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中國曆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同時也是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僅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就完成王朝興替的一次決戰。
而關于商周雙方交戰的兵力，最清晰的記載來自《史記·周本紀》：“武王兵車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萬五千，殷纣王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距武王。”
但這個記載的水分很大。
因為直到戰國時期，我國才出現了一場戰役投入數十萬兵力的戰鬥規模，而在此之前的殷商時期，無論是人口還是動員能力，都遠遠達不到出動70萬兵力的可能。
是以，後世推測可能是史書誤将十七傳抄成了七十。但至于纣王有沒有十七萬兵力，我們暫且按下不表，先探讨攻方，也就是周武王這邊的兵力。
除了《史記》之外，先秦其他的史書均沒有提到周武王有甲士四萬五千，如《尚書·牧誓》說“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贲三百人”，《逸周書》說“周車三百五十乘”，《呂氏春秋》《孟子》以及《戰國策》則都說武王兵力是“戰車三百，虎贲三千”。
可見，周武王兵力下限是三百戰車加三百虎贲，上限則是三百戰車加三千虎贲，沒有所謂的甲士四萬五千。
按照西周軍制，一輛戰車會配備步卒七十二人，但這種規模是西周中晚期才有的，在殷末周初時期，戰車的人員配備隻有10人，其中車上有3人，即：中者為禦、左者為射、右者為擊。殷墟和西周早期車馬坑的考古發現也證明，武王伐纣前後，戰車編制為每乘十人。
照此看來，周武王用于伐纣的兵力充其量也就6000人。
那司馬遷說周武王還有甲士四萬五千人的資訊又是從哪裡得來的呢？
商朝兵制以師、旅為機關，早期有左中右三師（王族軍），每師約三四千人，到武乙文丁在位時擴充到了六師，加上王畿内的子族、多子族、五族軍隊，總兵力約5萬上下。
作為殷商臣屬的周國同樣效仿商朝，以師為建制，到周武王時為了完成伐纣大業，“僭越”組建了六師，滅商後西周王朝又組建了殷八師，這十四個師總計兵力約5萬人。
是以，武王伐纣時，六師加上庸、蜀、羌等八個仆從國，動員甲士三四萬也符合當時實際。事實上，《國語》也的确記載了周武王發動牧野之戰前“厲六師”，這也是司馬遷說武王還有甲士四萬五千的根據所在。
不過這四萬多甲士并沒有參加牧野之戰，因為《呂氏春秋》明确提到：“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也就是說還沒等周六師趕到，牧野之戰就打完了，六師隻負責了後續的掃尾工作，呂他命伐越戲方；侯來命伐靡集于陳；百弇命以虎贲誓，命伐衛……
如此看來，武王的确隻帶了6000人就滅亡了殷商。
那麼商朝這邊用于防禦的兵力是多少呢？
除了《史記》外，其它史料都沒有明确纣王的兵力，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纣王兵力是多于周武王的，否則也就不能稱之為“以少勝多”之戰了。
纣王在位時期，東夷屢屢發動叛亂，牽制了大量殷商兵力。不過，這并不代表商朝主力盡出。甲骨蔔辭透露，商朝對外征戰曆來是采取中央軍加諸侯地方軍的模式，如婦好伐羌的兵力組成就是中央軍三千外加地方軍一萬，纣王征伐東夷同樣是征調了攸侯喜的兵力。
從《詩經》描述的“殷商之旅，其會如林”來看，周武王面對的是征戰多年的殷商正規軍，絕非後世傳聞的所謂奴隸和俘虜拼湊的烏合之衆，這也是纣王敢于放棄據守城池待援，而選擇與周軍在野外決戰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春秋以前的中國，戰争都是隻有貴族子弟才能參與的，奴隸和俘虜隻能從事雜役工作，是不可能駕駛戰車上戰場的。
此外，根據出土的甲骨蔔辭顯示，纣王帝辛一生征戰無數，戰鬥經驗極為豐富，其本人也“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勇武異常。而反觀周武王，除了牧野之戰外，史書中沒有見到周武王有其它帶兵征伐記錄。
無論是指揮能力還是軍事實力，周武王都遜色于纣王，那麼為何周武王隻帶6000人就敢發動滅商大戰呢？
這還得從周武王的幾個反常舉動說起。
周武王出兵抵達汜水時，大雨滂沱，河水泛濫，到達懷城時，城牆崩坍，到達共頭山時，山體坍塌，士卒大量病倒，就連周公、霍叔都感到惶恐，紛紛勸谏“卒病，請休之”，但周武王和呂尚卻一反常态，在主力六師未趕到的情況下，堅持要在甲子日抵達牧野。
此後，周軍每日行軍四十裡，強行軍6天後抵達了殷郊牧野。在戰前動員時，周武王又自信地告知周軍“不得暴殺纣師之奔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似乎已經提前預料到商軍會有“奔走者”。
對于周武王的反常，《呂氏春秋》曾透露，牧野之戰前周武王密會殷商臣子膠鬲，此後，在抵達鲔水時，膠鬲再次前來，雙方敲定“甲子日到殷城外”。
膠鬲背後代表的是殷商内部反對纣王的貴族勢力，而這些貴族所掌控的“子族”軍才是商軍前徒倒戈的主要對象，但纣王對此一無所知。
内應的出現，打亂了殷商大軍的陣腳，使得呂尚統率的戰車主力可以順利“沖馳帝纣師”，但真正改變戰局的，還是纣王之死。
關于纣王的結局，目前影響最深的記載同樣源自《史記》，“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
事實上，在司馬遷編撰《史記》之前，纣王的最終結局始終有兩種說法，一是《逸周書》所說的戰敗後登鹿台自焚；二是《呂氏春秋》《尉缭子》《韓非子》《竹書紀年》所說的纣王在牧野戰中被生擒。（“于牧野而纣為禽”，“禽之于牧野”，“武王擒纣于牧野”）
其中，《逸周書》的說法屬于孤證，但司馬遷采信了這一說法。
不過，纣王戰敗後蒙玉自焚的說法，疑問重重。
首先，殷墟墓葬考古發掘證明，殷商貴族确有将玉放置于頭旁、腰部等陪葬的做法，但無蒙大量玉器于身的喪葬習俗，且以玉為衣是戰國以後才出現的習俗，實物則遲至漢墓才有發現。
其次，牧野之戰後，周武王曾有在玉門斬纣頭，懸于太白的舉動。玉門如今在何處已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明确的，封王被斬首于城門之外。
如果纣王已經自焚于鹿台，周武王在未進城前又如何确信纣王已死？《逸周書》說火勢大到“四千庶玉則銷”，大火既然連玉石都已燒毀，經過烈火焚燒後的纣王屍身又怎能再帶到城門下斬首懸旗？
與《逸周書》的孤證相比，戰國時的各種史料都記載了纣王是在戰鬥中被擒獲後斬首，武王将纣王頭顱挂在了大白旗之上“以麾諸侯”。
孰真孰假呢？考古發現佐證了後一種可能。
在山東銀雀山漢墓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先秦本《六韬》。《六韬》又叫《太公六韬》，作者是牧野之戰的親曆者呂尚（姜子牙），竹簡雖腐蝕嚴重，但關于牧野之戰記載的第736、737簡卻儲存較好，“甲子之日，至牧之野。禽受，系其首于白”。
受，是纣王帝辛的名，顯然，纣王是在戰場被擒獲的，這不僅解釋了其被周武王斬首懸旗的合理性，也解釋了牧野戰後周軍俘虜大量商軍的事實。
《逸周書》記載：“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這段原本用來誇大周軍戰績的記載，卻折射出所謂商軍倒戈相向，周武王不戰而勝為誇大虛構，事實的真相是纣王在戰場被擒殺後，商軍群龍無首，引發了大崩盤。至于纣王被擒的原因，或與殷商内應的突然反戈有關，這裡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