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處理宗教問題的藝術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戰争失利，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開始長征，長征途經了苗、瑤、侗、布依、土家、白、納西、彜、藏、羌、回等十幾個少數民族聚居區。而且，他們大多信仰宗教。其中，藏族和回族是全民族信教，人民隻有信教的自由，沒有不信教的自由。紅軍對待他們的宗教信仰的态度往往被視為對待少數民族的态度，如果對他們的宗教稍有疏失和怠慢，就會造成紅軍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嚴重對立。當時紅軍是無後方無根據地的，面臨一系列的困難，如前進中向導的尋找，傷病員的安置，糧食的籌集，兵員的補充，有時還要在重重困難中借路過境。在前有阻敵，後有追兵的情況下，克服這些困難，必須動員團結各少數民族，獲得他們的幫助。針對這一系列問題，朱德親自制定了一系列宗教政策，上司紅軍開展了耐心、熱情、細緻的内容豐富和卓有成效的宗教工作。

一、實行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宗教活動場所，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習俗

1936年春天，朱德、張國焘率領的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道孚、甘孜藏區。為了保護白利喇嘛寺，紅四方面軍特頒布布告，文中寫道：查白利喇嘛寺聯合紅軍，共同興番滅蔣，應予保護，任何部隊不得侵擾，違者嚴辦，切切此布。對于違反規定的紅軍戰士，朱德要求各部隊上司一律嚴格處理。紅一方面軍初到川西北寶興縣藏族聚居區時，有個戰士出于好奇，在喇嘛“吃茶”（一種宗教活動）的時候，跑到喇嘛寺經堂圍觀，部隊上司知道後，立即批評了他，并派人在經堂梯口設崗，禁止部隊戰士進入。從對紅軍的嚴明的組織紀律可以看出當時保護宗教活動場所和尊重少數民族宗教習俗的慎重情形。紅軍到達貴州黎平時，朱德指出，各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不盡相同，紅軍除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外，還要注意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藏族有個風俗，就是婦女禁止進入喇嘛寺廟。紅四方面軍駐紮爐霍時，有兩個女戰士出于好奇，闖入了喇嘛寺，引起喇嘛的不滿，部隊上司知道後，立即對兩名女戰士作了處罰，以嚴明紅軍紀律。再如回族有個禁忌，就是禁食豬肉。紅一方面軍在将進入回民區時，朱德向紅軍各部隊規定：不準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在回民地區不準吃豬肉、豬油，充分尊重回族人民的風俗習慣。

二、争取和團結宗教界上層人士，與宗教界建立統一戰線

康區是藏族聚居的地區，人民普遍信奉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這些宗教上層人士，無論在宗教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有着廣泛的影響，争取、團結了他們，也就争取、團結了廣大信教群衆。為了争取廣大少數民族群衆，達到順利過境北上抗日的目的，必須尊重、團結、争取宗教界上層人士，最少程度地孤立自己，最大限度地打擊敵人。朱德對西藏格達活佛的團結争取即是成功一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1936年春，朱德率紅軍将士長征到達西康甘孜。早在紅軍到來之前，國民黨特務和當地的反動頭人，就已趕走牛羊，堅壁清野。并在藏民老鄉中散布：“誰與赤匪、共黨、漢人來往，給草原帶來災難，等我們打回來，把你們全家斬盡殺絕。”于是，不明真相的藏民，攜兒帶女逃往深山中。甘孜，留給紅軍的隻是一座空城。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之下，紅軍傷亡嚴重，糧草匮乏。朱德親自來到位于甘孜南部、雅砻江畔的白日寺，會見了留在這裡的唯一的佛教界領袖——格達活佛。朱德與格達秉燭夜談。格達覺得面前這位大名鼎鼎的總司令，談笑風生，和藹慈祥，俨然像一位兄長。從他身上絲毫看不出是統率三軍的大将軍。格達終于堅信了這樣一個事實：紅軍是好人，是幫老百姓打天下的。格達看到當地經堂、佛像完好無損，對他的随員說：“我作為活佛，是用佛經超度人們的靈魂到極樂世界去，而共産黨上司的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軍隊；我們的信仰雖然不同，但都是為了窮人。”從此，他親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要他們安心生産；動員白利寺所屬農奴，把糧食拿出來支援紅軍；還到附近的更龍、亞拉喇嘛寺，向這些寺廟的活佛宣傳紅軍的宗旨，要求他們盡力支援紅軍。兩個月後，紅軍北上前夕，朱德給格達活佛留下了“紅軍朋友、藏民領袖”的親筆題詞和一頂綴有紅五星的八角帽。格達流着眼淚，飽含深情地說：“格桑花在草原盛開，紅軍給藏人帶來了如意吉祥。請相信我一定不辜負老朋友的重托，等着紅軍回來。”紅軍北上後，他保護了大批紅軍傷病員，做出了積極貢獻。

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宗教意識濃厚，是以保護清真寺，做好宗教上層人士的工作，是争取和發動回民群衆的關鍵。朱德在雲南和甘南，曾多次親臨清真寺教堂與其教民首領談話，宣傳中國共産黨的主張。紅軍離開這些地區時，有的教民首領組織教民列隊歡送，有的還組織教民參加紅軍。

争取和團結宗教界上層人士，将他們作為統戰對象，除了在信仰上互相尊重，還必須在政治上相信他們，吸收他們參加各級人民革命政權建設，在經濟上予以适當照顧。朱德、劉伯承等紅四方面軍上司人在1936年2月召開了中共金川省委第一次全省黨代表大會，通過的格勒得沙中央政府（格勒得沙政府即藏族人民政府）的新政策路線是“給一切革命的小頭人小喇嘛以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給革命的大頭人以選舉權。在革命地區内的大頭人大喇嘛财産不沒收，并允許他們與百姓平等分土地，以聯合他們”。1936年初，朱德等同志率領的紅軍左路軍在解放了康北高原的道孚、爐霍、甘孜一帶以後，為了推動當地革命的深入發展，在2月到4月的兩個多月中，先後在上述三縣建立了波巴政府（即中華蘇維埃藏族自治政府）。同年4月15日，在各縣波巴政府的基礎上，又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自治波巴政府。朱德主持了成立大會。著名的藏族宗教上層愛國人士格達活佛擔任波巴自治政府主席。統一戰線是我們黨的三大法寶之一。朱德在長征途中，就已根據黨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要求，把少數民族中愛國宗教人士，特别是上層人士作為統戰對象，這是他對黨的統一戰線的豐富和發展。把宗教問題納入中國革命的統一戰線的範疇，把宗教工作上升到統戰的高度，在黨内尚屬首次。

三、實行政教分離，廢除宗教特權和宗教壓迫 我國川康藏區長期以來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曆代喇嘛教的領袖，同是西藏最大的農奴主、西藏地方政權的首領，他們可以根據佛教的教義和“神佛旨意”，制訂、解釋和執行法律。寺院可以利用宗教特權，擁有法庭、監獄和武裝力量等專政工具。寺廟還擁有大量土地和農奴，内部等級森嚴，一般喇嘛毫無權力，不過是披袈裟的農奴，而上層喇嘛則享有封建特權，對所屬的喇嘛和農奴進行沉重的剝削，殘酷欺壓淩辱，甚至殺人害命。

政教分離的政策在土地革命戰争前期就已确定。宗教機關專司宗教職能，不參加、不幹預政府所管轄的一切世俗的事務，而政府則把宗教信仰、宗教活動視為每個公民的私事、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而不對之進行任何幹預與施加任何影響，并合法地保障一切宗教團體的正當宗教活動。1935年11月，朱德、張國焘、劉伯承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幫助金川流域藏族人民建立勞動蘇維埃政權——格勒得沙共和國。保護信仰自由的同時，在政府内部設立了喇嘛改進會，實行宗教改革。改進會宣傳政教分離，喇嘛不得幹涉政治，把喇嘛寺逐級變為單純的文化教育機構。為了使廣大藏民在民族解放的鬥争中，享有應有的權利并真正實作翻身解放，以朱德為首的紅四方面軍上司人在康北藏區努力推行政教分離的政策，明确規定：“活佛大喇嘛隻許傳教，無權過問政治。一切公權力歸蘇維埃或人民革命政府，一切權力歸奴隸牧民工農兵蘇維埃。蘇維埃或人民革命政府不設在喇嘛寺内，喇嘛寺應設法轉變成為番族人民革命和文化教育機關。寺廟财産由番族大多數人民組織委員會管理。”通過實行政教分離，紅軍逐漸把行政權轉移到各族人民自己的政權上來，又通過人民的政權在階級沖突較為緊張的地區開展階級鬥争，打擊土豪劣紳，配置設定土地。政教分離雖然使寺院集團失去了行政權，但民族、宗教的上層人士仍可以通過選舉獲得政治權利。紅軍一方面對這些人盡力采取争取、團結的政策，一方面又大力發動群衆，開展階級鬥争，打擊土豪劣紳，安定社會秩序；在此基礎上把土豪劣紳的土地配置設定給貧苦人民，并幫助他們發展生産。

朱德在長征後期，對喇嘛教及其寺廟的改革，已能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和“政教分離”的原則，制定出較為精當的政策。朱德等人在藏族地區推行的“政教分離”的改革，在藏族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我們黨對宗教進行改革的最早的實踐。它為50年代末黨推行的宗教民主改革積累了有益的經驗。這也證明朱德對宗教事務的把握在黨内處于領先水準，他的遠見卓識對黨的宗教改革作出了有益的貢獻并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打擊分化反動的宗教人士和宗教武裝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懋功後，國民黨為了圍剿紅軍，将紅軍消滅在川西北和康區，便陰險地利用喇嘛教在藏族地區的影響，通過宗教上層人士，對藏族群衆進行蠱惑人心的宣傳，企圖挑起藏族群衆對紅軍的恐懼和仇視，以配合其對紅軍的圍剿。在國民黨的策劃下，九世班禅發表了《為共匪禍國告青藏群眾書》，大肆污蔑紅軍，煽惑康區僧俗各界，要他們“組織起來，與本地駐軍合作”，抵禦“摧殘宗教”的紅軍入境。同時，成都的“旅川西康僧民同鄉會”，又秉承國民黨的旨意，專對康區的大喇嘛寺和土司頭人發出通電，要求：“康中各寺各村，即分别組織，聯絡民軍，遠近偵察匪蹤，本有匪無我之精神，一緻抵抗。” 1935年7月，蔣介石派國民黨“西康宣慰使”諾那入康，具體組織康區地方武裝阻滞堵擊紅軍。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和反動宗教上層人士的勾結，面對諾那糾集靈雀寺、壽靈寺、覺日寺、甘孜寺等喇嘛的武裝堵截，朱德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翻越了黨嶺雪山，諾那急忙召集道孚最大的喇嘛寺靈雀寺的上層喇嘛開會，研究防堵紅軍的部署，威脅利誘他們與紅軍對抗，并贈送了一些槍支彈藥。很快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紅三十軍進入道孚縣城，靈雀寺喇嘛憑借高牆深院，與紅軍對峙。靈雀寺住持堪布麻傾翁（國民黨員）派出40多個喇嘛組成的“敢死隊”出擊。面對反動喇嘛的武裝挑釁，紅軍進行了有力的回擊，丁真查當等4名喇嘛被當場擊斃，許多喇嘛受傷。幾次沖鋒失敗後，住持堪布麻傾翁見固守無望，狼狽棄寺逃跑。

1936年3月，紅三十軍八十八師在劉伯承、程世才的率領下，進軍爐霍。在紅軍到來前不久，諾那向壽靈寺喇嘛和其它會衆作反對紅軍的煽動宣傳，并贈給壽靈寺一批步槍和子彈。紅八十八師包圍壽靈寺後，朱德代表紅四方面軍總部訓示，對壽靈寺采取政治争取為主的方針，圍而不打，力争和平解決。但是壽靈寺的上層喇嘛不顧紅軍誠意，悍然開槍，将喊話的兩位通司打死，去送信的兩位通司同樣被殺害。不久，在壽靈寺喇嘛的聯絡策動下，爐霍朱倭、甘孜的東谷、白利、阿都等土司頭人武裝趕到爐霍，增援壽靈寺，準備裡外夾擊紅軍。但在紅軍的奮力反擊下，壽靈寺喇嘛“敢死隊”被擊潰，增援壽靈寺的土司頭人武裝一哄而散。朱德專門電示紅軍對“壽靈寺被俘之大小喇嘛應優待之，并要其寫信甘孜與各地喇嘛寺不與我打，大大宣傳我軍對喇嘛的政策”。紅軍遵照訓示，對被俘的喇嘛仍讓他們住在寺内，并照舊念經作佛事，還給予食物。紅軍保護寺廟和優待被俘喇嘛，使爐霍的宗教界人士和廣大藏族群衆深受感動，由敵視紅軍逐漸與紅軍合作。紅三十軍八十八師進到朱倭，覺日寺紮日活佛便率全寺喇嘛，大開寺門迎接紅軍。紅軍到達甘孜後又與甘孜寺達成了和平協定。這時候，諾那仍想負隅頑抗，煽動甘孜僧衆各界阻擊紅軍，不料甘孜寺僧兵主動配合紅軍，于絨巴岔全殲諾那别動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