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花須綠葉，革命要愛情。男與女，我和你，直是文學創作永恒的主題。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筆下，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往往伴随着一個相濡以沫的紅顔，“革命+戀愛”已經成了左翼文學創作的一種程式。
遠溯曆史，文君當垆，紅拂夜奔，雖然有現實，有想象，但未嘗不是這種革命與愛情創作的濫觞。李潔非在《野哭》中展現晚明士子與歌妓雙雙對對的淺斟低唱時有言：革命和愛情是互為表裡的。
建國以後，國勢底定，為防止革命者意志消磨，對“革命+愛情”開始“矯枉過正”，文藝創作開始出現了條條框框。意識形态主宰者的法眼裡已經不能容忍所謂的風花雪月，造成作品中連正常的愛情都難以表現。文革時期，更是變本加厲，作品中常常男的都是光棍，女的都是單身，家庭完全退到幕後，成為革命與工作的背景或隐形道具。如果作品表現愛情，哪怕隻是打了擦邊球，就隻能拿來祭旗，像《我們夫婦之間》、《李雙雙》、《柳堡的故事》等，數以千百計的作品被打入冷宮或橫遭批判。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三十年，搞得作家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但是對于真正的“革命文學”（或者遵命文學），大家的關注點也是多元的，就像魯迅對《紅樓夢》的評價，有人從中看到淫，有人看到排滿，有人看到宮闱秘事。在幹幹淨淨的“革命叙事”中、在刀光劍影、槍炮轟鳴中我們也随時能夠看見或窺見男女之情。《白毛女》中的大春與喜兒，《紅色娘子軍》中的洪常青與瓊花，《林海雪原》中的少劍波與小白鴿，一些革命戰争片中的男主人公與女遊擊隊長，這種關系有的就是愛情，有的則是朦胧的情愫，而大多數男女主人公之間都是不染絲毫塵埃的同志情、階級情，但他們毫無例外地成為大家懸揣意淫的對象，并且樂此不疲。那時創作和重印出版的作品中，許多帶有情色的印記。《暴風驟雨》中寫地主韓老六的女兒韓愛貞的妖媚、她的肉感的手，近乎色情；《苦菜花》中娟子反抗宮少尼強奸，《呂梁英雄傳》中地主兒媳婦勾引小夥子和老地主與兒媳婦爬灰的情節，對懵懂少年來說未始沒有性的啟蒙的味道。我承認，少年時的我讀《金光大道》，光挑有彩鳳的章節看，認為她是最美的女人；電影《英雄兒女》中的王芳，她身上沒有任何男女情愛的一點影子，我卻對她的形象癡迷不已，心生暗戀。在當年那紅色海洋中，“小白鴿”的名字引發了千萬人的聯翩浮想，“小白鴿”的形象，正是按照作者曲波“夫妻同志”劉波的形象塑造的。萬綠叢中一點紅，這就是“小白鴿”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
純潔徹骨的革命與情愛産生聯想，其實是人性壓抑得到緩釋和解放的必然結果。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作品一經面世，解讀就不是作者能掌握的了，清譚獻在《複堂詞錄序》中有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再“一本正經”的作品，遇到饑渴的心靈，人物便得以“解構”。革命者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即使你硬讓他成為膜拜的對象，人也能把他從神壇上拉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