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出版已經三十年了。今天這一版，帶有紀念性質。
三十年來，這本書的印刷量，實在無法統計。東方出版中心、中信出版社、中華書局、長江文藝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山東教育出版社等等很多出版機構，都先後出過。作家出版社介入此書較晚，好像是初版二十幾年後的事了，照理高波已過，但也很快給我頒授了《文化苦旅》叢書發行450萬冊的“超級暢銷書紀念獎杯”。其實，這還隻是在說正規管道。有趣的是，經常有不少重要人物拿出早已讀舊了的這本書要我簽名，我一看，幾乎都是盜版。據調查，此書的盜版本，是正版的整整十八倍。
面對這麼龐大的讀者群體，我為自己作為一個華文作家而深感自豪。滄海星辰般的黝黑眼神，注視着自己筆下流出的那一些漢字，這是世上其他文字的寫作者無法想象的盛景。
然而這種自豪又牽連出了一種心理虧欠：我一直沒有把這本書的“背後故事”告訴讀者。以前總認為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的事情即使再重要，也隻該藏在作者心底。現在看到幾代讀者超常的熱情，就明白自己不必那麼矜持。那些重要的“背後故事”其實也是《文化苦旅》的一部分，很多讀者可能都願意聽聽。
“背後故事”可分三段來講。
第一段：苦心遠旅
我年輕時，經受了社會思潮的劇烈轉折。先是面對長久的極左封閉，我冒險寫出了一系列論述世界人文科學的著作與之對峙。這個規模不小的基礎工程在改革開放初期獲得了極高的社會評價，我也是以被推舉為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還擔任幾所著名大學的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主席。本來，我很可以在這樣的位置上延續風光，安适度日，卻遇到了一個精神裂谷。
原來，改革開放引發了全方位的對比性反思，而當時的中國确實還處處貧困，又随時可見政治運動所遺留的傷痕。在這種情況下，海内外某些群落對中國文化作出了整體質疑，“醜陋的中國人”、“民族的劣根性”等等論調不絕于耳。
反思是必要的，說一些過頭的話也很正常。但是，當貶斥的對象擴大為一個龐大的整體，那就違反了我對世界文化進行宏觀思考的基本理智。
就在這時，我讀到了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對中國的論述。羅素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到中國考察，當時的中國，備受欺淩，一片破敗，讓人看不到希望。但是，這位哲學家卻說：
進步和效率使我們富強，卻被中國人忽視了。但是，在我們騷擾他們之前，他們還國泰民安。
白種人有強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國人卻有不想統治他國的美德。正是這一美德，使中國在國際上顯得虛弱。其實，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這個國家就是中國。如果中國願意，它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
不管中國還是世界，文化最重要。隻要文化問題能解決，無論中國采取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我都接受。
說實話，讀到“在我們騷擾他們之前，他們還國泰民安”時，我有點鼻酸。因為這個判斷恰恰來自于那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争的國家，這個論點重新描繪了世界圖譜。
其實羅素對中國曆史了解不多，卻顯現出如此公平的見識。這種态度具有巨大的誘惑力，催促我必須為自己的文化做一點事。
于是，我決定擺脫已有的名譽地位，辭職二十三次終于成功，單身來到甘肅高原。當時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淚，尋找千年輝煌”，而我内心的目标卻更加艱深，那就是讓中國人找到“集體身份”。這件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鬥士們沒有做，是以使那場運動比不過歐洲的文藝複興。
若有可能，我還想在文化考察中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羅素說“如果中國願意，它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
要說服自己和别人，理由必須感性、具體的，有廣泛說服力，而不能用套話、大話自欺欺人。是以，我獨自在沙漠裡行走，去尋找一個個偉大的遺址。而且，首先必須是文化遺址，因為羅素說了，“文化最重要”。
尋找遺址，就像拉着一批批不信任我們的人來到曾經發生過事情的現場，用實地、實景、實迹，讓他們不能不駐足。
多數遺址一定已經荒落，那就給過去的偉大加上了悲怆。悲怆的偉大更加偉大，因為它們承載着曆史的重量。
我會在偉大和悲怆之間不斷掂量，看看有哪些遺址還能讓今天的中國人心頭一熱。
當時，多數同行都擁擠在出國、升職、下海的閘門口，而我卻背過身去，成了一個“逆行者”，披着一件薄棉襖，穿着一雙舊膠鞋，在無人的荒野間細細尋覓。
終于，在一間間鄉村小旅館，我用竹竿原子筆開始記述。一些今天的讀者非常熟悉，而當時的讀者大多陌生的地名，如都江堰、鳴沙山、西域喀什、上京龍泉府、黃州赤壁、青雲譜、承德山莊、甯古塔、平遙票号、天一閣、西江苗寨等等，一一鄭重地出現在我的筆下。
随之，拜水文化、石窟文化、西域文化、異族文化、魏晉文化、流放文化、晉商文化、藏書文化、科舉文化、兩難文化、廢墟文化等等，也逐一被勾勒。與這些文化相關，我又恭敬地請出了許多飄渺的身影。
這些地點，這些文化，這些身影，以前雖然也有史籍論及，但幾乎都沒有被完整地描述過。這也就是說，我完成了一次首創意義上的“文化踩點”。這些點，埋藏着中華民族的精神穴位。
我在尋找這些點的過程中，往往既皺眉，又含淚。相信多數華人讀者也會有近似的心理反應，是以我寫作時采用了一種心靈對話的詩化文體。唯有詩化，才能把曆史、遺址、作者、讀者一起帶入一種難舍難分的至美境界。
這就可以進入“背後故事”的第二段了：意外驚喜。
當這些在小旅館寫成的文章以《文化苦旅》的标題出版後，形成了遠遠出乎意料的轟動。上文已提到驚人的印刷量，那還是指大陸，而更讓人詫異的，是全球華文世界的超常熱情。
特别是台灣地區，當時與大陸還有重重隔閡，但這本書卻把隔閡全部穿越了。據著名詩人隐地說，《文化苦旅》以最快的速度進入了“本島的家家戶戶”。《文化苦旅》中的文章還被收入了當地教科書，這對大陸作者來說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突破。在年輕人中間，則興起了一種時尚，叫做“到綠光咖啡屋聽巴赫讀餘秋雨”，一群台灣作家還以這個書名出版了專著。
寫作《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柏楊先生在台北見到了我，一見面他就說：“兩個字，羨慕。羨慕你以大規模的文化遺迹考察，重新定義了中國人。”
除台灣地區外，世界各地的一些華人聚居區也一次次邀我演講，每場都人滿為患。李光耀先生說，二十世紀後期海外華人重新對中華文化産生感動，主要是因為這本書。
這些盛況并沒有讓我得意，卻讓我強烈感受到了各地華人的心理饑渴。他們本來也有很多書可讀，卻一直期待着有人能用千年實證，喚起長埋心底的生存尊嚴。而這種生存尊嚴，就是能夠超越種種隔閡的文化。
是以，我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了。我順勢應邀到東京召開的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演講“中華文化的非侵略本性”，又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演講“中華文化的八大長壽基因”。這些演講都引起了轟動，甚至成為聯合國網站的“第一要聞”。
這樣的勢頭必然會觸犯到國際間的某種勢力，于是就有“背後故事”的第三段了：風波來去。
讓世界各地華人找到了共同的“精神遺址”，這對那些靠着對立來謀生的人來說，簡直是釜底抽薪。是以，這麼一本溫和的散文書，成了他們的絆腳石。
但是，要直接否定一部大家喜歡的文學作品很困難，唯一的辦法是避開作品，制造謠言，形成風波，掩埋作品。這是他們輕車熟路的專業。
發起者，是一個至今活躍在美國的政治人物。
主導者，是香港的《蘋果日報》。該報直到2009年5月才公開發文呈示自己的這個身份。
實施者，是廣州的一份報紙和一群老人。這些老人幾乎都是十年内亂中的風雲人物。選他們，實在是主導者的一片苦心。因為他們隻想趁人們年久失憶，用栽贓的方式來洗白自己的曆史，而他們的唯一專長就是在傳媒上潑污。這種“颠複名人”的陣仗很能吸引讀者，一時氣勢不小，我也如他們所願，成了“有争議人物”，引動海内外矚目。
然而，早在風波剛起之時，香港著名作家倪匡就說：“縱然鬧成這樣，《文化苦旅》還是《文化苦旅》。”
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也發表長文，申述了同樣的意思。
風波終于過去了，所有的謠言都已不攻自破，沒有人還想得起一句半句。我的“問題”隻剩下了那個原點：寫作了《文化苦旅》。但是，我和這本書，都還站立着。
此間原因很多，我隻想強調其中兩點——
一，醜，永遠不是美的對手。我寫這本書，始終追求着一種甯靜而又弘深的東方大美，而那些诽謗文章，總是躲閃着一種嫉世之醜。朗朗天道，渺渺人心，最終都會站在美的一邊。
《文化苦旅》已經證明，我所要的美，隻能産生于個體生命在長天大地間的探尋和創造。整個過程，都要避免與醜糾纏。因為一糾纏就會減損了個體生命，淡卻了長天大地，即使沒有向醜屈服，也會淪于平庸。
二，這麼多年過去，中國文化已經可以藐視一切誣辱。連自己人也認為 “醜陋”的時代，大緻結束。這，也是風波終于過去的大背景。
經曆了這場風波，我更明白了，闡釋中華文化是當今世界的頭等大事。是以，下狠心冒着生命危險考察了人類各大古文化的遺址，來與中華文化對比，寫出了《千年一歎》、《行者無疆》等著作。然後，又系統地以國際觀念和現代觀念解析中華文化元典，寫了一整套“基建性”的學術著作，依然每一部都暢銷海峽兩岸。這一切，都是《文化苦旅》的後續腳印。
當年出行是為了尋找古代的腳印，現在又要尋找當年的腳印了。
這本書，就是三十年前的腳印。
突然想起我寫的幾句詩，與這些腳印有關——
其實我人生的路，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辛醜年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