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諸侯并起，我國曆史進入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軍閥割據争奪，大戰持續。晉國為了更好地解決适者生存的運勢，積極主動開展改革，踏入強國之路，執掌秋春統治 150 多年，變成 春秋五霸之最。
晉國的改革推動了國家的發展趨勢，但也具有着難題。晉國在曆年來改革中存在的不足積年難改，導緻的苦果日漸比較嚴重，最後造成了國家的亡國。
從晉文公建立三軍開始，六卿開始真正登上晉國的政治舞台。在晉文公時期，國君與六卿的關系可以概括為：合理控制，為我所用。這一時期的六卿沒有後期那麼大的權力，基本上是聽命于國君，是作為國君主持國政的輔佐力量而存在的，六卿在各自的職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為國君出謀劃策，戰時領兵作戰，平時幫助國君處理政務。
此時的六卿制度還未形成，六卿的任命、升遷都由國君決定。可見是君權統治卿權。國君和六卿間的關系在這一時期很融洽，國君雖然掌握着任命權，但對六卿的任命可謂是知人善用，選賢與能，使得人盡其才，而六卿也是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為國君出謀劃策，群策群力，甚至推賢讓能，形成了良好的風氣。
可以說，晉文公時期，國君和六卿集體為晉國的發展和争霸事業努力着，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晉襄公即位後，面臨的局面就是如何繼續晉國的霸業，保持晉國的霸主地位不動搖。 當時諸侯國間的局勢其實很明朗，中原形勢相對穩定，晉國的霸主地位已然确定。楚國在城濮之戰後元氣大傷，北進勢頭被遏制，短時期内無法再與晉國抗衡，當時從楚的諸侯國紛紛倒向晉國。作為春秋首霸的齊國在經曆了齊桓公的輝煌時代之後，開始走下坡路。
齊桓公去世後，齊國陷入五子争位的混亂。正所謂是“内寵盛而齊霸衰。”鄭國，曾經是春秋小霸，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處戰略要沖，曆來是各位霸主及強國争奪的焦點。而鄭國能在大國争霸的夾縫中生存下來，确實不易。此時的鄭國正是處于夾縫中間的局面，或從或違，隻是出于對自己有利而已，對霸主地位再無觊觎的野心和實力。
魯、宋、衛、蔡、曹、陳等國這一時期同樣衰弱，隻能聽從于霸主的意見，參與各種結盟，對晉國的霸主地位并無威脅。而其餘楚國的與國見晉國勢力漸強，紛紛倒向晉國。縱觀各諸侯國，這時真正能與晉抗衡的也就隻有秦國了。
是以，晉襄公即位後所面臨的局勢也就是讓秦國服從于晉國即可。但秦國之于晉國，有特殊的意義，晉國幾任國君都是經秦相助才得以歸國。
晉獻公之前，晉國同西周王室一樣實行世卿世祿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晉國的卿、大夫，依靠宗法和血緣關系，世代把持晉國的高官顯職，享受優厚的俸祿。世卿世祿制度在組織上保證了晉國權力為貴族宗親集團所壟斷。晉獻公上台後，實行國無公族制度，公族在晉國遭到沉重打擊，地位和勢力都一落千丈。
原先本該屬于近支公族的封邑、權力、爵位被讓出，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度不能繼續實行。如何填補國無公族造成的晉國統治集團上層出現的權力真空是文公必須考慮的問題。獻公之後，晉國經曆了将近 20 年的動蕩之後，晉國的選官制度、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亟待重新調整。文公回國後，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
其中，政治改革主要圍繞官制進行。晉文公官制改革的内容有三：第一，改革選官制度；第二，改革中央官制；第三，改革地方官制。
公族在晉國遭到打擊後，晉國出現權力真空。晉文公時期，在中央官制方面主要是創立了六卿制度。從文公開始直至三家分晉，六卿制度成為晉國中央的主要官制。六卿制度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它與晉國當時所處的國際國内形勢密切相關。從國内方面來講，雖然晉國在獻公時期曾經大滅公族，但國内的舊貴族勢力依然比較強大。
獻公死之後，奚齊、倬子、荀息、骊姬都被殺，裡克作為舊貴族勢力的代表掌握國家權力。惠公能夠回國做國君也多仰仗于裡克。文公回國之後，又發生了呂郤之亂。呂省、郤芮圖謀焚燒文公的寝宮且弑殺文公。
雖然叛亂被平息，但也說明雖然文公即位，但國内還存在着文公的反對勢力，國内強大的舊貴族勢力威脅着晉國政權的安危。雖然之後晉國曆史上也曾出現過四軍八卿、五軍十卿等體制，但晉國的軍政大事還是六卿說了算。
選官标準方面，文公啟用多年受排擠打擊的舊貴族，緩解了自獻公以來，直至惠懷時期國内因為大滅公族、黨同伐異而造成的恐怖氛圍，營造了一種安定的政治環境，取得了舊貴族對文公政權的認可。在起用舊貴族的同時，文公還任用有功之臣，平衡了錯綜複雜的各種政治力量。文公的政權是世襲的舊貴族與新興的軍功貴族聯合政權。
在這一政權中，文公抛棄了血緣關系，依靠賢能和功勞平等競争，調和了從亡之士與舊有貴族之間的沖突，晉國政壇煥發出勃勃生機。六卿制在政治方面穩定了内政，加強了君權。六卿之下，因為卿位大緻依次遞補，是以舊勢力之外的新的勢力很不容易發展起來。因而晉國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卿大夫勢力格局，使得其内部政局較為穩定。
據粗略統計，在晉國政壇上出現頻率較高，人數較多的宗族至少在六十家以上，但可以位列六卿的也僅有 11 個家族而已。六卿制使晉國在國家權力和社會财富配置設定方面走出了獻公以來的無序狀态，以國君為中心的統治系統穩定下來。
六卿軍政合一，保證了晉國軍事上的勝利，在晉國霸業成就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城濮之戰中，六卿以敏銳的政治眼光，認識到與楚國必有一戰，抓住有利時機，靠智慧和毅力以及團結合作，赢得了戰争的勝利。晉國六卿成為晉國公室的股肱，在晉國與其他諸侯國的會盟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文公的官制改革中，側重于扶植舊族，但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異姓卿大夫勢力逐漸超過公族。經濟方面，異姓大夫通過建立軍功，獲封采邑。采邑成為了卿大夫及其家族安身立命的基礎。時卿大夫還可以通過建立軍功而繼續擴大自己的封地。邊遠地區離公室統治中心較遠，為異姓卿族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軍事上，晉國的異姓卿大夫又多手握晉國軍政大權。是以在晉國形成了許多集政治、經濟、軍事于一體的采邑勢力集團。官制改革，以尚賢尚功取代任人唯親，打破了宗法血緣關系但沒有消除分封制，因而為世卿的逐漸形成奠定了政治、經濟、軍事基礎。
六卿體制的建立，雖有利于晉國的稱霸，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導緻中軍将權力獨大。晉國逐漸呈現出卿權強大，君權衰弱的局面。
春秋前期，晉國國君和六卿為了争霸戰争的勝利，積極發展晉國生産力，對晉國的各項事務都進行了調整和改變，可以說促成了晉國的強大。
到春秋中後期，君權下移，卿族逐漸掌握晉國大權，并積極與公室和其餘卿族展開激烈的争奪，在這種情況下，六卿專注于自己卿族的發展，無心争霸，但為了在卿族鬥争中不處于劣勢，他們也都采取了各種措施積極調整、改變所屬領地的生産方式，其改革必然涉及到當時的田制、采邑制度、縣制、賦稅制度等各方面。
從客觀上來說帶動了生産力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曆史的發展。但這些制度一旦發生變化，必然會引起政治層面上的變化，也就導緻了晉國由六卿執政變為四卿執政，最後由三家分晉，分别建立新的諸侯國，這不僅對晉國而且對整個春秋社會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