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在私生活方面存在諸多共同點，比如都不貪圖享受，都不好美官，都不納妾，都不喜乘坐轎子。宋人說：“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故二公平生相善。” 但他們在政見方面卻存在着幾乎是全面的分歧：司馬光維護祖制，王安石強調變法；司馬光贊同“藏富于民”，王安石重視“富國強兵”；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認為“開源”即意味着政府要增設苛捐雜稅，王安石則認為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卻說：“天地所生貨财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抛開情感與價值偏好的因素，我們如何看待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這個分歧呢？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有道理，還是司馬光的“天地所生貨财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有道理？
如果司馬光說的更有道理，那麼顯然，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将不會有任何進步，因為“天地所生貨财百物，止有此數”嘛。但肉眼可見的事實是，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相比，貨财百物何止增長了千萬倍？是以，哪怕是替司馬光辯護的學人，也不得不承認司馬光的判斷不合現代社會：“我們親身經曆、耳聞目睹了社會财富的飛速增長，四十餘年間，小到個人、家族，大到城市、國家，财富的增長規模和速度是前所未聞的。‘天地’還是這個‘天地’，其間的‘貨财百物’，卻早已不知翻了幾番。是以，我們會覺得司馬光真是太保守了。”
但是，贊成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往往又補充說：司馬光的判斷雖然不合現代社會，卻适用于古代社會，比如趙冬梅教授說：“諸位有沒有想過，這四十餘年财富增長的動力來自哪裡？制度革新、科學發展、技術進步，特别是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領。而這些，在司馬光與王安石讨論‘天地所生貨财百物’的時候，都沒有發生。沒有上述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麼可能出現社會财富的革命性增長？而如果财富總量不增長，那麼，理财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配置設定問題，不在公家就在民間，是‘富國’與‘富民’孰先孰後、如何協調的問題。司馬光所說的并沒有錯。”
類似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寫《蘇東坡傳》的林語堂：“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财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隻是生産與配置設定，諒不緻誤。要增加國家的财富，必須增加生産，或是使配置設定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産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是以一個财政天才之所能為，隻有在配置設定方面。因為王安石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
然而，就算在王安石時代，理财隻能是一個配置設定問題，貨财百物也未必是“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南宋陸遊對此有過一番闡述：“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财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财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殚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
趙宋開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是以貧富懸殊，賦稅不均，田連阡陌者多隐瞞田産，以逃避田賦。王安石推行的“方田均稅法”，用意即是“使配置設定更為得當”，讓兼并之家承擔更多的賦稅，平民相對減輕稅負，這不正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辦法之一？
更何況，在王安石那個時代，通過發展生産來增進社會财富真的“絕無可能”嗎？一個明擺着的事實就是：宋朝去唐朝未遠，宋朝的國土面積小于唐朝，但宋政府通過懇荒、灌淤、精耕細作、引進并推廣良種占城稻、保護私有産權等方法，使得耕地面積大大增加，糧食畝産量也高于唐朝，是以宋朝才有大量剩餘糧食用于釀酒，酒業空前發達；宋人才有底氣稱“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
可以肯定地說，宋朝的社會财富總量與個人所得水準都超過了唐朝，而且同時還保持着人口的快速增長。這難道不是社會财富總量的增長？
王安石曾提出：“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 明代李贽有一段批評司馬光的話，可作為王安石這一主張的注腳：“（司馬）光既知财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邪？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昆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産于地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囊，不知其幾也。所貴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
王安石的變法，既是再配置設定的過程——所謂“抑兼并”是也；同時也是擴大生産的過程——所謂“資之天地”是也，比如在“農田水利法”施行期間，“中央政府修建了超過11000個灌溉和防洪工程” ，增添了一億多畝農田，按最低畝産量（一石左右）計算，即每年可增收16500—23000萬石糧食 。
除了農業水利工程建設，神宗時代的宋政府還動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于運河、碼頭、橋梁、水磨的修建，投入于銅礦、鐵礦、煤礦的開發，投入于對工商業的扶持與刺激。我們看看這組數字，便可想見王安石變法期間的社會财富增長是何等規模：
1）熙甯—元豐年間，宋政府每年鑄錢數額，高者達500萬貫，鑄造兩年，相當于整個明王朝200多年的鑄錢總額。
2）美國學者郝若貝認為，元豐年間鐵的年産量達7.5—15萬噸，葛金芳也認為北宋一年用鐵約在15萬噸上下，而到十八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歐洲部分）的鐵總産量才有14.5—18萬噸。
3）從神宗朝開始，煤礦得到大規模的開采，宋人說“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 ，即始于神宗時代。
4）宋政府設立的市易司，主營商業與金融業，下轄各州市易務，從業人員數以萬計，可謂是十一世紀的“托拉斯”。
5）熙豐變法期間，宋政府的市舶收入達到北宋的最高峰，每年大約有二百萬貫的市舶收入。作為對比，晚明政府每年從月港貿易（明政府隻開放一個月港）中征收的引稅、水饷、陸饷、加增饷等，合計不過二三萬兩銀，隻是宋朝市舶歲入的一個零頭而已。
是以，如果要我總結一句，我會引述黃仁宇的這個論斷：“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争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産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刻下現代國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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