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頭的話：
南宋中期羅泌《路史》卷四“蜀山氏”條,其子羅蘋注雲:“永明二年(公元484年),蕭鑒刺益,治園江南,鑿石冢,有椁無棺。得銅器數千種,玉塵三鬥,金蠶蛇數萬,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雲:蠶叢氏之墓。”《四川通志》引《南齊書》記載，“南齊永明九年(公元490年)，在廣漢縣所墾之處，不僅發現一件巨大而奇特的青銅器，它高5尺，周圍4尺4寸，四面各 有9孔。而且還發現一枚玉玺，它壁方8分，上有鼻，文曰真帝”。這是廣漢發現青銅器、玉器、文字的最早記載。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等處的文獻記載和收藏的實物表明，最晚在五六百年前的明朝,士大夫階層便把玩、收藏古蜀文化三星堆玉器。200 多年前的清朝，地方官吏便将古蜀文化三星堆玉器貢獻給清朝帝王。
一，（1929-1949年）
1，1929 年春，廣漢月亮灣鄉紳燕道誠祖孫三人，在離家不遠的林盤地溝邊 掏車水坑，挖掘器物，計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 400 餘件。
2，1931 年春，正在廣漢縣傳教的英籍牧師董宜笃 V.H.Donnithorne 得知此事，意識到這批器物定不尋常，便急急告知當地政府，盡快尋回散失的器物，以便把它們儲存下來。幾天後，董牧師便在市場上買到數件玉石器，交給了華西大學博物館。
3，戴謙和 Deniel sheets Dye 美籍實體教授、地質學家。在接到董牧師交來的玉器後，戴謙和立即對帶來的玉器進行鑒定，當即就斷定為商周之物。1931 年 6 月，戴謙和、董宜笃與華西大學攝影員晉先生從成都趕赴廣漢，在當地駐軍的協助下，對月亮灣遺址進行了考察、攝影。
4，1932 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鑒賞家龔熙台，從燕道誠處購得玉器數件，稱 “價值連城”。由此寫出的《古玉考》一文，于 1935 年發表在成都東方美術專科學校校刊創刊号上。龔熙台此說一出，立時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動，他們紛紛奔赴廣漢尋找寶物、找燕道誠購買玉器，成都古董市場被“廣漢玉器”攪得沸 沸揚揚。
圖（1）1929年古蜀玉器的發現者燕道誠一家。
5，1933 年，華西大學博物館美籍考古專家葛維漢教授 David Crockett Graham 認為，廣漢玉器頗有考古價值，乃函詢董牧師之詳情，并親至其地考察。 在征得省政府教育廳同意後，在當地政府協助下，開始大規模的科學考察與發掘。
6，成都考古學界對廣漢玉器的興趣，引起了時任廣漢縣縣長羅雨蒼的重視。 此時，因大批古董商雲集廣漢，使得當地百姓群起發掘廣漢玉石器。羅雨蒼得報後，當即下令保護月亮灣遺址，不準自行亂挖亂掘。1933 年初，羅雨蒼以縣政府的名義，邀請葛維漢率華西大學博物館科學發掘隊前來發掘遺址。
7，1933 年 3 月 16 日後，發掘工作正式展開。上司發掘者除葛維漢外，還有林名均。當時社會治安十分混亂，時有土匪夜間搶劫富豪的事件發生。為了防備土匪幹擾發掘工作，羅縣長派出 80 名士兵日夜保護發掘工作隊和發掘現場。共獲得各種玉石器 600 多件。事畢，當華西大學博物館館員林名均将它們全部移送縣政府過目時，羅縣長慷慨地說：這些器物很有科學價值，把它們送給華西大學古物博物館。
8，1934 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 Andersson 根據廣漢出土和民間的玉器， 整理出曆史上第一份有關廣漢古蜀文明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一一《漢州發掘簡 報》，發表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第 6 卷(1936 年出版〉上。
9，1934 年，葛維漢整理出曆史上第一份有關廣漢古蜀文明遺址的考古發掘 報告—— 《漢州發掘簡報》。他寫道：“在四川古墓中發現的器物，大約為公元前 1000 年的時期”。其先見卓識，令人驚訝與感歎。當時的中國學者、外國學者，中國老百姓、地方官員、地方軍隊将領，抱着對中華文明強烈的自信心和熱烈向往之情，自覺地擔負起絲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義務。由此揭開了以後半個多世紀的三星堆考古發掘序幕。
10，衛聚賢先生是中國早期田野考古的開拓者、公衆考古的先行者。1941年，《說文月刊》第3卷第4期題名為“巴蜀文化專号”，衛聚賢的《巴蜀文化》一文有數萬字，并附有大量在四川出土的各類器物的描摹圖。他在文中根據成都白馬寺壇君廟出土的青銅器及其他考古發掘資料，認為巴蜀文化不僅古老，而且和中原文化有很大不同，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1942年《說文月刊》第3卷第7期仍為“巴蜀文化專号”，衛聚賢經過大量補充，仍以《巴蜀文化》為題發表。當時四川地區的考古發掘不多，受“中原中心論”的影響，人們大多認為巴蜀荒蠻、落後。
圖（2）1933 年上司廣漢考古發掘的葛維漢、林名均。
衛聚賢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争議，他的說法受到普遍質疑，商承祚、鄭德坤等學者都不同意衛聚賢的看法，甚至不同意“巴蜀文化”的提法。由衛聚賢發起的“巴蜀文化”的讨論，有力地推動了四川地區巴蜀文化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巴蜀文化”的概念當時遭到了許多學者的反對，直到60年代以後才得到正式承認，并一直沿用至今，廣為人知。
11，1946 年，華西大學以《華西大學博物館專刊之一》的名義，出版了曆史學家鄭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其第四章即為《廣漢文化》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