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的话：
南宋中期罗泌《路史》卷四“蜀山氏”条,其子罗苹注云:“永明二年(公元484年),萧鉴刺益,治园江南,凿石冢,有椁无棺。得铜器数千种,玉尘三斗,金蚕蛇数万,砂为阜,水银为池,珍玩多所不识,有篆云:蚕丛氏之墓。”《四川通志》引《南齐书》记载，“南齐永明九年(公元490年)，在广汉县所垦之处，不仅发现一件巨大而奇特的青铜器，它高5尺，周围4尺4寸，四面各 有9孔。而且还发现一枚玉玺，它壁方8分，上有鼻，文曰真帝”。这是广汉发现青铜器、玉器、文字的最早记载。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处的文献记载和收藏的实物表明，最晚在五六百年前的明朝,士大夫阶层便把玩、收藏古蜀文化三星堆玉器。200 多年前的清朝，地方官吏便将古蜀文化三星堆玉器贡献给清朝帝王。
一，（1929-1949年）
1，1929 年春，广汉月亮湾乡绅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 掏车水坑，挖掘器物，计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 400 余件。
2，1931 年春，正在广汉县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 V.H.Donnithorne 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批器物定不寻常，便急急告知当地政府，尽快寻回散失的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几天后，董牧师便在市场上买到数件玉石器，交给了华西大学博物馆。
3，戴谦和 Deniel sheets Dye 美籍物理教授、地质学家。在接到董牧师交来的玉器后，戴谦和立即对带来的玉器进行鉴定，当即就断定为商周之物。1931 年 6 月，戴谦和、董宜笃与华西大学摄影员晋先生从成都赶赴广汉，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
4，1932 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从燕道诚处购得玉器数件，称 “价值连城”。由此写出的《古玉考》一文，于 1935 年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龚熙台此说一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动，他们纷纷奔赴广汉寻找宝物、找燕道诚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 沸扬扬。
图（1）1929年古蜀玉器的发现者燕道诚一家。
5，1933 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考古专家葛维汉教授 David Crockett Graham 认为，广汉玉器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牧师之详情，并亲至其地考察。 在征得省政府教育厅同意后，在当地政府协助下，开始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与发掘。
6，成都考古学界对广汉玉器的兴趣，引起了时任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重视。 此时，因大批古董商云集广汉，使得当地百姓群起发掘广汉玉石器。罗雨苍得报后，当即下令保护月亮湾遗址，不准自行乱挖乱掘。1933 年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
7，1933 年 3 月 16 日后，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林名均。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富豪的事件发生。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 80 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共获得各种玉石器 600 多件。事毕，当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8，1934 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 Andersson 根据广汉出土和民间的玉器， 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一一《汉州发掘简 报》，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 6 卷(1936 年出版〉上。
9，1934 年，葛维汉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 报告—— 《汉州发掘简报》。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 1000 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当时的中国学者、外国学者，中国老百姓、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向往之情，自觉地担负起丝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由此揭开了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序幕。
10，卫聚贤先生是中国早期田野考古的开拓者、公众考古的先行者。1941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题名为“巴蜀文化专号”，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有数万字，并附有大量在四川出土的各类器物的描摹图。他在文中根据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青铜器及其他考古发掘资料，认为巴蜀文化不仅古老，而且和中原文化有很大不同，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1942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仍为“巴蜀文化专号”，卫聚贤经过大量补充，仍以《巴蜀文化》为题发表。当时四川地区的考古发掘不多，受“中原中心论”的影响，人们大多认为巴蜀荒蛮、落后。
图（2）1933 年领导广汉考古发掘的葛维汉、林名均。
卫聚贤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他的说法受到普遍质疑，商承祚、郑德坤等学者都不同意卫聚贤的看法，甚至不同意“巴蜀文化”的提法。由卫聚贤发起的“巴蜀文化”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地区巴蜀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巴蜀文化”的概念当时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直到60年代以后才得到正式承认，并一直沿用至今，广为人知。
11，1946 年，华西大学以《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的名义，出版了历史学家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其第四章即为《广汉文化》专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