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軍隊建設的需要開始實行軍銜制。就在正式授銜前夕，我軍有兩位進階将領分别找到組織，主動要求降低自己的軍銜，他們是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和總幹部部副部長徐立清。
許光達在得知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軍銜的消息後，心中很是不安。他想起了犧牲在戰場上的戰友，要是他們能活到授銜時該有多好！也考慮到身邊還有很多和他一樣優秀的指揮員，他們大部分都被授予上将軍銜。和他們相比，許光達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同時，他也感到組織上給予自己的職務和待遇已經很高了。是以，許光達決定把這次當選大将的機會讓給其他戰友。于是，他提筆給中央軍委和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請求辭去大将軍銜，接受上将軍銜。
徐立清除了和許光達有同樣的想法外，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徐立清也是位老資格的将軍了，早在解放戰争時期，他就已經是正兵團級了。這次授銜，他被評定為上将軍銜，按照羅榮桓的說法那就是“實至名歸”。但是，徐立清的想法是：這次全軍評定軍銜工作，自己作為總幹部部副部長既是組織者又是參與者。作為一名共産黨員和政工幹部，自己必須起到表率作用。是以，徐立清和許光達一樣，也向組織主動提出了降銜的請求，要求将上将改為中将。
組織上經過多次做工作和全盤考慮，最後決定：許光達的大将軍銜不動；徐立清的上将軍銜調整為中将軍銜。
毛主席和周總理盛贊許光達和徐立清：“是一面鏡子，共産黨自身的明鏡！難得的好同志！”
但是，在共産黨上司的這支革命的隊伍裡，也不是鐵闆一塊，也有不和諧的聲音存在。
就拿1955年授銜來說，許光達和徐立清兩位将軍主動要求降銜的同時，也有幾位戰功卓著的将軍感覺自己的軍銜評低了，代表人物是王必成、王近山中将，他倆認為論戰功應該授予上将；少将鐘偉表現得更激進一些，他認為自己最小應評中将，因而狂怒之下說出了：“我要把這個牌牌（少将肩牌）挂在狗尾巴上！”。
面對這些牢騷、怪話，毛主席能了解，畢竟都是在戰場上摸爬滾打過來的嘛！為此，主席幽默地說了一句：“男兒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授銜時。”
但是，在我黨内有一位老同志，自持資格老、功勞大，早在建國初期就伸手向黨中央和毛主席要官、索官，這種行為和性質已經嚴重地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超出了作為一名共産黨員的基本底線，極大地損害了黨的利益和團結。
這名老同志，名叫戴季英。在我黨的早期革命活動中，他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
戴季英
說起戴季英，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因為他在建國後，隻是短暫地擔任過省級上司職務。因為犯下了嚴重的錯誤，過早地離開革命的大家庭。他就像是一顆政治流星，在中國革命曆史的天空中一劃而過，盡管曾經光芒璀璨，可是宛如白駒過隙，瞬間消失了。
1906年，戴季英出生于湖北黃安縣松樹崗鎮一個地主家庭。湖北黃安有着共和國“将軍搖籃”之稱，那裡是中國革命的早期發源地之一。黃安的廣大群眾思想覺悟高，革命的氛圍異常濃厚。
由于家境殷實，戴季英從小受到了系統的學習教育。他先後
就讀于武漢啟黃中學、武漢省立第一中學。他雖然出生在富貴人家，可是他從小就同情家裡的佃戶和村裡的貧苦農民。
正是有了這份樸素的階級感情做基礎，讓他十分痛恨那個人吃人的萬惡的舊社會。因而，戴季英在校期間積極探索革命的真理，努力尋找一條救中國，救苦難中的老百姓的光明之路。
1927年2月，戴季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我黨早期的黨員之一。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戴季英的資格确實比較老。
1927 年11月13日，爆發了著名的“黃麻起義”，21歲的戴季英是起義的上司人之一。這次起義是我黨在鄂豫皖地區一次最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在我黨的建軍史上有着濃重的一筆。
起義後，我黨建立了三隻紅軍隊伍。它們分别是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紅二十八軍（後來的新四軍第四支隊）。同時，也誕生了一大批共和國的上司人和進階将領，他們分别是董必武、李先念和王樹聲、韓先楚、陳錫聯、劉華清、秦基偉、王近山等人。
由此可見，作為起義的上司人的戴季英不僅資格老，資曆也是很深的。
在鄂豫邊根據地開創初期，年輕的戴季英工作努力，進步很快。
1932年4月，年僅26歲的戴季英擔任了紅25軍政委，率部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作戰。
此時，戴季英已成為堅持鄂豫皖根據地鬥争的重要上司人之一。
四次反“圍剿”失利後，紅二十五軍開始長征。臨走時，軍長程子華、政委戴季英同紅二十五軍七十五師政委高敬亭徹夜長談，建議他把傷員和遊擊隊組織起來，繼續革命，保留革命的火種。高敬亭表示，父親、哥哥，還有妻子都是被反動派殺害的，自己同國民黨有血海深仇。此仇不報，誓不為人。
1935年1月，高敬亭不負衆望，重新主持重建了紅二十八軍，任軍政治委員。
後來，抗日戰争爆發，南方八省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紅二十八軍和豫南紅軍遊擊隊被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這支部隊成為新四軍四個支隊裡人數最多、裝備最好、戰鬥力最強的一隻勁旅。
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與劉志丹上司的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勝利會師，三支革命的隊伍在黨的上司下組成了紅十五軍團。
軍團長徐海東
這時，戴季英的職務做了調整，他擔任了新成立了保衛局局長。
正是在這一時期，戴季英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在敵我鬥争的最關鍵時刻，他大搞“肅反運動”，在他的眼裡誰都像反動派、特務，搞得根據地一片草木皆兵、風聲鶴唳。
在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的情況下，戴季英下令逮捕了陝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習仲勳等人。他指令手下嚴刑拷打，讓他們交代所謂的罪證。
劉志丹和習仲勳等人被關押在瓦窯堡“彙川通”當鋪的窯洞裡。初冬季節，天寒地凍，地上僅放些谷草，睡覺都綁着手和腳，身上長滿虱子，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也不允許上廁所。“肅反”人員逼迫他們承認是反革命。
此時，剛剛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毛澤東得知此事，及時地喊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他對蘇維埃國家保衛局局長王首道說：“殺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出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同志，就是犯罪行為。大家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正是毛澤東的英明果斷，才有效地制止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行為，挽救了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大批幹部。
習仲勳曾經激動地對毛澤東說：“毛主席！您要晚到4天，我和劉志丹同志就被活埋了，他們把坑都挖好了；您不到陝北，根據地就完了。”
1935年11月30日，黨中央針對戴季英在“肅反運動”中的嚴重錯誤，撤銷了他的行政職務，并給他以黨内嚴重警告處分。
這是戴季英第一次犯下了如此嚴重的錯誤，在此期間，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深刻檢討自己的錯誤。
抗日戰争爆發，為戴季英複出迎來了機會。
1937年7月，南方八省的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戴季英的老部下高敬亭擔任了實力最強的四支隊司令員。由于種種原因，高敬亭和政委鄭位三的關系十分緊張，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于是高敬亭向延安毛主席緻電，直接點名要求戴季英和他一起搭班子。
此時，戴季英正在接受黨 中央的審查。可以說，是因為高敬亭的要求，才使得戴季英提早解脫。
戴季英一到四支隊，老毛病就犯了，他擺起了老上司、老資格的派頭。一見面就對高敬亭疾言厲色，當高敬亭提出部隊想留在大别山的想法時，戴季英高聲斷喝：“趁早把你的計劃擱在一邊，必須執行東進計劃！”
高敬亭被錯殺後，徐海東任四支隊司令員，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徐海東病重期間，他軍政“一肩挑”，成了四支隊的實際當家人。這段時間，戴季英工作勤奮、指揮得當，先後取得了一系列戰鬥的勝利。
特别是在“半塔保衛戰”中，他指揮部隊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戰例。陳毅曾經高度評價過“半塔自衛戰”的重大意義，把它看做“黃橋決戰”的序曲：先有半塔，後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黃橋。
這一時期，戴季英還是有一定的曆史功績的。
1941年，戴季英重返延安彙報工作。在延安期間，他受到了毛主席的親切接見。這次，毛主席肯定了戴季英在四支隊所取得的成績。
1945年2月，戴季英轉戰河南。擔任了新組建的八路軍河南軍區政委，和軍區司令員王樹聲一起奮戰在中原地區。
在此期間，他協助王樹聲積極擴充部隊規模、大力發展解放區的軍民建設。特别是在“中原突圍戰役”中，他指揮部隊和李先念、王震等兄弟部隊密切配合，打了一個十分漂亮的反擊戰，受到了黨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的高度評價。
中原突圍勝利後，戴季英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入了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書記，中原人民政府财經委員會主任等職。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戴季英擔任了河南省委常委兼開封市委書記，當時的開封是河南省會。作為省會的市委書記同時又兼任省委常委，此時的戴季英已經跨入省部級行列，屬于我黨的進階幹部了。
但是，就在國家剛剛成立之初，各行各業百廢待興之時，戴季英的思想上出現了嚴重問題。
他忘記了革命的初心，忘記了一名共産黨員的神聖使命。他在生活安定下來後，并沒有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而是開始考慮自己的待遇和級别問題。
他認為，自己在20年代就參加了革命， 許多重大的革命活動他都是參與者或上司者，特别是自己在紅軍時期就是軍級幹部，而後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中又在河南奮鬥了多年。解放戰争時期就是河南區的省委書記了，現如今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應該是屬于自己的。
他狹隘地認為當時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上司，無論在資曆、威望、黨齡、貢獻等各方面都與自己相去甚遠。因而，在工作中多次表現出居功自傲，倚老賣老的情況，對省委的正常工作屢次橫加指責、多有掣肘。
1951 年底，戴季英不顧黨的組織原則，越級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信，對河南省委上司進行了無理指責。同時，要求讓自己做中央委員，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毛澤東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後，大為震怒：“戴季英已經不可救藥了。”毛澤東當即給中央辦公廳批示：“共産黨不需要戴季英這樣的進階幹部。這樣的人，應該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永不啟用。”
毛澤東
這是戴季英第二次犯錯誤，也是最嚴重的一次。當然，也是最後一次了。
正是他這種居功自傲、以功臣自居的狹隘的想法，讓他滋生了向組織要權，向黨要官的利己主義，也玷污了一名共産黨員的純潔性。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開除黨籍，回家檢討。1984年4月，戴季英恢複了黨籍和省級幹部的待遇。1997年11月29日，戴季英病逝于鄭州，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