團的，目前正努力争取入黨。唐紅蔚為人正派，工作積極，社會關系簡單，這樣一個女子，應該說是不可能涉案的。那麼，唐紅蔚是否會把她偶然了解到的關于本格森轉讓五金行之事告訴他人呢？專案組認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于是決定找唐紅蔚談話，當面了解情況。

八、真相大白

調查下來，果不其然。唐紅蔚在2月4日家訪時知曉本格森一家将回國的消息，次日去學校值班時遇到正上六年級的本格森的大女兒約瑟芬的班主任杜冰，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對方。杜冰當時說那她也應該去家訪一趟，關心一下這件事，也算是師生道别。第一起搶劫案發生後唐紅蔚再次前往家訪，問了艾米莉才知道杜老師并未去家訪過。接着，她聽同僚說杜老師腳扭傷了，在家休養，就登門探望。杜冰開口就詢問本格森家遭搶劫之事，很是關心的樣子。唐紅蔚後來的兩次家訪，就是應杜冰之求前往了解情況的。唐紅蔚當然不知道杜冰為何這樣關心本格森家，隻道這是出于對其學生約瑟芬的同情。

那麼，這個杜冰是怎麼一個角色呢？杜冰祖籍江蘇鹽城，生于上海，二十九歲，國中畢業後從代課老師做起，到二十二歲成為正式教師，國民黨上海市教育局人事處在編教師名單裡有她的名字。新中國成立後，杜冰轉為人民政府教育局在編教師。二十三歲時結婚，丈夫是鐵路局職員，1949年春患肺結核去世，杜冰遂成寡婦。至于杜冰扭傷了腳，刑警了解下來，所有人都隻不過是聽說，源頭從何而來誰也說不清楚，刑警于是決定以此為突破口直接跟杜冰交鋒。

2月27日下午兩點，四名刑警由派出所戶籍警陪同着前往杜冰家。杜冰正坐在門口曬太陽，忽見來了五名警察，不禁一個激靈。戶籍警開門見山問其腳扭傷之事，杜稱是2月7日下午去菜場買菜時不慎滑了個趔趄扭傷的，次日去醫院看了，拍片下來說骨頭未傷，但軟組織受了損傷。刑警問是哪家醫院看的，她又改口說不是去醫院，是請街頭賣膏藥的江湖郎中看的。那麼拍片是怎麼回事呢？答稱是記錯了。刑警說給你換個地方談話吧，遂将其帶到派出所。

杜冰進了派出所，還沒坐下就要求上廁所。這使刑警覺得可疑，暗忖這女人别是想毀滅随身攜帶着的什麼證據，這得防一手。那時派出所警員少，沒有女性警員，于是刑警就讓杜冰把衣服口袋裡的所有物品放在桌上再去廁所。杜冰的臉一下子變了，随即叫嚷“警察污辱婦女”，揚言要去市警察局找上司反映。黃明山說你可以反映，不過現在必須照我們說的辦。杜冰又說那我甯可不上廁所了。黃明山說上不上廁所是你的事兒，你自己決定；不過現在我們執行公務，需要你把口袋裡的物品全部掏出來，你必須照辦！否則，我們可以把你帶到分局甚至市局去，那裡有女警察搜查你；也可以往分局打個電話請一位女警員過來對你進行搜查。

杜冰無奈，隻好把口袋裡的物品掏出來，計有錢包一個、通信錄一本以及手帕和兩張廢紙。刑警先看廢紙，那是兩張白紙，上面沒有字；再看錢包，那是一個美國産的“玻璃皮夾子”(滬語稱錢包為“皮夾子”，“玻璃”指當時世界最新産品塑膠)，這個在當時中國比較罕見，裡面有一些紙币、工作證，還有一張男子照片，還有一本通信錄。

刑警把錢包裡的鈔票、照片、工作證什麼的全部拿出來檢視，沒看出什麼究竟。問杜冰這個男子是什麼人，杜答稱是男友；問這人叫什麼名字、幹什麼職業、住哪裡，杜冰說已經吹了，他叫張一峰，去香港了。

刑警又詢問了杜冰放寒假以來的活動情況、平時的交往對象、自己的經濟狀況等等，杜冰回答得還算爽快，沒有像先前那樣前言不搭後語。但是，刑警仍舊認為這個女人可疑，黃明山決定将其帶往分局進一步調查。

專案組長馬朝漢聞知情況後，拿過那張照片稍一端詳，語出驚人：“立刻拿去讓本格森夫婦辨認！我估摸八九不離十這位就是搶劫案首犯‘老曹’了！”

果然，刑警拿着這張照片讓本格森夫婦辨認，兩人一眼認出這就是搶劫案首犯“老曹”。到這一步，杜冰不交代也得交代了。專案組據其交代，當晚即抓獲了其男友并起獲了部分贓物及一支作案時使用的手槍。令衆刑警吃驚的是，這主兒竟然真的姓曹，名喚漠坤。至此，這兩起涉外搶劫案終于真相大白——

曹漠坤，浙江台州人氏，三十二歲，原系上海大厚機器廠技工，1939年随同一批熱血青年從上海赴皖南投奔新四軍，被分派至槍械修理所工作。不久，因吃不了苦開小差逃往香港。半年後又傳回内地，在國民黨軍隊陳誠部當司機。抗戰結束後，曹漠坤以汽車連中尉副連長的身份調至“國防部汽車隊”。1948年12月，曹漠坤見國民黨大勢已去，遂離開軍隊來到上海，在一家出租汽車公司謀了份司機差使。

半年後，一次偶然的機會，曹漠坤與杜冰相識。兩人一個是未婚，一個是寡婦，交往兩個月後就成了戀人。當時上海已經解放，兩人開始商議結婚之事。還沒議出個結果，杜冰的姑母姑夫從香港來上海探親，對杜冰說你們兩人如果願意到香港去發展，我們可以給你們提供一些幫助。杜冰的姑夫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香港開着兩家南貨店、一家食品加工廠，頗有些經濟實力。杜冰遂與曹漠坤商量，後者贊同去香港，但認為不能空着雙手過去，而是應該帶些“黃白綠”作為發展事業的資金，親戚給予一些指點就是了，不能用人家的錢鈔，否則臉面放哪裡去啊？杜冰覺得有道理，可是對于如何籌措“黃白綠”卻毫無頭緒。曹漠坤說看機會吧，我先利用歇班休息的時間去倒騰點兒“黃白綠”。于是，杜冰就把自己的幾件首飾交給曹漠坤，曹漠坤自己也有幾件，就開始搞起了投機買賣。

前面說過，上海市軍管會已經釋出通告規定私人不準買賣“黃白綠”，是以，曹漠坤的行為屬于違法之舉。對于曹漠坤來說，違法倒還在其次，隻要機靈些，一般不至于被拿下，最擔心的是黑市行情變化無常。他以僅有的七八件首飾為本錢，初時賺了些，漸漸就賠了，到去年12月初，不但賠光了首飾，連以前的積蓄也蕩然無存。

此後，曹、杜兩人就隻有終日與愁相伴了，姑母來函催問遷港之事，杜冰隻好胡亂找個理由搪塞。直到1950年2月5日，杜冰從唐紅蔚口中得知本格森轉讓五金行舉家回瑞典的消息，當天與曹漠坤閑聊時說起，曹漠坤就動了心，說那瑞典佬的五金行應該值些錢鈔的，我去把那筆鈔票弄過來，去香港就有資金搞事業了。杜冰對曹漠坤一向言聽計從，當下自是贊同。

曹漠坤次日即去北京路“考察”了本格森要轉讓的五金行。他是技工出身，對五金商品比較内行，當下稍稍一估，就知曉即使豬肉當豆腐賣，這家店鋪也能賣個幾千萬人民币，于是決定下手。他當天就跟兩個當年在國民黨“國防部汽車隊”一起開車的結拜弟兄金志靈、許家偉說了這事，金、許此時在另兩家計程車公司開車，當下便表示“感謝大哥提攜”。于是，三人策劃了作案方案，金志靈還于2月8日去本格森宅第附近察看了地形。

從2月9日起，三個計程車司機便放棄載客生意，三輛汽車輪番出動，從早到晚跟蹤本格森。這樣，2月10日下午本格森夫婦去中國銀行辦事就被“輪值”的許家偉窺察到了。當晚三人立刻下手，卻沒搜到款子，由于不懂外僑金融政策，還真的相信了本格森的話，以為轉讓款已經劃到瑞典銀行去了。回去後，曹漠坤想想覺得不放心，在邀杜冰一起去外白渡橋畔的浦江飯店喝咖啡時，請教了鄰座兩個正對外僑金融政策高談闊論的老闆，方知原來是這麼回事。于是，當晚緊急通知金、許，次日繼續輪流跟蹤本格森，并讓金去河南路黑市将2月10日劫得的舊鐘表銷贓——此舉是為了轉移警方的視線。

2月13日下午，案犯終于窺察到本格森夫婦去了銀行，斷定這次是去取黃金的，決定當晚再度對本格森實施搶劫。三案犯作案時使用的左輪手槍，系他們在“國防部汽車隊”當差時私藏的。

2月28日淩晨，專案組刑警抓獲了金志靈、許家偉，從二犯住處起獲了贓物和手槍。至此，這起涉外搶劫案終于圓滿告破。上海方面随即向北京報告，周恩來當天就訓示外交部在下一輪與瑞典方面的建交談判中告知此事，以使對方了解新中國。1950年5月9日，瑞典與中國正式建交。

1950年6月29日，上海市軍管會對該案作出判決：判處曹漠坤死刑，立即執行；判處金志靈、許家偉無期徒刑；杜冰領刑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