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網
(東西問)袁嶽：價值觀差異是影響中美關系的決定性因素嗎？
中新社北京10月18日電 題：價值觀差異是影響中美關系的決定性因素嗎？
——專訪耶魯世界學者、零點有數董事長袁嶽
作者 劉立琨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蘇黎世會晤，雙方就中美關系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與地區問題全面、坦誠、深入地交換了意見。會談中，雙方同意采取行動落實9月10日兩國元首通話精神，共同努力推動中美關系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确軌道。
近年來，中美之間摩擦不斷。零點有數董事長袁嶽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雖然價值觀有差異，但正因如此，中美之間才更需要對話、協調，并利用好差異産生的互補優勢，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力量。
資料圖：北京天安門前懸挂起中美兩國國旗。 中新社記者 賈天勇 攝
“價值觀外交”的再度興起
“價值觀外交”并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蘇聯成立、美蘇冷戰、抗美援朝、亞洲再平衡和印太戰略提出等時期，這種按照意識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進而影響他國國民價值觀的外交手段就曾出現，也一度導緻部分國家間關系緊張。
“近幾年，部分西方國家上司層再次出現類似的外交主張。”袁嶽說，根據歐美國家的民意調查，近年來歐美國家群眾對中國的整體好感度明顯下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政治家、媒體、學術精英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期望挫折”心理。
“然而，如果對比中美兩國群眾的感受，在認同本國發展方向、認可生活品質的改善、認可公共管理體制和公共服務、對自己與全社會發展的信心上，過去20多年的資料顯示，中國普通人對所獲優化生活品質的機會、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品質的滿意度十分穩定。”袁嶽說。
袁嶽表示，中國連續多年實作經濟增長，用全面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提升全國發展競争力，用公民滿意度檢驗官員的服務意識，用反壟斷等措施限制擴張型資本巨頭，有效營造經濟持續發展的活力。
“如果沒有核心價值觀的差異，西方國家及其群眾也許不會對中國的飛速發展産生過多的危機感。”
資料圖：某港口。(無人機照片) 中新社發 張政榮 攝
國與國之間的理性平衡
然而，價值觀及其差異并非國與國外交關系導向的唯一決定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并非價值觀差異，二戰期間英美也同樣可以和蘇聯并肩作戰。”袁嶽說，這一點也可在今日的國際外交事務中窺見一斑。
美國學者弗雷德裡克·沃特金斯在新書《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中提到，“正義”的觀念教導人衡量别人的同等權利，進而限制自己的要求，是以能使理性的人求同存異。國家的功能就是要在永恒對立的力量中謀求理性的平衡，以達成“正義”的目的。
放眼全球，和平共處、一視同仁理應是國與國之間公認的交往法則。所有國家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共同享受國際法規給予的權利，并履行應盡的義務。但在現實中，全球局勢複雜多變，國與國之間摩擦不斷。在袁嶽看來，其原因正是部分國家将本國利益置于這一法則之上，而美國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1922年，英國學者伯特蘭·羅素曾在其著作《中國問題》中寫道，他國若觸犯美國利益，或與美國所持的偏見有出入，無論秉持開明自由原則還是人道主義精神，都無濟于事。袁嶽認為，多年來美國已習慣将“美國優先”作為與他國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則。
他舉例說，中美都強調各國要“秉承國際法規則”，但二者做法卻截然不同。中國一向強調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國際規則、區域性國際組織中大家達成的協定和共同宣示、雙邊國際關系中的條約與規則宣示等。
“一個國家在外交中的角色不應因實力高低而有所差別。中國并不是國際規則的破壞者，而是維護者。”袁嶽說，“而美國把與盟友商定的規則作為其所認定的國際法規則的組成部分；對并未加入的國際組織與協定所定的規則，也以規則的解釋者與推行者自居，充當‘世界警察’，這都是不折不扣的‘雙标’行為。”
資料圖：中美國旗。圖檔來源：視覺中國
從“沖突”中求取曆史進步之“合”
由于世界格局多極化程序的清晰與自身發展的需要，中國逐漸将原先的“防禦型”政策轉變為“積極進取型”政策。随着中國的崛起，近年來，“中國威脅論”也開始在少數西方國家流傳，但袁嶽并不贊同這一說法。
袁嶽說：“其實，中國在現有重大議題的既定國際法架構内尋找依據，利用現有規則捍衛自身的利益，隻是捍衛方式較其他國家更明确、直接”。
法國政論家、經濟學家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曾表示，“沖突”是促成曆史進步的工具，曆史的目标是求取終極之“合”。這種關系不僅适用于國家與個人，也可用于國家與結社組織之間的關系。
根據蒲魯東的說法，曆史的目的是要把利益、功能日趨分化的個人與群體間的差異進行有技巧的處理，使每個不同因素都能對漸趨複雜的社會生活發揮最大貢獻。
國際交往行為模式的調整，正是中國帶給美國的适應性挑戰。袁嶽表示，如今中國的外交、貿易政策、安全主張也發生了變化，需要與發展中的經濟利益、技術利益、安全利益相比對，進而也就有更多主張需要表達，利益邊界及利益保護舉措也必須申明。
“價值觀有差異未必是壞事。很多人認為中美摩擦不可避免，也會有多方面的具體競争場景，但其實并非如此。”袁嶽說，不同價值觀主導的社會都是“地球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可以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貢獻力量。國家之間應以差異産生互補優勢，并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增加接觸、溝通和對話的機會。
在袁嶽看來，中國試圖突破全球開發中國家發展空間長期被壓縮的局面，這不僅關系到中國的利益所在，更關系到新興經濟體和全球開發中國家，甚至許多發達國家的利益，而這也将是全球未來發展趨勢所向。“很多西方國家也許不适合采用中國的抗疫模式，中國的土壤也不适合西方政治運作機制的生長。但無論是氣候變化、防核擴散，還是助力全球抗疫、扶貧發展，甚至保證全球網絡安全、軍事安全，都需要所有國家的共同努力。”袁嶽說，正因為價值觀不同，國家之間才更需要對話、協調，并設定健康的互動規則。(完)
受訪者簡介：
袁嶽(Victor Yuan)，零點有數董事長、飛馬旅聯合創始人、黑蘋果青年YES理事長、耶魯世界學者、美國Aspen學者、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舒勒學者，歐美同學會常務理事，獨立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