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解釋病因的理論資源非常豐富，這展現了古人如何思考人身與天地萬物之間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古代疾病觀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曆史課題。近年來曆史學界介入醫學史研究，立足于晚近公共衛生、衛生、疾病、傳染病、細菌緻病說等問題做了大量探讨，但仍缺乏對中國古代因蟲緻病說的系統整理，而傳統典籍的“蟲”更是成為晚近時人接引細菌緻病說的津梁，是以有必要回到中西醫不同緻病學說沖突與融合的前夜。鑒于此，本文旨在從史學角度分析中國古代蟲、人與病三者之間的關系，以求教于方家。
一、作為博物學意義上的蟲
古人對于“蟲”的了解，當分置在不同曆史時期知識和文化之下，含義則是千差萬别，可以粗略分成作為博物學意義上的蟲、作為巫術的蟲、作為病原的蟲幾種類型。早在《山海經》中就有多處提及蟲，例如“又北三百裡，曰神囷之山，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蟲”，又如“又東二百三十裡，曰榮餘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柳、芑，其蟲多怪蛇、怪蟲”。由此可見，蛇與蟲同時出現在文本中，蟲與蛇的形象從一開始便置放在一起論述。
《山海經》裡的巴蛇
查字書所載，蟲古音同虺，“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蟲為象，凡蟲之所屬皆從蟲。” 從許慎所指可知，蟲作虬，形似蛇，含行、飛、毛、蠃、介、鱗等物，即《爾雅》所釋，“《說文》蟲者，裸毛羽鱗介之總稱也。”
清代《康熙字典》：“說文、玉篇、類篇等書，蟲、蟲皆分作三部，截然三音，義亦各别，字彙、正字通合蟲二部，并入蟲部，雖失古人分部之意，而披覽者易于查考，故姑仍其舊，若六書正僞，以為蟲部即蟲省文，則大謬也。”
也就說，在《說文解字》中，“蟲”與“蟲”是音義不同的兩個字，“蟲”，專指一種蛇，即“蝮蛇”。“蟲”，指有足的昆蟲，而《爾雅》釋蟲篇則論道，“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有無足肢成為分别蟲、蟲、豸的标準，雖然關于“蟲”何時簡化為“蟲”，以及“蟲”的古今音義變化問題均難以精确考證，但從《爾雅》目錄來看，蟲與天、地、丘、山、水、木、魚、鳥、獸、畜等諸大類并存，這表明蟲是分别芸芸衆生的重要名目，而這種認識也就構成了中國古代博物學中蟲類得以存在的文本依據。
《爾雅》釋蟲篇目錄
到了唐代，蟲與豸彙同一部，分列蟬、蠅、蚊、蜉蝣、蛺蝶、螢火、蝙螎、叩頭蟲、蛾、蜂、蟋蟀、尺蠖、蟻、蜘蛛、螗蜋等子目，但亦有以“鳥部鱗介蟲附”之名目總論萬物的做法，含鳳、鶴、雞、鷹、鳥、鵲、雁、鹦鹉、龍、魚、龜、蟬、蝶、螢等物，由此可知，唐代對于蟲的分類并沒有明确的邊界。宋代是中國古代博物學的繁榮時期，此時既有将萬物分立二門之舉，即草木花果門和蟲魚鳥獸門，也有将昆蟲分為七類的做法，還有将蟲分别為鱗介與蟲豸二部，與疾病部并立。此外，還有飛鳥、走獸、蟲、魚之分，亦有以“雜蟲”之名簡而論之，甚至有蟲門獨列，不與其它類目相合或相分，分列蟻穴、壁魚、白蝙蝠、濡需、埳井蛙、守宮、醢雞、水蠶等子目。金時并無新發明，基本沿襲宋時《事物紀原》的分類法，别為花竹木植門與禽獸蟲魚門。
明清時期以《本草綱目》為代表的著作，對于蟲的分類更加系統，蟲與疾病的關系也更加明确。該書收藥品一千八百九十二種，其中昆蟲類占有一百零六種，稱為“蟲部”，并有一總序詳論之，節略如下：
蟲乃生物之微者，其類甚繁，故字從三蟲，會意。按《考工記》雲，外骨内骨，卻行仄行，連行纡行，以脰鳴、注鳴、旁鳴、翼鳴、腹鳴、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其物雖微，不可與麟鳳鬼龍為伍，然有羽毛鱗介倮之形，胎卵風濕化生之異。蠢動含靈，各具性氣。錄其功，明其毒，故聖人辨之。況蜩範蟻蚳，可供饋食者，見于《禮記》；蜈蠶蟾蠍，可供七劑，載在方書。周官有庶氏除毒蠱，剪氏除蠹物，蝈氏去鼃黾，赤犮氏除牆壁狸蟲蠼螋之屬，壺涿氏除水蟲狐蜮之屬，則聖人之于微瑣，罔不緻慎。學者可不究夫實體而察其良毒乎？于是集小蟲之有功有害者，為蟲部，凡一百零六種，分為三類，曰卵生、曰化生、曰濕生。
李時珍認為，蟲具有“微”與“繁”兩個特點，故蟲與蟲可以通用。較之以往諸書，李氏提出蟲分三類，即卵生、化生、濕生，這點與以往諸分法完全不同，即不再僅按照蟲的形體劃分，而是按照蟲的繁殖方式進行再分類，并作“功害”之别。但此時期也有人不做細分，如徐炬将蟲部單設，開列六十二種。以上便是古代蟲的博物學意義，與此同時，蟲還與古人的身體發生關聯，成為解釋病因的重要論據之一。
古人相見，常會寒暄一句，“别來無恙”，這句問候語至今仍被廣泛使用。所謂的恙起初并非指病，而是指蟲，“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去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 ，恙也。常入人室屋，皇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也就是說，在逐水草而居的上古時期，古人通過互相詢問“無恙”來傳達對人身的關懷。先秦時期，趙威後曾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東晉顧恺之曾與殷仲堪踐行，詢問“人安穩，布帆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為恙。恙之字同或以為蟲，或以為獸，或謂無憂病。《廣幹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并取憂及獸。《廣韻》其義極明，于恙字下雲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于字下雲 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 與恙為二字合一之神異經誕矣。”
二、醫術與巫術之中的蟲
如果說肉眼可見的毒蟲很早開始便是古人解釋疾病的重要根據，那麼作為實體和概念的蟲則是古代宗教、醫學、巫術等領域解釋疾病的重要理論資源。中國古代即有蟲積脹、蟲入耳、蟲痫、蟲疰痢、蟲斑、蟲積、蟲瘕、蟲獸傷、蟲心痛、蟲病、蟲積腹痛、蟲疥、蟲獸螫傷、蟲牙痛、蟲病似痫、蟲積腹脹、蟲渴、蟲痛、蟲脹、蟲齒、蟲積經閉、蟲瘤、蟲吐、蟲痔等病名或病證名。此外還有大量以蟲字為偏旁部首且與疾病相關聯的漢字，如蟲與“痋”。
《說文·疒部》;“痋，動病也。從疒，蟲省音”，後經段玉裁注解，“痋即疼字”。
《神農本草經》：“白薇，味苦平，主暴中風身熱肢滿，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氣，寒熱酸痋，溫瘧洗洗，發作有時”。
《圖經衍義本草》:“犀角，味苦、酸、鹹，微寒，無毒，主百毒蟲痋，邪鬼瘴氣”。
《靈樞·上膈》:“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
最後一處顯然說的是寄生蟲病，古代對于寄生蟲病的集中論述很多，例如佛教有“八萬戶蟲”之說，道教持“三屍九蟲”之論。“三屍九蟲”源于道教醫學，認為人體與三屍九蟲相伴相生，“人之生也皆寄形于父母胞胎，飽味于五谷精氣，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屍九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也就是說，三屍九蟲記錄“宿主”的功過是非，并在庚申之日上達天聽，天帝據此生殺予奪。
道教醫學認為人體三屍分居上、中、下三個部位，分主命、食、色，“上屍名彭琚，在人頭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發落、口臭、面皺、齒落。中屍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髒，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噉食物命，或做夢寐倒亂。下屍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騷擾，五情湧動，淫邪不能自禁。”
一般将九蟲分為伏蟲、回蟲、白蟲、肉蟲、肺蟲、胃蟲、鬲蟲、赤蟲、蜣蟲。
“一曰伏蟲，長四寸；二曰白蟲，長一寸；四曰肉蟲，如爛李；五曰肺蟲，如蠶蟻；六曰胃蟲，若蝦蟇；七曰鬲蟲，如苽瓣；八曰赤蟲，如生蟲；九曰蜣蟲，色黑，身外有微蟲千萬，細如菜子，此群蟲之主。”
而且僅能通過“守庚申”“去三屍符”等方式除去。九蟲具有代際傳遞性，除胃蟲、回蟲、肉蟲外，其餘六類蟲在人體内均經六次繁衍，生有六代，每一代蟲導緻的症狀各異。
去三屍體符
實際上，道教醫學的這種觀點，也影響了古代中醫理論，巢元方認為，“人身内自有三屍諸蟲與人俱生，而此蟲忌血惡，能與鬼靈相通，常接引外邪，為人患害。”但他也認為三屍九蟲所引發的病征大同小異，并将其分為“五屍”，即沉屍、伏屍、陰屍、冷屍、寒屍、喪屍。若從病因角度來看，巢氏認為體内屍蟲與外邪相接是緻病的根源所在。然而，宋代的《聖濟總錄》則将“諸屍門”分為諸屍、遁屍、飛屍、屍注四類，認為，“唯此五屍之氣，變态多端，各各不同，大率皆令人沉沉默默，痛無常處，五屍之外，複有屍氣，雖各有證，然氣為病大同小異而已。”在這裡，屍蟲與屍氣均成為緻病因素之一。
以傳屍勞（結核病）為例，“傳屍冷勞者，脊骨中出白蟲，或出赤蟲，若骨蒸勞謫汗出，腰腳疼痛不遂，腳下出汗如膠漆，諸風氣水病，并服一粒茶，小兒無辜，可服半粒如前法，有蟲出鼻内，如線狀是效。”在此表述中，白蟲或赤蟲實際上成了病因所在，這也符合三屍九蟲的說法。就此病而言，氣與蟲之間可以互相轉化，“氣虛血痿最不可入勞瘵之門，吊喪問疾，衣服器用中皆能乘虛而染觸。間有婦人入患者之房，患人見之思想，則其勞氣随入染患，日久莫不化而為蟲。”也就說，古人認為勞氣可以化生為蟲，是以不僅要避肉眼所見之蟲，還要防由氣化生之蟲。
當然，以上均屬自然發生的蟲病，古代尚有大量關于蠱的記載，最早見于《周易》蠱卦，“蠱，巽下艮上，剛上而柔下，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單就此字而論，實為一卦名而已。稍晚見于《左傳》所載醫和之言，“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于文，皿蟲為蠱，谷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此處的蠱指涉因近女色而染上的疾病，且蟲與蠱之間的化生關系有了初步論述。其後《說文解字》釋蠱，“腹中蟲也”“中蟲者，謂腹内中蟲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結合字形來看，人體的腹部就像是一個器皿一樣，盛着自外而入的毒蟲。
隋代醫書載有“蠱毒”的制作方法，“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以器皿盛貯，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即謂之為蠱。便能變惑，随逐酒食，為人患禍。患禍于他，則蠱主吉利，是以不羁之徒而蓄事之。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者，得之卒重。凡中蠱病，多趨于死。以其毒害勢甚，故雲蠱毒。”是以，蓄意種蠱為律法所禁止，“造畜蠱毒，買賣毒藥，害人性命，各有常刑。”明代的王肯堂認為蠱毒應包括蛇毒、蜥蜴毒、蝦蟇毒、蜣毒、草毒等，“凡入蠱鄉，見人家門限屋梁絕無塵埃潔淨者，其家必畜蠱，當用心防之，如不得已吃其飲食，即潛地于初下箸時，收髒一片在手，盡吃不妨，少頃卻将手髒之物，埋于人行十字路下，則蠱反于本家作鬧，蠱主必反來求。”這種本文表述無疑增加了蠱毒的巫術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作于清末民初之際的《清稗類鈔》對“南方行蠱”一事有詳細表述，南方行蠱，始于蠻僮，蓋彼族狉榛成俗，不通文化。異方人之作客閩、粵者，往往迷途入洞，中蠱而死，漳、汀之間較盛”，蠱種類不一，名亦各異，“閩曰蠱鬼；粵曰藥鬼；粵西有藥思蠱，狀似竈雞蠱；滇蜀有金蠶蠱，又名食錦蠱。《五嶽遊草》載稻田蠱；《馮氏醫說》載魚蠱、雞蠱、鵝蠱、羊蠱、牛蠱、犬蠱、蜈蚣蠱、蜘蛛蠱、蜥蜴蠱、蜣蜋蠱、科鬥蠱、馬蝗蠱、艸蠱、小兒蟲等稱”。按照行蠱目的，可分為兩類：其一，男女之事，以蠱留人，“粵東之估，往贅粵西土州之寡婦，曰鬼妻，人弗娶也。估欲歸，必與要約，三年則下三年之蠱，五年則下五年之蠱，謂之定年藥。愆期，蠱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婦以藥解之，辄無恙。土州之婦，蓋以得粵東夫婿為榮”，故有諺語曰：廣西有一留人洞，廣東有一望夫山。其二，謀害商旅，圖财害命，“粵東諸山縣，人雜瑤蠻，亦往往下蠱。有挑生鬼者，能于權量間，出則使輕而少，入則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蠱主必敬事之”。投宿者常自帶甘草，以驗證是否有蠱。此外，滇中亦多蠱，既有藥成之蠱，也有自生之蠱，“其太史典試雲南，偶與監試某觀察言及，觀察曰：“此易見耳。”翼日，告曰：“蠱起矣。”太史出視之，如放煙火”近人餘雲岫認為，“蠱毒之事，實近神話，無物也。
動物毒固有能殺人者，然其發也速，過而不留。”從這個意義來說，蠱毒，一種作為巫術的蟲，亦是古人解釋緻病原因之一，且其神秘色彩形塑了古人不入蠱鄉的思想觀念。
事實上，除了蟲與人直接接觸引發病痛外，蟲與風、氣的結合亦是路徑之一。今天常見的簡體字“風”，事實上阻礙了我們思考古代蟲與風的關聯性。風的繁體字為“風”，中間實際為一蟲部，很多蟲字做偏旁和部首當位于字的内部或者下部時，常常在蟲字上部加上一橫或一撇，如蚩字中蟲上加一橫，風字中蟲上加一撇。單從字形上看，蟲居于風字之中，似乎傳達出八面之風，中必有蟲的訊息。查《說文解字》有雲，“風，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阊阖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此處八風呈現的是古人基于空間方位對“風”的認知，而對于蟲與風、氣的複雜關系，王充《論衡》有雲，“夫蟲，風氣所生，倉颉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于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谷，或食衆草。”此處蟲的含義以及蟲與風、氣的關系不言而喻，這種說法長久不衰，清代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和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亦延續此論。
總之，《山海經》中出現的蛇與蟲，其實是一個基于地理方位意義上的博物概念，蛇與蟲同置，也影響了蟲的形象建構。當蟲被置放在更為寬泛的博物體系下時，草木蟲魚鳥獸的分類與書寫顯得更有意義。當蟲與人身發生關聯時，蟲被賦予病因的含義，既有“别來無恙”式的日常問候，也有三屍九蟲傳變生病的複雜理論，更有蓄意施蠱的險惡之舉，蟲與氣之間也呈現出互化互生的醫學認知，是以蟲與氣、風并非互相攻讦的理論。古人對于疾病的了解是一個時空立體的概念，既有鬼神司命，也有六淫外邪，還有三屍九蟲，當然也與飲食起居密切相關。
在傳統醫學理論資源中，人與蟲是相伴相生的關系，以“三屍九蟲”說為代表，隻是當蟲與邪氣發生關系時候才會緻病。另外就是身外之蟲，既指博物學意義上的分類概念，也專指蠱毒或者由外侵入人體的毒蟲。總之，由蟲緻病是古人認識人身、疾病與環境三者關系的重要路徑。需要指出的是，當 19 世紀中後期細菌緻病說入華之後，細菌緻病說在同時期的西方也是剛剛起步，在晚清中國起初也是以一種“新知識”被譯介，這就涉及到“細菌”概念的生成問題。
當細菌緻病說被引介時，時人常從兩種路徑去了解顯微鏡下的“微生物”或者細菌，一是古代博物學中的草、木、蟲、魚、鳥、獸，“有滴水于玻璃，用顯微鏡照影壁上，見蠍蟲千百，遊走其中，滴醋亦然。蚤虱大于車輪，毫發粗于巨蟒，奇觀也！”一是古代醫學與巫術中的蟲，“最近西方醫學家之大功，在考得微蟲之為物，乃人生百病之源也。故多有其族類，設法豢養而徐察得殺之之法，以之療病，應手而愈。蓋何種病屬何種蟲，固為一定，而蟲之來源，或發于下等動物緻染入人身耳，如鼠疫是也。”前者是具體的，後者是抽象的，是以才會呈現出時人對 bacteria 的了解，第一反應是引入蟲的概念。
近人章太炎在其《菌說》一文中更是從蟲、蠱、菌等概念入手，進而闡發細菌緻病說。從這個意義上講，除了疫氣、鬼神、巫術等因素之外，古代由蟲緻病的理論資源為我們了解晚近時人緻疫觀提供了其他進路，這其中的曆史情節遠比我們想象的多元和複雜，須留待以後另撰專文讨論。
文獻來源：2016年第四期的《中醫藥文化》雜志
篇名：《中國古代因蟲緻病說述論》
作者：姬淩輝
長卿